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毛主席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会后，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对他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教育和帮助，罗瑞卿同志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受了委曲，多方为自己辩解。在传达了党中央上海会议情况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又揭发了罗瑞卿同志大量的严重的错误事实。为了彻底弄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小组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同志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由于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第二阶段的会议，只好又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同志的主要错误事实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同志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人敢再提个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同志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介绍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同志却嫌搞多了。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军委的文件，编成教材，作为干部、战士的必修课，罗瑞卿同志却借口发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了，不准印发。林彪同志指示，要在民兵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罗瑞卿同志还指责歌舞剧《水兵的光荣》中，唱「敬爱的毛主席」太多了，说要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不要单独地唱。

罗瑞卿同志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一再教导，人民内部也有阶级矛盾，罗瑞卿同志却胡说，「农民有一部分自发势力，想搞单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同志指示，军队内部也有阶级斗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我们军队本身不存在阶级矛盾，但是存在立场要坚定，阶级觉悟要提高，要抵抗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侵蚀，以及对政治问题要有辩证的分析方法等问题。」

罗瑞卿同志当公安部长的时候，就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刚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罗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却大搞什么「十无运动」，限期做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等等。并且把苏修的东西搬来作论据，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问题，主要是外部原因了。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这种搞法虽然受到党中央多次批评，但是他仍然坚持错误。他不仅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接着又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他就公然说过，「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专政的工具也是如此。」「现在反革命更少了，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的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在开始消亡。」党中央、毛主席反复强调公安工作一定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罗瑞卿同志却强调垂直领导，搞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搞苏联「格伯乌」那一套。

罗瑞卿同志在新疆地区反对苏修颠覆活动的斗争问题上，违背和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和指示。他诬蔑我们在中苏边境上「制造人为的紧张」，对中苏边境的纠纷为苏修开脱罪责，说什么「不能说多数是他们挑起的，要作具体分析」。一九六二年五月，新疆伊犁自治州的暴乱事件，明明是苏修策划和组织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却极力为苏修开脱，只轻描淡写地说，「我看与他们的领事馆有点关系」，接着他又别有用心地说，「不晓得这笔历史怎么写法」。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擅自宣布边境地区的五类分子不要内迁，责备新疆军区在中苏边境「制造无人区」。他还胡说，「现代修正主义攻击我们在进行民族迫害，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罗瑞卿同志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罗瑞卿同志却阻挠和反对建设地方武装，忽视民兵工作。

罗瑞卿同志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〇年就明确指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指示，既不传达，也不布置执行，竟然拖了近五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两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拨出××个师给沿海各省，并且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罗瑞卿同志这时才被迫布置。但是，他在布置时却提出，「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分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武装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结果，毛主席的指示，还是被他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贺龙、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在四清运动中要自始至终地抓民兵工作，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要做民兵工作。罗瑞卿同志却一再反对，说四清运动中的民兵工作「只在建设阶段抓一下就行了」，并且规定，「军队干部下去参加社教工作不要外赋予搞民兵的任务」。

罗瑞卿同志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调。近几年来，毛主席多次指示，民兵工作的三落实，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罗瑞卿同志却狂妄地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他反复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如果政治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被坏人夺去了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就越会干坏事。」「要把关系搞清楚」。罗瑞卿同志在这里好像是很强调政治，实际上是用诡辩论否定毛主席首先要把民兵组织起来的重要指示。同时，罗瑞卿同志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统统给冲垮了。

罗瑞卿同志还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毛主席历来教导，文艺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是艺术标准，首先要解决文艺的政治方向问题。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上」。刘少奇同志也说，文艺战线的问题「是文艺方向、性质问题。是搞封建的资产阶级的1修正主义文艺？还是搞社会主义的文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罗瑞卿同志却在部队文艺队伍中多次强调，部队的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要突出艺术。他胡说什么，「光搞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东西，就会显得太单调、太枯燥」，「我们军队有些文艺作品，比较生硬，艺术加工很不讲究，使人看了很枯燥。我不主张这样。不然还有什么艺术？光读毛选就行了」。

