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天霹雳

会议正在进行时，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突然发生了变化。会议由「盖橡皮图章」变为「盖冤案图章」了。后来，竟捏造事实说，什么庐山会议期间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林彪搞了什么未遂的「阴谋政变」。我亦被列入该集团成员之一。但我参加了什么政变？过去十几年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因为这是捏造出来的，除了捏造者本人知道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

二十五日下午，我继续去参加小组会。临走时，秘书对我说：「皮包里，放有华北组的简报，到会场上可以先看一下。」

到了会场之后，我就把包里的华北组简报拿出来了。我边看，内心边发笑。华北组的简报写得实在好！他们的小组会，真是「炮火连天」。原来反对中央文革的竟大有人在，这是我过去所不十分知道的。

这时，各小组的发言已经远远超出讨论林彪的讲话，整个会议已经形成一种势，即反对江青这些人，甚至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势」，情绪相当大，这种「势」触痛了毛主席。虽然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个共识：毛主席搞文革是继续革命，只因为江青一伙的破坏，对老干部无情打击，才使众多老干部遭殃，文革才乱成这个样子。事实证明这种看法也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主席的方针，江青是执行主席方针的。

我准备提议，在小组会宣读华北组的简报。但我抬头一看，康生没有来，小组召集人冼恒汉也没有来。我立即想到，毛主席那里是不是开什么会？因此，我多了一个心，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来了。「祸从口出」的谚语，这次对我真起了作用。

各小组的讨论情况，毛主席肯定是知道的。当时，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个大军区司令员也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信，坚决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许世友还直接了当地点了张春桥的名，并提议要把他们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尤其是华北组的六号简报，火药味十足，并以汪东兴的讲话为主。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时间早于许世友等人，他在发言中，不仅坚决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提出要揪人。汪东兴还说：「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对问题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大家都明白了，「不点名」点的是谁了。汪东兴的话实在是太露骨太有份量了。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毛主席在山上的住处召开了中央常委会（各组有一个召集人列席会议）。会上毛主席决定，收回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的简报），各小组停止开会。毛主席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庐山会议的转折点，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一伙的熊熊战火开始被毛主席熄灭。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西北小组的召集人冼恒汉，参加了中央常委会回来说：「毛主席决定小组会暂停，以后怎么开会，待通知。」

下午五时，各组都宣布暂停开小组会。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大家都不清楚。这对全会的极大多数人是一瓢凉水，浇得大家昏头转向；可中央文革这些人兴奋极了！参加会议的人在林总讲话之后的情绪和停止开小组会时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一种情绪，多数人兴高采烈，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惶恐不安，忧虑重重：后一种情绪，多数人垂头丧气，中央文革少数几个人兴高采烈。

下午五时，我从西北小组会场回来后，对庐山会议二十多个小时（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起）以来，发生两次突然变化完全想不通。我同李作鹏商量，必须再次严肃问一下吴胖子，问他究竟知不知道林总要在开幕式上讲话。如果他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讲话，又不同我们打个招呼就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幕，那样，叶群、汪东兴、吴法宪他们就是一伙了，我们就不是林总最信任的人了，汪东兴在会上讲话那么露骨，究竟原因何在？如果吴真的不知道，就是过去斗争的继续。

晚上，我们一起到吴法宪住处去了。对上述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了吴法宪，他有点莫名其妙。吴法宪说：「我真不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提出张春桥的问题。如果我知道，以前不跟你们说，现在再不讲实话就不行了吧。要是我知道林总要反张春桥不跟你们说，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可以给你们立个字据，连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担保之内。」他说得很诚恳。

我们认为吴法宪的话是诚实的，我们相信了他的话，也就放心了。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回忆准备开二中全会以来的一些主要问题。

我们经过仔细回忆，想起的主要问题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关于在宪法上写毛主席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问题，关于搞「天才」论的语录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即使有错误也是思想认识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经过回忆之后，我们自己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也没有担心的必要！

我们一致认为，当前还看不出毛主席对林总的讲话采取什么态度，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们担心的是，今后江青、康生、张春桥这些人，在中央政治局会更神气，甚至可能从九大以后的政治局集体办公退步到中央文革时期那样的程度；这些人不懂又爱管，把该办的事搞得一塌糊涂，总理又那么「顾全大局」。如果庐山这样转向的话，林总讲话权威性会不如过去，甚至有针对江青的话也会不便说出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充分的认识，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江青不把总理放在眼里，今后也不会把林总放在眼里，对我们就更不在话下了。

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当时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这时，汪东兴，叶群前后来了电话。

