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子女无一幸免

我有四个男孩,一个女儿,五个孩子无一不受到株连。我的大儿子一九六七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二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们都分到部队锻炼去了。两个小儿子分别于六七年、六八年参军,在基层也都提拔为干部。他们在部队,思想、工作等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之后不久,四个孩子都被先后被关押,株连,最后一律清除出部队了!

我的大儿子路光,在文化革命中是学校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等人的骨干。路光毕业以后,原北京工业学院军宣队收集到路光大批反江青、反中央文革的「黑材料」寄往部队,被部队顶住。「九一三」之后,军宣队又将路光告到江青那里,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将路光抓回北京关押,由总后负责审查,一关就是三年。而后又以「闯进钓鱼台,欲谋杀江青」的罪名,关进北京第一监狱,在那里上了刑具,留下伤残,经受了非人的生活,一关又是三年。

一九八〇年,经过十年的磨难,兄、弟、妹五人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共同寄住在向朋友借的仅十平方米的平房内。

一九七六年,路光被武装战士押送到甘肃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山丹军马场监督劳动。总后的造反派指令军马场成立了一个对路光六人监督小组。路光是强制劳动,常常是超负荷的。例如,搬运青稞麦麻袋,每袋160斤,从踏板装上汽车。他每月只有9元钱的伙食费,他又不能吃牛羊肉,严重的营养不足,身体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路光在军马场劳改了三年,真正成了一个劳改犯。

在中央项目组审查的人如林办的秘书,黄吴李的秘书,及黄的子女,七五年在毛主席的批示下都解除审查,重新分配了工作,而由总后代管的路光,从七一年到七八年,总后对路光审査了将近八年,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他们认为:「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江青,不予追究,但仍有攻击社会主义的严重问题,送回原部队处理」。把人关押劳改折磨了八年,就送回部队处理了之,这真是草菅人命的典型。

一九八一年,部队决定路光转业。他是从北京入伍的,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理所当然转业到北京市工作。但军队转业办公室不准路光回北京,硬要他「回到」我的老家江西兴国县去,这是毫无道理的。路光只能复员回到北京,后来在万里副总理、北京市副市长叶子龙和商业部副部长张永励、赵发生及邱国光副司令等老战友的关心下,才把路光安排在北京商学院工作。由于路光是复员回来的,到了商学院不能承认他原来的行政十九级的级别,给他定行政二十二级(降了三级),每月60元工资,生活极为困难。路光在商学院已经工作四年,但转业手续都没有恢复。由于白天要上班,对自己的事只有在工作之余奔波,不幸遭车祸,骨折八处,几乎丧生。在困难无告之时,一九八八年赵紫阳总书记对路光的来信作了批示,恢复了行政十九级,并分配了住房。「做一善事如造七级浮屠」,我永远感谢赵紫阳总书记对路光的关心。

和京京、新平一家合影

温玉成是我的老战友,又是兴国老俵,关系一直很好。但温玉成到北京后,不知为了什么,一头栽向江青。在文革打小报告盛行的时候,他向中央文革告了我三状,其中之一就是有关承光1在清华参加文化革命的问题。温给江青打的报告说:「清华两派之所以闹得很厉害,邱会作的儿子邱承光是该派的重要成员,邱本人是414派的后台。」这是纯粹捏造事实的报告,承光哪一派都没介入。幸好这个报告江青转给黄永胜了。黄永胜知道底细,当天他就要我一起去向周总理把问题说清楚。周总理当即定了两条:一,对温的报告,如果有人追査就直接了当地指报告是诬告,根本不是事实。二,邱承光立即离开北京,到部队锻炼去。承光到广州军区去当兵,是周总理亲自决定。

「九一三」之后,在十月底,周总理陪埃塞俄比亚皇帝去广州访问时,还有意专门召见承光等干部子弟。但总理突然有急事回北京走了,特委托李先念谈。李先念当着广州军区首长和承光等人说:「你的父亲现正在接受审查,他的问题会得到很好解决的,你要如同过去一样相信毛主席,不要失去信心,在部队很好学习锻炼。」李先念又对军区首长说:「现在就把孩子交给你们了,要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得歧视。我们共同把孩子管好。」军区首长当着李先念的面承诺了。由于周总理委托李先念有指示,承光本人也下决心坚决执行总理「在部队很好学习锻炼」的指示争取在部队呆下去。但承光后来得到的就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另眼看待」了。承光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和严重的打击,但他非常坚强,没有向整人的家伙屈服。

路光一家合影。

和承光一家合影。

一九七八年,承光请假去北京打听父母、兄弟、妹妹的情况,他已经八年没有假期。他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天各一方弟弟和妹妹。由于时间不够,承光就发电报和写信续假。但部队以超假为由,使承光遭到了开除党籍的没顶之灾。并强行以转业处理到苏北的小县城当教员了。

承光女朋友陈雪巾,「九一三」前只见过一两面,她六九年参军,在解放军总医院做药剂护士。由于工作好,军医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总医院送她去第四军医大学学习。陈雪巾学习成绩很好,「九一三」事件之后,她已经学习期满,可以正式毕业了,但学校不仅没有发给毕业证书,总后还把她抓去审查。一个女孩子,和承光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也要关押,七六年承光都可以探亲了,雪巾还在关押之中。她同样是无家可归的人,「九一三」后,仅因为女儿是承光的朋友,雪巾的父母竟被从无锡市赶到农村去了。

