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略记

九月十三日 下午六时，我去京西宾馆处理周总理交代的几件具体工作。一，撤消三中全会的工作班子，是交代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办的。二，安排李先念、李作鹏、华国锋、余秋里等人的住宿，是交代总参管理局副政委办的。三、打开京西宾馆地下室通往空军地下室的大门。我亲自走了一遍，我是京西宾馆的防空总指挥，必须亲自预先察看路线。

晚上九时，我又由总后大院去了京西宾馆一趟，检查了李先念等人的住宿，他们都睡下了，我只在每人房门口同他们说了一句话。我敲李作鹏门时，他还没有睡，我就约他到会议厅的休息室聊天，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时。他的精神状态同我一样：有思无虑。我们天南地北、过去现在等，杂七杂八谈了很多。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有如下一些。

关于事实真相问题。

我说：「林彪真的叛国投敌了吗？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呀！」

李说：「从现来看，走掉了已经是事实了！今后在这件事上的性质，也是要看怎么说了，是方是圆都由人说了。」

我说：「同意你的看法。如果他自己决心要走，临走的时侯，下几道命令，在短时间之内也会大乱的呀！林彪走的原因，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以我的估计，还是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的，真是糊涂透顶了。」

李说：「这个问题，我也这样想过，但现在还无法自圆其说。」

我说：「是夫人的事，问题可能就在这里，现场还有好多人，特别是豆豆了解的事会比别人更多，更确切。我想事情很快就可以搞清楚，现在怕的就是以权说话。」

我说：「关于林彪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向主席、中央写个报告？」

李说：「报告是要写的，但写什么就是难题了，我们什么事也没有。要说有事，也就是得罪了江青。这样写，别人会相信吗？看看再写吧。」我说：「江青他们几个的鼻子要长到脑门上了，他们真神气！看来很难有什么党的政策可讲了。」

李说：「事实上，他们不光对我们神气，对总理和其他人照样神气。」我说：「他们神气，我们受气。」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凌晨三点了。我们之间的闲谈就此结束。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很好。我已知道了。」

九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八时就起来了，一个人坐在家中办公室苦思。脑子里好像装满了杂货的箱子一样，好像什么都有，但又好像是一个空箱子，里面什么也没有，真的不是滋味。下午，我把林彪出逃事，同胡敏和路光说了一下。他们听了之后，除了震惊之外，要说的话很少。

我同住常一样在家里的办公室一一翻阅文件，我在《三部要报》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报，昨凌晨一时许，中国一架大型运输机入侵，——在肯特省温都尔汗坠毁……」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很好。我已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毁1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了。

张春桥听到周总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后，亲自到外间服务台拿出一瓶茅台酒和数个杯子。他手拿着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他给每人斟了一杯酒，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当他走到吴法宪面前时，还特别说：「我们诚心共事合作！」他走到总理跟前时，也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我没有听清楚，总理没有站起来同张春桥碰杯。张走到我跟前要碰杯，我说了一句双关语：「我要再喝酒就更迷糊了。」我没有同张碰杯，张也没有再去和黄、李及其他人碰杯。总理宣布完林彪的死讯后，就叫汪东兴立即到中南海去。不久，汪又回来了，他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此时，张春桥自己哈哈大笑了好一阵子。

散会后，我又到京西宾馆去同李作鹏闲谈。刚说话不久，李的秘书送来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发回来他们对扣押在山海关机场人员的审问记录。李一页一页地看，并一页一页的递给我看，记录稿很长。在一张记录稿上有两点：一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们交回空军，以免被杀人灭口：二是，被审的人交待：他们听林立果说，在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会上决定李作鹏、邱会作的任务是解决钓鱼台，要抓住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我看完那页记录之后，李作鹏问：「你害怕不？」

我说：「说得越邪乎就越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不是害怕的问题，是主席怎样对待我们的问题了。」

我说：「我们现在是在下地狱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以我的估计是非下去不可的！我们军委办事组已经垮了。中央军委已经由叶帅接管了，空军由李德生接管了，北京军区由纪登奎控制了，黄、吴、李、邱都成了闲人了。」