罗瑞卿同志公然修正毛主席关于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理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说什么「我们部队不要提先进、后进，不要提后进战士」，「后进战士这种概念可以取消」，「我们军队中，只要有党员、团员、五好战士、英雄模范、革命军人这些名称就行了」。

罗瑞卿同志还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还向别人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开毛主席。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没有要他陪同，到成都开会毛主席没有让他一道坐飞机去，他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这证明他对毛主席怀恨在心是由来已久的。

罗瑞卿同志这样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就是反对、敌视和攻击无产阶级的政治，力图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罗瑞卿同志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是他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大暴露，是他力图把我们的军队，拉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轨道的阴谋的大暴露，是他力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阴谋的大暴露。

一九六四年一月，罗瑞卿同志没有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和军委训练研究委员会，也没有请示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和军委常委，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还先后十三次到各地督战。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个人擅自决定的。

大比武是比军事，比技术，是提倡军事第一，技术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四个第一，否定了军委决定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工作的方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为了在比武中争第一，拼凑尖子、弄虚作假的现象非常普遍，单纯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的倾向大为发展，严重地败坏了部队的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严重地影响了内部的团结。由于大比武，部队中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歪风邪气上升，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为了比武，不少单位选拨干部和发展党、团员重技术、轻政治，有些单位排挤工农干部，把政治思想质量好但技术稍差的干部撤换了不少，完全达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大比武也冲击了正常的军事训练，练为看，不是练为战，搞了一套形式主义、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实战要求。比武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训练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冲击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影响了生产，脱离了群众，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发生了许多事故。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一贯的建军思想、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当时部队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比武的错误。对于这个指示，罗瑞卿同志不仅不执行，反而千方百计地反对、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内，他对林彪同志指示的内容反复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阉割其革命精神，塞进了许多私货。一九六五年初，他在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和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以及后来多次到部队、院校的讲话中，他都意图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并且恶毒地进行煽动。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罗瑞卿同志在高等军事学院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结束时的讲话中，公然煽动大家说，对于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赞成的回去以后写信来。」他到处别有用心地讲，对于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正确的」、「全面的」、「辩证的」理解。他还说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大比武的成续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不要泼冷水。他到处散布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谬论，极端反对毛主席关于政治领导军事的基本论点，而强调单纯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反对所谓「空头政治家」。说什么「政治搞不好别的就搞不好。但是，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一定要正确理解林总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我们训练就是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等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之后，马上又遭到罗瑞卿同志的反对和歪曲。罗瑞卿同志反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还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这一条，说成是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几条放到次要的位置。军委已经决定把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的方针，他却别有用心地强调主要是解决方法问题，说什么「不解决方法问题再好的方针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项原则是「瞎说一通」。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说过的罗瑞卿同志个人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无运动」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严重的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都是严重的错误。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曾多次明确指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党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罗瑞卿同志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竟然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私自指示福州军区，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

一九六一年一月，昆明军区部队进剿蒋残匪的作战没有打好。战役结束后，根据周恩来同志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军委决定由张爱萍、王尚荣同志组织检查组去昆明军区进行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王尚荣同志路过重庆，特地把周恩来同志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向罗瑞卿同志汇报并请他指示。他还没有听完就大发脾气，暴跳如雷，说什么「总理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所了解的与实际情况距离很大，这次打仗的部署是我确定的，部署上没有什么不周密的地方，我回去向他们说一下。」还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最后，他交代检查组不准把周恩来同志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向正在昆明的张爱萍同志和昆明军区领导同志传达。后来，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同他谈话时，罗瑞卿同志又扯谎抵赖。

