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天换地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从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把我押送到顺义县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部关起来了，在警卫三师，我度过了五年又三个月，于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离开，押送到了秦城监狱。

七〇年庐山会议之后，主席是很信任江青，很信任江青一伙的。林彪不吃香了，我们也不会太吃香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但要我们下台，还没有想到。因为我们不仅是林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毛的人，是党的人。我想到的也顶多是政治上慢慢淘汰「文明」下台，根本没有想过会把我抓起来。对我的审查，七二年五月底就基本结束了，以后再也没有找我系统地交代过什么问题。毛主席在世时，出现了林彪那么大的问题，可毛主席也没有把我们送进秦城监狱，江青一伙也没有在把我们关进秦城的问题上兴风作浪。现在倒好，「四人帮」打倒了，我们正在高兴时，却把我们关进了秦城监狱，这就错上加错了，想来想去不得其解。

八九年在北京见到李作鹏和吴法宪，得知他们的情况也和我差不多。可见，毛主席、周总理健在时，主要是清査我们与林彪有没有「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之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我们和林彪根本没有两谋的关系，审査多久也不会审查出来的（退一步说，林彪知不知道、有没有参与林立果搞的「两谋」问题，直到现在也是没有证据说清楚的）。毛主席是下决心不要我们了，但还没有要彻底打倒我们，对我们还是审查。当时，可能解脱我们的「火候」还不到，也有江青一伙的阻力，也只能「挂」着了，到七六年底进秦城前，几年内我们一直闲住着。

刚进卫戍区那几天，我心里还有点「吊着」，因为说我们要跟林彪搞政变，但过了国庆节，全国是稳定的，没有什么「大新闻」，我的心就放下了。我从那时起，从来没有相信林彪要搞什么政变，这完全是为了搞倒林彪，搞臭林彪，给他戴的一顶大帽子。

在卫戍区，我一天能接触到的客观事物就是吃饭，看报纸，在房子里走步，这是见天如此的「三三」制。吃三顿饭要不了多少时间；读每张报纸，即使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地读，也要不了多少时间；一栋空房子，走上一小时就走腻了。每天都是度日如年，精神上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不管怎么样去想，都没有想通，这是最痛苦的。在顺义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只有在书本子上找出路，我读了厚薄不同的书上百本，马列的书，中国历史书，文艺书，三种书都读。例如，毛主席提出的三十本马列主义书，外加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等；还有能找到的中国历史书；文学著作，有《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外加《东周列国志》，现代文艺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我都读了。读书时，越是难读的，则更喜欢读。一天到晚，只要读通了一页书，或搞通了一个什么问题，时间就过去了，心里也感到很高兴！读书成为我「度日」最好的方法了。我用读书的办法，解决了时间之「多」。

家属情况怎样？这是我不能不关心的问题。当时，我一家四代九口人，老的是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文革初期，我受到造反派的残酷武斗，说我顽固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母亲在家听说后，又气又急，疯掉了。「九一三」时，小孙女只有十几天，小女儿也刚刚十三岁，他们怎样活下去？这是我不可能不想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知道他们的处境，但家属不受株连也是不可能的，「家破人散」是肯定的。

我明明知道自己事实上成了一个阶下囚，那里还顾得上家！只有让他们听天由命了！可我越控制不想，他们可越「来」的勤快。只要一闭眼睛，家里的亲人就会浮现在我的脑际。

我住的房子外面的树上，有一窝老鸦，它们好像在故意逗弄我，每到黄昏的时候，都吱吱喳喳在叫唤，直到把它们「家里人」都叫回来了。鸟都知道「全家福」，这对我钩起了好多念家的心思。

为了试探胡敏是否在家，我用让看管人员从家里拿东西的办法去试探。七一年十月六日，从我家里第一次拿来了日用品，都是普通的物品，里面还有口罩、手帕等，说明胡敏还在家，其他任何人都不会这么细致。后来我指定要拿《王云五字典》，这种字典非胡敏或路光在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他们连续去过几次人，都没有把我要的东西拿来，我就断定胡敏不在家了，连老婆也抓起来了，我是没有想到的。

一九七二年三月间，项目组对我的「阎王气」就比较少了，我们之间虽然不可能有共同语言，但见面之后闲话就比过去说的多些了。因为我与林彪没有「两谋」关系，查来查去也无用。有一次，我硬着头皮问项目组：「胡敏，现在什么地方？」专案组说：「可以告诉你，胡敏另外给她安排了住处。你母亲还住在三〇一医院。你的小女儿还在上学，小女儿很有礼貌。」对项目组说的话，我确实是信以为真的，因为他们说的好像真有那回事一样的。这段时间我对总理讲的「三相信」，对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