九月十五日 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先是传达了毛主席对当前情况要做分析的指示，毛主席说：「过去也不知道，现在的材料像雪片一样的飞来了。你说信吧，天下哪会有那么多的怪事？你说不信吧，这些材料又自己飞来了。张国焘逃跑后，就是没有注意分析情况，结果打击面过宽，伤害干部太多了。这是历史的教训，现在对我们很有用处。」

接着，总理叫公安部长李震，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十余人来到福建厅，继续开会。会场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搪瓷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黑本子，本子上有两页白纸，贴着很多碎纸片拼起来的有数行红字的一张条子。这就是号称林彪写给黄永胜的那封信，信上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上文是我按材料抄在这里的，我现在能记得起来的不完全。信是用红铅笔写的，信的形式像林彪写的，但疑点一看就能看出来。当时就有人（不是黄、吴、李、邱）提出：「这是手迹吗？」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看完我一抬头，看见周总理就在我旁边，他用眼瞪了我一下，但没有说话。老实说，这封信是不是林的手迹，我当时是持怀疑态度的。黄永胜气得坐在那里不说话。

会上吴忠介绍了这封信是动用了大量民兵，经过一天才收集起来的。

然后，由周总理主持，吴法宪介绍了一直升飞机企图出逃和迫降的经过。直升飞机由沙河起飞，到了张家口「迷航」了，又折回北京。到了密云上空，才被迫降落的。

李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直升飞机上的情况，直升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了，唯一还活着的是李伟信。究竟这件事与我们有没有关系，李伟信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活证据。

九月十六日 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主要是讨论张春桥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林彪事件的通知。通知里称：「林彪叛党叛国」，「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并把林彪问题上升为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把林彪说到这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但我们都没有发言，总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主要是讲和林彪划清界限的政策。文件通过以后，报毛主席批准，是十八号发出的。

九月十七日 从昨天开始，我在总后的家中向毛主席、中央写报告。写了一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写报告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写些什么。除了工作上的事以外，我与林彪、叶群的私交并不多。在目前这种严峻的情况下，自己间接知道的更不能乱说，其实也无法说清楚。关于「庐山会议」一事的检讨，主席那里已经通过，这之后我只在周总理带领下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过工作，没有单独谈话；「五一」在天安门上向林彪敬了个礼，也没有和林彪单独谈话。除此我与林彪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电话，我和林彪之间没有新的问题。因此，报告没能很快写成，怎样写报告成了我当时一个大难题。

下午四时，周总理给我打电话。总理说：「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他理发去了。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先同你说一下，等会儿你到山上去同他说一下，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周总理说：「现在有好多迹象表明，三北边防是有些情况的，值得重视，你告诉黄总长今晚召开一次各总部、军兵种首长会议，把三北情况很好研究一下，并要尽快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具体化，战备工作还是由黄总长负责。告诉黄总长可不许撂挑子呀！」

我回答说：「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黄总长报告。」

周总理又问：「你现在干什么？」

「我在想问题，准备写报告。」

总理说：「想问题就很好。对历史上的事，不想是回忆不起来的。会作呀，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说：「总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觉悟也很低。对现在发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说不清楚，更是写不请楚。」说完，我的眼泪就随之流下来了。因为，总理都说出「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这样的话，可见总理的态度在变化，他是在林的问题上自己在找退路，总理太不容易，能退出去最好。那我们这些人只能坐以待毙。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我不和他搞在一起，还能和谁搞在一起？！

「啊！」总理叫了一声，有些吃惊地说：「你还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黄总长是横竖看不起江青。你过去同我说过的那些问题，现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对那些问题，我是不会忘记的（总理说到这里我的心里很感谢他）。最近两、三天内，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你的情况我还会同毛主席谈。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保你的。一会你见到黄，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我说：「这个时候做黄的工作有难度。总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江青要耍霸道，有意挑衅，黄肯定不干了，也干不下去了，黄是个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总理说：「你去做工作嘛！批陈整风会上，黄不肯检讨，说他在庐山没有发言，还跟我们讲党性原则。后来，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检讨，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好，照总理的指示办。」