罗瑞卿同志对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往往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发脾气，顶回去。如一九六四年拟制的××协同作战计划，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同志都没有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又如一九六二年五月，军委常委开会讨论了中印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大家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最好调一个部队到中印边境西段去，同时军事工业对常规武器的生产应该加强，使常规武器、弹药，能增加一些储备。会议上常委同志要雷英夫同志向罗瑞卿同志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请他考虑决定。他听了汇报后就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

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等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都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罗瑞卿同志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一九六二年底，他在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竟狂妄宣布，「新军委成立后，中央、军委、林总对国防工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贺总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的十七条经验教训，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部分或大部分正确的，加以修改；不正确的，取消。」他否定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们的原子弹、导弹出来以后，还狂妄地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数据到数据，从设计到设计，一事无成」。

林彪、邓小平、聂荣臻同志，不同意罗瑞卿同志提出的在国防工业中马上取消军代表制度的主张，多次指出，「军代表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罗瑞卿同志却狂妄地说，「军代表制度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的表现」，「有人说取消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罗瑞卿同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就有很多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军队系统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部直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公安部建制。受到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批评。以后，他又积极地扩大公安部队，并且企图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垂直领导系统，竭力扩展自己的权力。

罗瑞卿同志还利用各种机会，当着下级干部的面，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委领导同志的威信。他对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同志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都曾妄加言论和攻击诽谤。

罗瑞卿同志身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很少认真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党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自己的东西。罗瑞卿同志还对党中央，对军委，特别是对林彪同志，实行封锁。林彪同志自一九六一年以来，曾对他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希望他通气。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确指示，今后军队六级（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罗瑞卿同志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诉、打击。

罗瑞卿同志是个典型的「一言堂」，极端不民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许多重大问题，他不经过军委常委，不经过军委办公会议，不经过总参、总政，常常是个人批示决定。即使是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上决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随便推翻，任意改变。军委办公会议经常是他一个人讲话，别人发言，常常被他拦腰打断顶回去，不让人家把话说完，甚至讽刺挖苦，恶语伤人。军委常委开会，也是他讲的多，军委各位副主席的讲话也常常被他插断。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听不得半句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给他提了意见，他就长期怀恨在心，寻机打击报复。

第四，质量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罗瑞卿同志个人突出，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称王称霸。他想尽一切办法争名誉，争地位，出风头，不择手段地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他特别热衷于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极力为自己争版面，争头条，争画面，争镜头。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常常抢先发言表态，把自己打扮成党和国家的权威发言人的样子。

罗瑞卿同志是最会投机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同志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己有，并乘机搞起全军大比武，推行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再如，罗瑞卿同志还把自己装扮成反彭、黄的英雄，到处说自己是受害者，说延安整风时他批评了彭德怀，彭恨死了他。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野政2工作时，跟彭德怀是跟得很紧的。延安整风时，他看到彭德怀受到批判，就转过来批判彭德怀。解放战争时期打太原时，他看到彭德怀又担负了重要职务，到太原前线来了，于是又靠上去。当时，彭表示对延安整风受批判不满，罗接着向彭说，「我也觉得对你的批判是过火了。」一九五三年彭、高、饶联盟反党时，他又陷了进去。这说明罗瑞卿同志是个很典型的投机分子。

罗瑞卿同志在军委工作这几年，一直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从来没有到基层去作过调查研究，也不愿意听取人家汇报。他在工作上极端不负责任，严重失职。他却装成最忙的样子，并且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实，他忙的是捞取政治资本，搞阴谋活动，忙的是吃喝玩乐，甚至在作战或备战最紧张的时候，他还照常去看戏、跳舞、钓鱼、游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糜烂透顶的。

罗瑞卿同志虽然入党已经几十年，但是他的剥削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

罗瑞卿同志对于培养和教育了他几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于革命的同志和战友，毫无革命的阶级感情，冷酷无情视若仇敌。

