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军队的高级干部

反对彭德怀的斗争，重点在军队。林总、罗瑞卿是在反彭、黄斗争中上台的，在军队中有一大批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是旗帜鲜明地和彭德怀斗争的，如罗荣桓、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刘亚楼、萧华、杨成武、赖传珠等。我认为当时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既坚决，又防止了扩大化，会议是成功的，团结了大多数干部。虽然一时有些群情激愤，但积极分子大都是和彭有些过节的人。当时全国都在反右倾，军队批彭也正在风头上，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当时，批彭火药味比较浓的地方，还是刘少奇、邓小平、康生他们主持会议的时候，尤其是刘少奇对彭、黄的批判很严厉。刘少奇在大会上讲（大意）：彭德怀这个人手伸得特别长，还管地方上的事（指彭给主席写信提人民公社的事）。抗战时期，彭德怀长期与华中局搞对抗，把手都伸到华中来了（指黄克诚、彭雪枫）。刘少奇还挖苦彭德怀说：与其你反党还不如我反党。这时罗瑞卿插话说：你们都知道吧，三军团有大彭和小彭，大彭是彭德怀，小彭是彭雪枫。本来罗的话说到这里，事情也就为止了，但这里发生了一个插曲。罗瑞卿的话音刚落吴法宪就站起来说：「我要控诉，过草地时三军团杀了一军团的人！」罗瑞卿说：「那就是彭、黄搞的。」吴法宪的话是人人皆知的老话，但罗瑞卿的话一下惹火了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钟伟说（大意）：情况不是这样，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打仗，黄克诚被撤了职，不是他们搞的。我当时就是负责收容的，情况我知道，过草地时有个重伤员实在走不动了，他为防止敌人追上来暴露自己是红军就换了衣服，罗瑞卿同志却说他要叛变革命，要杀他。我说我负责收容，情况我清楚，我们的战友从江西走出来，现在负伤这么惨，我们要帮他一把。罗瑞卿同志坚持说他要叛变革命，并亲自杀了他。是你们杀的，怎么是三军团的人杀的呢？！钟伟的话使主持会议的罗瑞卿、萧华有些愕然，大为恼火。过了一会萧华带人把钟伟搞走了。

彭德怀下台以后，新的军委对高级干部一律实行稳定政策，林总、罗瑞卿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政策来掌握的。林总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新的军委对干部不能轻易变动，更不能随便调换。军队的团结、稳定最主要的是对高级干部的使用问题。高级干部一换，接着中级、下级干部都会换，这样军队就惴惴不安了。现在的高级领导干部有个别的是不称职的，有调换的必要，但也要在适当时期通盘考虑，适当安排。凡是调整了工作的干部，特别是本人有意见的，都要做好思想工作，做到被调整的人思想没有包袱。」林总讲话的精神得到了贯彻。除彭德怀外，被降职的只有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而且中央都安排了工作。其他人一律没有作组织处理。

实行稳定的政策，这里还可举一个例子，就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的人选问题，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一九六〇年去世后，本来李天佑同志最为适合，总政也几次提出继任人选，后来还是林总执意点名黄新廷担任。对此，罗瑞卿转达了林总的话说：「林总关于成都军区司令人选问题有指示，林总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军队是『合股』而成的。我们必须尊重这个历史，在实际工作中要考虑到历史的情况，只有领导对干部的使用情况做得好，才能把多股合成一股。成都军区司令员原是由二方面军的同志来担任的，这也是个象征，对该军区的司令继任人选就要注意到这种不成文的历史！」

新军委成立后，还有一个如何对待所谓「落后」干部的态度问题：总政的态度是杀一儆百；林、罗的态度是拉一把。对于这个问题，罗瑞卿在一次军委办公会议上有个重要的讲话，他说：今天的单子里（指讨论的议题）有对×××同志的处理问题。对总政提的处理意见，我是感到不安的。为此，我昨晚专门去同常委商量过，向他们请示。他们有重要指示，总的精神是对干部要看本质，要看大的表现，要看政治。对他们的缺点、甚至某些严重错误是要批评帮助的，但决不能打击，这是一条严格的界限。对干部采取打击的政策，领导上就一定犯错误。对今天提出的对×××处罚的议题我提议撤销，由总政重新审议。罗的这一讲话也算是一条准则，以后发生同样的事情依此照办，挽救了好几个人。我记得当时总政曾建议对×××（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给予纪律处分，说他们都有生活作风上的错误。还有一批高级干部如×××、×××、×××都是老「运动员」，他们都经常被「运动」的。经过罗瑞卿多方面做说服工作，保护了一些高级干部。罗对干部在政治上要求很严，对其他方面的一些缺点总是从爱护帮助的态度出发进行批评教育。我认为，罗的态度和做法，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贯的干部政策的。但是，「九一三」之后，罗重新上台后变化很大，打击干部很厉害，他又一次投靠邓小平，我认为这是他的悲剧。

总后在处理和彭德怀有关的同志的问题时，是按总政下发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进行的。总政当时的态度和办法都是严厉的，他们给总后定了两个重点人物，一个洪学智，一个苏焕清。最后军委决定撤消洪学智的职务，离开军队到吉林省任厅级干部。当时，他还住在总后原来的房子中，和我的家也只有十米之遥，我们从来没赶他。走之前他提出把他坐的吉姆车带走，我同意了并报告了罗瑞卿，罗瑞卿说：「（车）带走吧，带走吧。只要人快点走就行了。」他六〇年五月间才到吉林去，我和李聚奎政委及几个在职的领导还和他一起会餐，晚餐后我陪洪学智到每家去辞行。在审查期间，总政一直抓住洪的小辫子不放，上纲上线太高，洪不能接受，洪找到我，我帮他修改过检讨稿，在总政那里还是没通过，无奈之时，洪让我去登谭政主任的门，谭政听进去了我的话。洪吃大苦头是在文革，听说搞到农场劳改去了。

苏焕清是总后营房部部长，工作是比较踏实的。他是黄克诚和洪学智在新四军三师时的老部下，硬让他揭发黄在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员时的所谓「经济」问题，军事检察院的黄火星检察长负责审查苏焕清，苏焕清说没有，因为在东北军区他和黄克诚根本没有同时在一起工作过，总政犯了官僚主义。看来总政是有人想用所谓「经济」问题把黄克诚搞臭，在这个问题上说黄老不是的也不止吴法宪一人，最后只能一风吹，但总政还是示意降职使用，这是何道理？苏焕清解脱之后，我们立即恢复了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