接完总理的电话，我一时感到轻松多了，我对在场的胡敏和路光说：「这下好了，总理保我了。快搞饭吃，我们上山。」

我在总后的家中吃完晚饭，就和胡敏、路光上西山了。我的刚出生的小孙女在山上，也想去看一看。到了山上，我叫路光先到黄家看看他理发回来没有，黄住在西山最高处的9号，9号下面是庞大的地下工事，是军委前指的所在地。过了一会，路光回来说：「黄伯伯回来了，请你去呢。」

我问路光：「你黄伯伯在干什么？」

路光说：「他在批文件，并对我说，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他放下笔，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相框给我看。他说，路光呀，这是我在我在井冈山当排长时照的，像不像我？」

提起井冈山，我对黄永胜的敬意油然而生，路光还没有讲完，我就起身去黄处了。

约六点半钟的样子，我到9号同黄永胜见面谈了话。这次谈话是「九一三」之后，我们第一次谈话，也是此生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两人坐下来之后，反而没有立即说话，这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是黄开了口。

黄说：「老邱啊，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会多了。」

当我讲了周总理的态度后，黄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我们过去上了汪（指汪东兴）的当，他利用我们看不惯江青的霸道啊，看不惯江青对老干部没有感情，她到处出口伤人啊，看不惯江青在政治局颐指气使，为难总理啊，汪东兴老鼓动我们去反江青，说主席讨厌江青。那次（指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我和胖子去反映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才知道主席对江青根本不是汪说的那么回事，其实主席很在意江青。」

黄接着说：「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抓起来，总不能都抓起来，难道都不要了吗？党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来，我什么都不会说。江青会算老账，要算老账也还是那些，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说：「就是没有什么可怕，才难办呢！问题就难在这里。」

黄说：「我们也有嘴嘛！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不顶住文革小组那一套，不行嘛！况且，张春桥还是个板上钉钉子的叛徒。不让她插手军队，是怕军队乱了，这也不对吗！？支持总理工作有什么不对！？过去主席是不会出面管这些的，现在不同了，他们会骑在我们头上做林彪是『反革命』的文章。」

当时黄永胜对林彪是十分有气的，他说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黄喊完坐下来后又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我看，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黄永胜说着说着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说：「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算了，不说这些了。」

过了一会，黄又换了一个话题，黄说：「老邱呀，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我刚参军时，你就当团长了。」

黄说：「打张辉瓒时，我就当师长喽。」

黄问我：「你们家穷不穷呀？」

我说：「穷的就差光屁股了。我们家穷是穷，不过，从辛亥革命时就是老根子了，革命党人常逃到我家歇脚，江西苏维埃时期，我爷爷，我父亲，母亲都一齐上阵搞革命。红军撤离苏区后，敌人把我们家的房子都烧了，全家躲在山洞里。四九年方强他们南下时，一个团部指挥所就设在我们家。」

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从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延安、热河、东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剿匪、十五兵团、华南军区、中南军区……，说着说着，我们都开始流泪，边说边流，黄则大哭起来，当谈到我们在敌人的炮火下生死与共的情景时，两人泪眼相望，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心里痛快极了。

后来，参加战备会议的人陆续来了，我们的谈话也就结束了。

黄是湖北咸宁人，我是江西兴国人，我们都是不同地方的穷苦人，我们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黄是威风凛凛，有大将风范；有长者胸怀，一副热心肠，对人特别好。黄会打仗，判断准确，能下决心，总是打胜仗。我给他当政委，心情特别舒畅。

晚上散会后，我住在西山3号。

九月十八日 下午三时，总理又给我打电话，问昨天晚上战备会议的问题。在电话上，我向总理简要报告了一下，他表示满意，没有多问什么。总理就转为问黄永胜的精神状态了。总理问：「黄总长的情绪怎样？」

我说：「怎么好得起来，总的来说是悲观的，还做了最坏的打算。」

「主要是什么问题？」总理问。

我说：「最主要的是，他说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林彪给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

「你同黄总长再谈一下：一，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二，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三，林彪给他的信，是林写给他的，并且又未收到。这些问题，我早就注意到了。你还要告诉他，过去你和他同我谈过的问题（指江青攻击总理），我是不会忘记的！」