汪东兴这个人，九大以后经常给办事组打电话，有机会就往办事组跑，跟叶群就更紧密了。上了庐山以后，他天天给吴法宪打电话，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况下由吴再转告我们。汪东兴说：「看到全会上各组的气氛，他们真害怕了。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江青并不知道下午三时中央开常委会，她是带着张、姚去向毛主席告状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们表面上是对着春桥和我，实际上是对着你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汪东兴接着幸灾乐祸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毛主席对他们说：『对开会的事，中央就要开常委会讨论了。』」汪东兴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开会也是主席让大家给他们一条生路。」汪东兴还专门说：「主席已采取措施，今后我们暂停电话联系，你们之间也少打电话，有话当面说。」汪东兴还说：「许世友来开会时，主席说：『我不能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担任国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手去给许摸），我每天能睡着觉的时间很少。我不能担任国家主席那个职务。国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轻人担任都可以。你许世友也可以，你许世友担任国家主席就足足有余。』许世友说：『我听毛主席的话，我再不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了。』主席笑着说：有希望！只要对你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余的人就没有不通的。」

但是，毛泽东听进了江青告状和求援的话，听信了江青的话！主席是反对「天才论」的，还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还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以后，项目组从吴法宪嘴里压出了「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假话，毛主席又把「设国家主席」杜撰为我们反党的政治纲领，「天才论」是我们的理论纲领，事情越搞越假，越搞越乱。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主席真正的心病在哪里呢？一个是林彪因不满中央文革在会上不指名地点了张春桥，那么多人都拥护林彪的讲话，林在会上的威信，使毛主席难以接受；另一个就是除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外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会上提出揪人揪张春桥。主席很自然会把反对张春桥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和毛泽东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主席后来不是讲过，他一生干过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一件。因此，反对文化大革命，对主席来说是一件要命的大事。这样，林彪在大会上不点名地点了张春桥一事，就显得严重了。

接着，叶群也来了电话，她说：下午三时，林总去开常委会。她想到林总去开常委会，必须追上林总去叮嘱几句。叶群在毛主席住所门口不远的地方追上了林彪的车。叶群向林总说：「今天，如果有什么很麻烦的事，一定要保汪东兴！」叶群驱车赶林总时几乎翻了车，但她赶上了林总，对发生过的惊险也就不在意了。不过，叶群下车下得急，一下车腿一软就坐了一个「屁股蹲」，受了伤，以后几天开会，她都垫个小游泳圈在屁股下面。

二十五日晚上，政治局开会，扩大到各小组的召集人，会议由总理主持，这时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又来了，因为主席的决心还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对林彪的态度还不知道，总理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也不高兴。我当时就隐隐感觉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边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后的一切都是对着林彪来的。总理在会上说：「会议的日程做一些调整，根据主席的指示，休会两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还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去游一游，换换空气。」

散会以后，吴法宪要到林总那去，我们劝他不要去，他还是坚持要去，为了等消息方便，我们就坐在吴胖子住处等，不久他就回来了，吴说：「我去时林总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主席召集开常委会，各大组的负责人也到了，林总说主席对会议不高兴，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并说以后不要再提天才了，国家主席他不当。林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同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陈伯达身上发生的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毛主席宣布停止小组会后，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大家可以自由活动，有的人在家里看会议相关的文件，有的去游庐山，晚上还安排看电影。实际上，主席自己忙乎得很，天天找人谈话；江青他们也忙乎得很，而且打着主席的旗号，拉拢人心。我们几个则没有给任何干部谈过话。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吴法宪通知我到总理的住处开会，这个会除吴、李和我之外，还有康生、汪东兴参加。总理说：「按主席指示，召集你们来谈一谈，把有些情况搞搞清楚。」

总理的话音一落，康生就气势汹汹得对汪东兴说：「你汪东兴所在的华北组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1你汪东兴戴上，你敢做不敢当，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在华北组起哄！」汪东兴没有看康生，没有吭声，也没有低头折服的样子。这下康生更火了，扯着嗓门说：「你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跟着你起哄！吴法宪撒谎。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也跳出来了！你们想干什么？！」康生讲话时，总理一直看着他，没有倾向性的表情，也没有说一句话。因此，我们心里也有些底，李作鹏是个有胆识的人，他首先顶了康生一句：「康老呀，总理说，按主席指示找我们来，是把情况搞搞清楚，你怎么上来就下结论呢？！」康生一下就哑火了，吴法宪见到此情景，立即跟着说：「康生同志，你是代表中央下结论吗？这个结论有点早吧。」康生老到得很，他自知话说过了头，一句话也不回答。总理趁势说：「今天就到这里，明天上午接着谈。」总理又强调：「主要是把情况搞搞清楚。」在会上我也没说话。

