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行反击战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杨成武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看一个文件。我到之时，李天焕等好几个人早在他家里的一楼客厅闲谈，谈得很热闹。

我刚坐下，杨就说：「老邱，要进行反击战了。另外，还要祝贺你得了大奖！」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杨笑着说：「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大家哄堂大笑起来了。

李天焕插话：「刚才，杨总长（李称呼杨的职务向来不加『代』字）说，反击战就是毛主席决定，要反击他们正在领导进行的文化革命。杨总长还带回来毛主席对你的报告的指示。」（指毛主席在林总转送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后来称「五七指示」。）

我正在看「五七指示」时，杨成武以高兴的心情谈了他参加杭州会议的情况与讨论的内容。

杨成武说：「前几天，我同康生乘专机去杭州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怎么把我也扩大进去了，我开始也不知道。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我去请示林总，他说你去吧，我是代替林副主席去的。会上把罗又批了一通，我向主席报告说要发言，主席说你听听别人的发言。会上大家群情激愤，毛主席在会上还做了重要指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

对毛主席指示，杨说了三点：

第一点，毛主席说：「他们（指彭真等）迫不及待地搞一个《汇报提纲》，是没有什么事可做吗？不是的，我交代的好多事都没有人办，连怎样做的意见，都没有提出来。是我官僚主义太多吗？并不完全是，我官僚主义也有就是了。我们应当仔细观察。我不同意整左派。」

第二点，毛主席说：「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两个中央。我离开北京到外地时，常委议了两条，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有什么意见会向北京提出来，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第三点，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总要有个办法吧。跟着他们走，也是办法，但大家又不愿意，就只好唱对台戏了。」

另外，杨成武还说了杭州会议一些细节。例如，文化革命的名称都议论了好久，才定下来的。陈伯达提出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席说伯达提得好，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杨谈话至此，我也吹了杨几句：「杨代总长是中央要人了，可以同毛主席一起议事了。『反击战』一词用到政治斗争上来，也合适，表达力很强。」

李天焕说：「总长同统帅的关系，早就是同桌办公了。在我军高级干部的心目中，早已明确：杨总长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

杨成武面带笑容，声音很大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嘛。百年之后，林副主席的事业，总要有人继承的！」

很显然，杨成武内心是高兴地承认了他自己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这里顺便说一句：杨这个人不爱说笑话，嘴巴里脏字很少，但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他在同人们的接触中，特别是同高级干部的接触，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自我介绍，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样器重、培养、信任自己，常常委以重任。「泸定桥」、「腊子口」经常挂在嘴上。

我们正在谈得热闹时，叶群来了。她是来看望杨成武和来取「五七指示」的。

叶群来到之后，首先亲热地拉住杨成武的手说：「我来时，『一〇一』交代，要告诉成武：他这个时候做了很多大工作，很累，要好好休息两三天。我感激他，代我到杭州去参加中央常委会。我得到了休息，他倒是很累的。」

杨成武接着说：「我一定听『一〇一』的话，我感到能够为『一〇一』办事，是非常非常光荣的。我等一会就去看林副主席。」

杨、叶互相间的谈话，使我感到，林、杨、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亲密无间，而且有很温暖的人情味。

叶群看完毛主席的批示全文之后，接着说了一段很长的话，她说：「我看了毛主席的批示，不敢用任何字眼来评价，只有认真学习。主席对一个部门的报告做这样的批示，以我知道，解放以来是第一个。主席的批示，对军队，特别是对总后，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邱部长的工作做得好，向你祝贺！」

我立即说：「林总领导得好。军委领导得好！」

这次在杨成武家谈话，受益不小。大约谈了三个小时，大家才高兴地散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在京西宾馆黄永胜的住房里，两人有不短时间的谈话，我是去看黄永胜，然后在那里静听的。

陶铸以自己特有的风度，直接了当地说：「现在，我们党内不是一个中央……，毛主席说过几次，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前一段，主席还谈到两头蛇的问题。主席说：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是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有好受的吗？……」陶铸临走时，同黄永胜说：「要带口罩，不要感冒了。感冒了，闻不出气味，就会上错了门。」

六六年罗瑞卿的会结束后，有一次叶帅在京西宾馆他的宿舍闲谈的时候，叶帅也转述了毛主席说的两头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