统一对剿匪性质的认识

广西的剿匪在省委内部存在两种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剿匪是解放战争的继续，只有消灭土匪才能解放人民；另一种意见认为：剿匪是民主改革，只有待群众自己起来，才能得到解放。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上面的意见不统一，对部队的剿匪工作影响很大，在五〇年整年中剿匪的成绩都很小，土匪越剿越多。广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和我两人是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

一九五〇年大约是九月初，李、邱共同起草了一个向中南局、中南军区的报告。报告内容指出了广西省委对剿匪的态度右倾，要求中南局派要员来广西解决问题。李、邱拿着电稿去向省委书记报告，并要求他签发电报，他拒绝签发电报。后来，以李、邱个人的名义上报，并由李签发了电报。中南局看到李、邱的电报后，引起注意，并立即派陶铸代表中南局直接到广西检查工作。陶到广西不久，又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电文的主要内容是专门说的剿匪问题的。毛主席表扬了湘西的剿匪斗争做得好，全省土匪基本上消灭了；指出广东、广西的剿匪落后了，是「两只乌龟爬行」，牵住了全国的工作进程。这一下对省委震动很大，几乎不知所措了。

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体会议，对剿匪进行了总结。接着于十一月间，省委召开了地师级干部以上的省委扩大会议，叶剑英、陶铸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指令，并对广西剿匪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到会的极大多数人都指责省委对剿匪是执行了一条右倾的路线，致使剿匪一年了，土匪还是越剿越多。李天佑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发言的中心内容是把我们在剿匪的问题上同省委争论的问题都摆出来了，并且把那些问题提高到了路线的高度。这就使会议有了方向，对会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接着李天佑之后也发了言。我的发言，除了同意李的发言之外，并以大容山的例子来证明我的发言是完全正确的。我说，玉林东北大容山，是土匪巢穴之一，该处有匪数千人，我们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土匪消灭了，现在的大容山是真正的解放区，人民当家做主了。

叶剑英、陶铸在会上都讲了话。他们的讲话，没有公开批评省委执行了一条右倾路线，但他们又公开支持了李、邱的意见。他们说：「李天佑、邱会作同志的意见，是从实际斗争中来的，完全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对中央的方针、路线、政策讲得很清楚、透彻，形成了很大的力量。叶、陶代表中南局、华南分局宣布：广西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剿匪的路线，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限期消灭土匪，彻底解放人民！

一九五〇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剿匪作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中，我们主要抓了三个问题。这就是：1、军事上重点围剿，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同时解决问题；2、剿匪、反霸、收枪、镇压反革命四者密切结合起来；3、在剿匪斗争中发动群众与组建县政权，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有重点地建立民兵组织。这三个问题是完成剿匪任务的全过程。

在军区统一部署之下，全省划分为四个重点围剿区：梧州西北的大瑶山；玉林以西的六万大山；南宁的西南的十万大山：宾阳西北的上林山区。这四个区是同时进行的，这是我军执行剿匪任务以来，规模最大、给土匪打击最重和效果最好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剿匪作战。

例如，对六万大山的重点围剿，用了三个步兵团和四个分区的地方武装。对该区的围剿是成功的，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首先是布置三层包围。为了不使敌人过早发现我军意图，包围圈开始要大些，然后逐渐收缩。其次是政治攻势。包围圈缩小了，在包围圈之内又到处是战斗，此时就要进行政治瓦解。主要内容是要敌人选择自己的出路：交枪投降，抓匪首。同时还要动员老百姓暂离开包围圈，以免伤亡。

第三是火力攻击。对敌人的包围圈缩小到不大的情况下，则实行炮火的火力改击，攻击一阵子即停下来进行政治瓦解，此时，政治瓦解的效果很好，投降的很多，对死不投降的敌人则坚决歼灭。我军在六万大山消灭敌人万余人，打死和抓住匪首近千人。

第四是清匪、反霸、收枪、镇压反革命密切结合。这是对一个地区剿匪是否彻底的关键问题。当地的匪首恶霸，押回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决。土匪清出来了，枪支收完了，匪首恶霸处决了，人民也就真正解放了。

第五是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土匪真正消灭了，群众自然就有组织自己的政权的要求。在建立农村政权的时候，选择骨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权能否起作用的关键问题。在剿匪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是基层政权的依靠力量。

整个桂南的剿匪作战，大概用了两年稍多的时间才解决问题。我军消灭土匪将近二十万人，镇压了匪首恶霸约八万人。反动统治摧毁了，人民成了主人！

---

1 原文此处缺「时」。

2 原文此处为前引号，疑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