第二天（八月二十七号）上午继续在总理那里开会。吴法宪拿着一本《党章》对我和李作鹏说：「这是林总给我的党章，党章上明明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我才不怕康生呢！毛主席说我错了我才承认。」在会上康生把我们当被告一样，又是追又是训，大放厥词。康生竟说：「你们也是『军事倶乐部』！你们要交待这个倶乐部都有谁？怎么成立的？为什么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也跟你们在一起？陈伯达起哄很得意呀，他把林副主席也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了！」

我听康生简直在胡说八道，况且我昨天也没有发言，我应有个态度，便反击康生说：「我在西北组发言时，你康老也在场嘛，你同意我的发言，你还表扬我马列主义学得比较好，我还受宠若惊呢，你自己说的话都忘了吗？党的会议，大家都可以发言嘛。设国家主席，只是传达过不同意见，究竟是哪种意见，也没有定嘛，就是让大家在会上提嘛。你自己也同意设国家主席嘛！」听了我的发言，康生气得满脸通红，但我说的话比较平和，康生想发作也发不起来，他傲慢地扬着头，胡子翘老高。吴法宪紧接着说：「你今天又说陈毅是反革命，而且和我们搞在一起了，这是中央定的吗？你是常委，说话要负责呀！我们没有『军事倶乐部』，没有！我们只有军委办事组，这是毛主席定的！」吴胖子说着说着激动地站起来了。总理一直没有发言，这时总理立即说：「康老的话说过了。」总理就说了这么几个字，又让大家说。李作鹏对付康生是有办法的，以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有机会李作鹏就挖苦康生。李作鹏说：「康老呀，我记得在九大时，主席说陈毅是右的代表，现在怎么成了反革命了？这是创造性的，还是讽刺呀？」我们三个人把康生收拾了一顿，康生那个嚣张劲头才下来，不过我们也只是嘴上痛快，因为康生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我们这些人不谙世故。总理说话一直没有倾向性，总是说：「平心静气，平心静气，主要是把情况搞清楚。」下午四点左右，陈伯达叫吴、李和我到他住处去谈了一次话，时间约一小时。对此我们有点犹豫，吴法宪说，陈伯达告诉他是主席叫他找我们的。

我们到他住处时，我们看到陈伯达精神十分紧张，很沮丧。大家坐下之后，喝了一点热茶，他精神的紧张程度稍微好缓一点。他说：「我叫你们来是经过主席批准的。主席叫我去谈了一下，对我有批评，对你们也有批评，主席要我找你们几位谈一下。」

陈伯达颠三倒四地说了不少话。我记得，主要内容是谈的毛主席批评天才论，说陈伯达给我们语录，把我们骗了。在谈话的时候，吴法宪拼命记录，我也帮他记了一些要点。整个谈话的内容都是重要的，但如下几句话，我认为特别重要。

陈伯达说：「毛主席指责我参加了『军事倶乐部』！说我背叛了中央文革，要我到江青、康生那里去承认错误，争取他们的原谅，搞好团结。」陈伯达说：「毛泽东一出此言，我脑子就懵了。『军事倶乐部』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讲彭德怀的话，怎么在十年以后又拿同样的话讲起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来了？我是罪孽呀，怎么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线了。」

陈伯达说：「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我准备你陈伯达杀我的头！」

临走时，陈伯达向吴法宪宣布：「我犯了错误，从此中断电话联系！」这几句话，把当时发生的问题的性质都点明了。例如：「军事俱乐部」一词，是上次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用语，康生的话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问题的性质和彭德怀是一样的。

我们三人都认为，问题一下就严重了。就决定到林彪那里去一下，准备走时，吴说给叶群打个电话，陈伯达听见后像吓丢了魂似的，恳求吴胖子千万不要在他那里打电话，我们就离开陈的住处。吴说我们就直接去林彪的住处，如林不肯见就回来，李说如果不见，那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了林彪的住处，叶群依旧很热情，说：「快来，快来。」林彪也亲自出来了，我们把陈伯达的话讲了一遍，林彪还是很镇静，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的话有反感，林总只说了一句：「那是讲陈伯达。」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他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李和我谈话，总理说：「话的份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

我们对总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为在最高层搞这些名堂，我们的确一窍不通。

不管怎么样，从陈伯达这次谈话起，我们才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我震动很大！从此，我就比较认真考虑问题了。我考虑来考虑去，脑子里「翻箱倒柜」，各方面的问题都认真想过了，在庐山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外，大家对林彪讲话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开始也包括康生在内。因此，不是谁有错误的问题，而是主席说谁有错误的问题。我认为不管庐山的问题有多大，对我们都是「提起千斤重，放下无四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毛主席「提起」还是「放下」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毛主席把我们和汪东兴分开，把我们和全体中央委员分开，把我们孤立起来，其实也就是把林彪孤立起来，再扣上几顶帽子，进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