和光光一家合影。

后来承光经百般周折来到雪巾的家乡无锡。他们夫妻都是共产党员,两人都如同过去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在工作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承光在无锡采煤机械厂将近十年时间,他和他的小组自己查数据,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主要部件,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成功设计出薄煤层采煤机,这种机器填补了我国采煤机械的空白,机器的质量也相当好。为此,一九八七年春,国务院煤炭部授予承光科技进步三等奖,江苏省授予二等奖。承光这个孩子天资较高,初中、高中、大学,他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因为受我的株连,耽误了孩子,一想起来,我心里就很难过。

三儿子光光,于一九六七年当兵,当时只有十五岁;四儿子小光于一九六八年当兵,当时也只有十五岁。两个小儿子在军队的大学校里学到了知识,得到了锻炼,他俩都被提拔为基层干部,光光任师司令部参谋,小光在连队任排长。他们两个人本来就出生在军旅之家,是适合在部队工作的。但他们当兵的权力被剥夺了,「九一三」后就以办「学习班」的借口关了起来,后来又下放农场五年。部队不是按党和国家的政策安排他们转业,而是叫他们复员,于一九七八年五月被撵出军队了。

和小光一家合影。

他们在北京是无家可归,举目无亲,真是痛苦难言。他们借住在同学只有九平米的小平房里,常常睡五六个人。他们在办理就业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三儿子光光最后在工厂干了几年的装卸工,小儿子在工厂干修理工。

我唯一的女儿京京,一九五八年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只有八岁,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时,还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但总后造反派对她的株连是十分残忍的,女儿是我们全家最可怜的人!

「九一三」以前,京京住在西单小酱坊胡同,「九一三」之后,就被迫离开了。离开那天下着小雪,京京小小年纪,畏缩在卡车上,不知所措,因为去哪里,她也不知道。我的全家都被抓起来了,总后的人把京京搬到一间放杂物的小房子,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开始了独立的人生道路。京京在总后五号院受尽了屈辱,房门上贴满恐吓和谩骂的大字报并声称「胆敢撕掉就采取革命行动」,京京上厕所时,调皮的男孩子经常装神弄鬼,在广场看电影也不得安生,经常有人向京京扔脏东西,甚至遭到小石块和土疙瘩的袭击,京京很少能够看到一场完整的电影。

京京在精神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一天晚饭后,由她嫂子的娘家无目的地出走。当时已经是寒冬腊月,她身上穿得很单薄。她由住处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转来转去,然后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了。当时想了很多的事,但主要是想妈妈,为什么不让看妈妈,根本想不通。她想来想去,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天安门广场换早班的战士,把她叫醒了,才知道自己在这里睡了一夜。

七四年二月七日,总后竟然把京京撵出了北京,只身到河北省井陉县3502工厂继续「上学」,每月给20元生活费,这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京京遭到的第二次严重打击。

京京高中毕业了,不予安排工作,在困难无告的情况下,京京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信,胡做了批示:「对子女的问题不能再不管了,要确切解决邱会作的女儿上学或就业的问题。」这个批件到了总后,在总后政委王平那里就压下来了,但终究要解决问题,最后不让京京回北京,硬性分配到了石家庄军械学校实习工厂当学徒工。

1981年9月12日,我被送到西安,到现在已经十年有余。我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到西安的,但是我在西安不仅没把身体保护好,反而几乎「保外送命」了。我对生活要求很低,能过得去就行了。就是这样低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

1981年8月22日秦城监狱的副主任(我称之高个子主任)就开始同我谈「保外就医」的问题,连续谈了两三次,我记得最后一次谈话是9月6日。

高个子主任说:「保外就医的问题,中央已经定了。你是安排到西安,房子也准备好了。你如果没有什么意见,过几天就走了。」

我回答说:「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不过刚公审完我们,马上又搞保外,不知是为了什么!对于保外后的生活,我只有一条要求:有暖气,有卫生间,能在家里洗澡。因为战争年间我有伤有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造反派打得一身伤残,一受凉就全身痛。」

高个子主任笑着说:「你的要求不高,是合理的,这些你就不要顾虑了。」

9月12日早8时我到了西安。陕西省公安厅郝副厅长和公安厅八处张科长到车站来接我。我进到我的住房时,心就完全凉了。我在北京提出的住房要求一条也没有落实,心里很难过。

房子里一共有四张木凳子,一张木板床,我们坐下之后,郝副厅长开口对我说:「房子不算好,但也费了劲才买到手的。今后你就同这位张科长打交道,他是专门负责你的事务的。」因为当时还正是深秋期间,没有暖气的房子究竟是个什么滋味,还没有实际感觉,只能这样住下了。我到西安后同公安厅的关系就是:每月100元钱(扣去七元房租,只剩93元),30斤粮票,半斤食油。另外,还可以报销药费。

光光、小光同在一个部队、一个城市。「九一三」时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也被隔离审查,下放农场,五年后才让相见。


1 原文为「程光」。下文按此改正,不注。


老伴受到残酷至极的迫害第四十六章 在西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