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的矛盾

林彪讲话的时候，不仅没有稿子，提纲也是东一张、西一张。他的讲话近四个小时，毛主席坐在林总旁边一直听到底，他听得很入神。全场鸦雀无声，都在用心听讲。唯有江青听得不耐烦，她一直吊着一张脸子，很显然是心里有气。因为林彪讲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问题占了她的「地盘」。江青是在向林彪出气的。

听完林彪讲话之后，我们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黄、吴、李、邱等）回到京西宾馆吃晚饭，准备晚上还要集体办公。我们没有料到，江青在后面也跟着到京西宾馆来了，江青进门坐下之后即说：「这样大的事（指林彪的讲话）也不事先商量一下。根本不是那样一回事嘛。」

黄、吴大体上知道江青发的什么火，但他们有意装作不知道，不把事情挑明。为了防止江青找黄、吴谈林总讲话的问题，吃了晚饭之后，还特意请她看电影。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没有得到林总许可之前，黄、吴也是不敢向江青表态的。

江青对林彪早就有意见了。据事后黄说：十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对林彪主要有三个意见。一是，陈伯达当着江青、叶群的面说过两三次，他要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是林总采取不理政策，根本不表态也从来不提及这个问题。二是，江青已经下了决心要搞掉杨成武，林彪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有决定权。」把江青当面顶回去了，让她好不恼火。三是，在十二中全会前，江青直接向林彪提过：「十二中全会要考虑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林彪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大事都要毛主席定，我们不议。」江青提这样的问题，很显然她是想在九大之前就当上中央委员。江青跟各地说：「八届五中全会就补过中央委员。」江青在十二中全会之后不几天，对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三人发了一次很大的火。她说：「轿夫并不是好当的，今后不当了！」她说当轿夫的意思，就是过去吹捧过林彪，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今后就不吹了。其实，江青是完全不识时务的，林彪根本不需要江青抬什么轿子。

当林彪知道江青对他的讲话（关于文艺复兴问题）有意见时，林彪就讲过：「我就是要她有意见的。要不然，她总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后来，江青看到对林彪的讲话做不出什么文章，她又向林彪讨好说：「文艺是专门问题，不容易讲好。」

林彪、江青的矛盾，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但当时都处于「心照不宣」的心态。当面都是客客气气的，背后各自都有主意。江青能够难为到林彪的事不多，顶多她能控制一个上海。林彪本来很喜欢上海，过去经常在上海休息。文化大革命后就不到上海去了，宁愿在苏州，在北戴河休养也不到上海去。林彪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全国都在放录音，江青则下令上海播放样板戏，不准放林彪的讲话录音。有一次我同王洪文开玩笑说：「你们上海人不喜欢听汉戏吧？」（指湖北人、林彪讲话之意），他当时没有听懂。以后他就听懂了，为了此事，王专门向我解释说：「对放林副主席讲话录音之事，我们在干部中放了，没有在群众中放。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我们是存在困难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以后又说：「他们几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插话说：「他们几个是上海帮。」从此之后，我们在背后根本不叫他们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帮。可悲的是，宗派的帽子，林彪没有给江青一伙扣上，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反被主席给我们扣上了。

林彪同江青的矛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知道的人的圈子很小，严格局限在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几个人之内，其余的人是绝对不能知道的。以后，除了上述人之外，陈伯达、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也参加进去了。我还担任了向周总理汇报的「联络员」。九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康、江，张、姚等是上海派之外，其余的都站在林彪一边，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不参加政治局办公，但有发表意见的机会，都是说话公道的。毛主席以前高高在上，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真正知道毛是支持江青一伙，维护文革，打击林彪。毛主席实在是公心不够。

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军队同中央文革就有一定的矛盾，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后，这个矛盾就突出来了。不少人知道中央内部存在的矛盾，实质上就是林彪、江青的矛盾，总理和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林彪。

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的独立王国就形成了。江青一伙死死霸住上海不放不让别人沾手，国务院各部门对上海都畏惧三分，就连我分管的国防工业，在处理上海国防工业的事情时，也感有几分棘手。例如，中央部门有事只能同上海的有关部门打交道，不能同工厂直接打交道。上海三个师的警备部队，都是上海自己掌控的，南京军区很难插手，真正实现了张春桥的指示「上海的事，上海自己办」的方针。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林彪讲话之后，张春桥吓得差点尿裤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见到军委办事组的人就说：「我们同军队的关系，上海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张春桥说的一句老实话。

由于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周恩来对她又有抬举，加上江青自己的霸道作风等，她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造反派中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同周恩来平起平坐了。以我的看法，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由于她和主席的特殊关系，就没有不尊敬江青，不买江青账的。即便是假的，也要买账的。江青也特别需要别人看到她同毛主席的亲密关系。在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她想尽办法要走的同毛主席近一点。发表照片时，总是选择她与毛主席的特殊镜头。在文艺晚会上，江青总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不能如愿，她有时就去用毛巾给毛主席擦鼻涕，整整衣服等。江青这些做法都是迷惑别人的手段。

十二中全会时，有一次会间休息，我和黄永胜在闲谈，胡耀邦同志走过来，他和我们都很熟悉。他对黄永胜说，能不能搭个桥，他想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黄这个人说话很直，说我帮你给总理搭桥可以，江青这个桥我搭不上。胡听后有些尴尬，我这时倒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江青同志天天大摇大摆地走，你就迎上去和她说话，她现在很『联系群众』。」耀邦说：「对，迎迎她。」后来他见到了江青，说很高兴很激动。所以说，面对江青，不论真假，当时是要买她账的，因为江青的后面有毛主席。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温玉成副总长投向江青的问题。温玉成本来是黄永胜的器重的人，他能到总参任副总长，也是黄永胜建议，林彪点头，否则是决不会有如此「官运」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还能迷惑他，确实是不简单。

他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并且也就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打小报告。前一张通行证起的作用不很大，因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控制之下的御林军。后一张起到特别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报告特别多。例如，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对中央文革和对造反派不满的问题；他无中生有的向江青报告了叶剑英汽车上装有特别电话，并有侦听作用；报告聂荣臻在西山大兴土木扩建自己的宿舍；报告邱会作支持清华「四一四」派反对中央文革等等（我的儿子在清华读书，但「四一四」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江青看到他有特殊的作用，于是，就直接向毛主席建议：温玉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这样，温玉成的官运也到了「宝塔尖上」。温玉成的问题出来以后，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一伙的联系，连他的家人在北京住都不行，全家都送到成都去了。

林彪敢反江青也是很为难的事情，毕竟有主席的关系在那里，对江青的错误，小事情也忍了，但原则问题林彪就不让。林、江之间矛盾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保卫军队不乱的问题。其他问题，林总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总起来的说，林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触怒了江青，引起了很多的问题。林彪、江青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问题，在后面还会多次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