晚上，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生了姚文元欺负叶剑英的事。在会上张春桥提出：「有的省、市对林彪事件的传达，认为范围太小了，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央委员应当听传达。」对此，张春桥也没有提出自己究竟是什么主张。

叶剑英提出：「为了保密，目前还只能传达到省、市自治区的常委，不能扩大。」叶帅谈话的口气，当然有点像主持会议者的态度，江青一伙自然不会买账的，他们现在神气得不得了。

姚文元立即反击说：「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跑了，为什么不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传达？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有责任提出这样的问题。」

姚文元的「高论」发表之后，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都同意他的意见。叶帅坐在那里半张着嘴，一句话也不说了。黄、吴、李、邱坐在那里，一个字也没有说，心里想我们斗了几年，你叶帅接着干吧。今天，叶帅吃了姚文元一记闷棍，不知有何感想？叶帅是江青一伙打击的对象，但当面受姚文元的闷棍还是第一次。

最后，周总理也只有同意姚文元的意见。

九月十九日，总后党委常委会于晚上七时开始。会议由我主持。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之外，还增加了装备部长苑化冰和国防工办副主任李如洪列席会议。

总后党委常委会是边开会边写简报，会议完了简报也就出来了。我们的第一次简报，印在中央办公厅印发的简报上了。

我原来打算通过总后党委常委会议，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常委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说：「你在总后没有什么林彪的问题，在中央是否有问题，我们不知道。你的问题不要在总后讲，中央需要你讲就到中央去讲。」于是，我在总后就没有机会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总后副部长、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邱创成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政治学习。

九月二十日，晚上，人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

今晚的会议我看没有什么主题。周总理说了一下对「批林整风」要抓紧的问题。凌晨二时左右周总理宣布：「大家要是没有什么事就散了。」接着又说：「李德生、纪登奎留一下。」

我记得，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九月二十一、二十二、二＋三日 这几天，我就开始成为闲人了。昔日我是因忙的不可开交而难受；今日闲的无聊，实在使人更难受。我告诉胡敏和路光把桌子上玻璃板下面的有关林彪、叶群的照片都取出来，烧掉。我也叫秘书们把办公室的资料、材料，有关林彪的也整理出来烧掉，文件登记本上有登记的，对我有影响、无影响都不要动。我还对胡敏说，你没有什么事，给豆豆介绍对象的事今后肯定要问到你头上，你要有思想准备。我还对路光说，我练字写的那些东西，整一下都烧掉。

过了一会路光拿来两件东西，问烧不烧？一件是陈伯达送我的字「天地驰驱客，英雄清净身。留心千古事，不厌一寐尘。」还有一件是叶群的诗「繁霜冷雨仍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愿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我是个不懂诗的人，过去对这些东西也不太在意，今天看到后反而对我刺激很大。懂也罢不懂也罢已经过去。我告诉路光统统烧掉。

从「九一三」到九月二十三日十天的时间，对林的问题怎样处理，毛主席、周总理、叶剑英等人是费了脑筋的，因为在党的历史上，林的把柄是很少的。我考虑当时处理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暂缓」处理：二是以「反革命」处理。结果是采取了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就是抓住林彪「外逃」二字做文章。这在当时是最简单、最顺手的办法，但又是极端错误的办法，我说的错误并不是完全针对我们几个人，而是说主席为了他的文革，为了江青一伙，政治上完全失去平衡，从而为他自己变成孤家寡人创造了条件。虽然，抓我们的时候，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没有来，可是中央文件发布的「林彪反革命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等，有大量的谣言都是出自这几个家伙之手。

林彪决不可能是反革命，但又「外逃」了，怎样解释？这不仅是后来，就是现在很难说清楚的。林彪为什么会「外逃」？我认为是叶群、林立果不惜牺牲林彪的一切，为了自己的私利造成的。一是，对林彪封锁一切消息，林彪本人什么也不知道；二是，叶群把林彪控制起来了，他的女儿和工作人员都不能接近林彪；三是，叶群采取恶劣手段把林彪作政治「礼品」送给苏联。与其说林彪是外逃的，还不如说林彪是叶群的玩偶，被她架走的。我的看法以后会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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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此处为「堕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