罗瑞卿同志对待他的公务员段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亲属的态度，完全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段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雇农出身的烈士子弟，他在罗处工作十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照顾罗的生活，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但罗对他百般虐待，有如奴隶。相反，罗对于他的地主家庭是很有感情，甚至把有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岳父，窝藏供养起来，成为反动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同志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探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地处理问题，不需要经常向林总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就要靠罗瑞卿同志指挥了。这件事情经过查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同志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同志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日，即人大会后，罗瑞卿同志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同志对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同志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同志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同志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同志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还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刘亚楼同志提出后，叶群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向林彪同志讲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说要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都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罗瑞卿同志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同志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党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瑞卿同志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党中央常委其它同志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同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瑞卿同志是非常清楚的。罗瑞卿同志在这里是玩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个军区同志的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同志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些话，汪东兴同志也没有对罗讲过这些话。林彪同志所提出的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同志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病危的时候，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同志的妻子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即在××会议期间，林彪同志连续批评了罗瑞卿同志之后，罗瑞卿同志还和梁必业同志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同志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的批评后，虽然他表面上也作过一点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恶毒地进行造谣、诬蔑和攻击。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训斥。有时他也搞一点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拨和诽谤。

罗瑞卿同志不仅阴谋篡夺军队的大权，他还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伸手。本来他是管军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权越位，常常以个人名义，以命令口气，向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国务院的副总理、各中央局、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批过大量文件，许多事情他不经调查研究，乱加批评职责和瞎指挥。这种事例很多。

罗瑞卿同志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同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同志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林彪同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是打着红旗造反，是一颗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这次小组会议，大家根据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并且一再说明允许他申辩，允许他保留不同意见，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但是，他不但毫无悔罪认错之意，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抗拒和威胁。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中，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戴了几项空帽子，但是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千方百计进行狡辩和抵赖，并且安下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和准备日后翻案。他的检讨引起到会同志极大愤慨，当场受到许多同志批驳。之后，他又以来不及作检讨为借口，要求先行散会，大家回去工作，待他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开会。此计不成，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楼「自杀」向党进行要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走上了叛党的道路。他在跳楼前写下的「遗书」，是向党进攻、向会议反扑的毒箭。在「遗书」中他连前几天承认了的一点点错误也全部推翻了。

会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阶级、历史和思想根源的。罗瑞卿同志出身于地主家庭，入党三十多年来，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他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虽然走过来了，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同党的距离越来越大，终于以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面目站了出来，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充当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在各个革命时期，罗瑞卿同志曾犯过许多错误。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跟着王明路线跑的。在一、三军团的关系和对待四方面军的干部问题上，搞宗派主义，破坏团结。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搞百团大战、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是积极支持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彭德怀达背党中央的政策，擅自发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训令，也是他起草的，建国以后，彭、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他也是陷进去了的。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对他做过多次批评教育。一九六一年以来，林彪同志以最大的耐心，对他的错误反复多次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向他提出严肃的警告。但是，他还是阳奉阴达，拒不改正错误，终于在近两年恶性发作，来了个大暴露。罗瑞卿同志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了追逐个人的名利权位，他不择手段，做了各种坏事，直到公开向党伸手。结果就全部剥落了自己的伪装，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及时地察觉了罗瑞卿同志的菓军反党阴谋，断然地探取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继中央上海会议之后，又召开了这次小组会议，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粉碎了他的篡军反党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证明了我们的军队是党的无比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几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军队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有抵制的。出了一个反党分子罗瑞卿，丝毫也无损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到会同志一致深信，在粉碎了罗瑞卿同志的篡军反党阴谋之后，坏事将变为好事，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会议根据罗瑞卿同志的严重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实，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撤销罗瑞卿同志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第二，撤消罗瑞卿同志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第三，撤销罗瑞卿同志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第四，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第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主要发言，以及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传达到适当的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同志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探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同志待机翻案作种种准备。彭真同志实际上是同罗瑞卿同志站在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一个立场上。有关事实，由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批示。

中央工作小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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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此处为「地」。

2 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