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期等于无期

我的十六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就期满了。我和我的家人也都盼望到期之后生活条件能够得到改善。我自己对到期之后，也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刑期到了，苦难也应该受尽了。革命本来就是自愿受罪的，甚至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其目的就是为了广大的穷苦人民的解放，包括自己在内也得到解放。为革命而受罪是应该的，是光荣的，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是非常正确的，不管受过多少苦，永不后悔！但是除了革命的苦之外，我现在还受了另一种苦，一种更难于忍受之苦，是共产党「自己人」给我的人为之苦。这种苦是不应该的。我们党对党内干部处理的传统向来都是思想从严，组织从宽，在生活上从来也没有把人搞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现在虽然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在世了，但党的传统总还是应该存在的。何况我的问题究竟有多大，中央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的战友都知道。

我希望我们的党，能够从对我们的错误处理中取得教训，纠正错误，能够使后人再不受「自己人」之苦，这是我的唯一希望。

到期释放。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是我十六年刑满到期的日子，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许，陕西省公安厅突然到我家来了三个人。领头的是公安厅马顾问，他们三人坐下后说：「明天是九月二十四日，你的刑期到了。今天我们还未向你宣布，就犯法了。今天我们正式向你宣布两条：一、按中央公安部的命令，你的刑期到期了，决定对你释放。二，刑期到期后，对你的安置中央尚无决定，待后再宣布。」上面的内容，他们照原来写好的稿子，一字一句说的。

宣布上面那两条之后，他们接着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

「这样就叫做释放吗？判决的时候，兴师动众，现在释放是不伦不类，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这个样子吗？！」

对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不说话。

我说：「十六年来，无论关进卫戍区，押进秦城监狱，公审等，我都是服从中央决定的，并没有多说过话。因为我不是反革命，我是老革命。现在刑期到了，相信中央会按照政策，对我的生活给予安置的，但怎样安置，我还是服从中央决定的。过去，我没有多说话，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说，现在没有人听我说话，只要有一天有人听我说话，我会说得清清楚楚的。」我的话音一落，马顾问连忙站起来说：我们走吧。其态度真是冷若冰霜。宣布对我释放的「仪式」就结束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公安部八局处长姜耀山到西安来，在陕西省公安厅八处会议室找我和胡敏谈话。

姜耀山处长是个年轻人，他的谈话要点如下：

邱会作十六年徒刑已经满期，九月二十三日公安部委托陕西省公安厅对邱会作宣布正式释放，这是完全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办的。对你的安置，中央政法委有批示。按照批示的精神，现就有关安置的问题，向你宣布如下：

一、安置的地点，原则上在保外就医的地点，邱会作期满后，即在西安安置。除京、津、沪和沿海地区、沿边境城市之外，其余的地方有亲朋可投，可以去。要是自己自愿，可以回原藉。

对邱会作在西安的安置，我们已经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了，由省政府负责安置。对要求住有暖气的房子，并有卫生洗澡等设施，公安厅已经向省政府提出来了。政府的态度是好的，用积极的办法把问题解决好。

二、生活费二百元不增加。国家的经济改革虽然已见成效，但干部生活水平还是不高的。你每月二百元，包括物价上涨因素在内，不仅可以过得去，还绰绰有余。当然，生活好坏是相对而言的。

三、按照判决，从释放之日起，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按照刑法有关条文执行。

姜耀山处长讲话之后，我说：「对姜处长的宣布，我不发表意见，只提三点要求：

「第一点，要求回北京。回北京不是什么政治权利，是投靠子女，我们老两口只身在西安，生活的确是困难的。你们可以关我，可以公审我，现在刑期到了，不让投靠子女，这是什么法律？

「第二点，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我现在每月二百元生活费，除了雇个人做饭，房租、水电、书报等费用占去了一大部分，真正能落到生活上的就不多了。刚才，姜处长说了，『生活好坏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道理我懂得，但我同谁相比就不清楚了。我相信，我的生活同你姜处长就不能相比。

「我现在住的房子条件很差，要求能搬到有暖气、卫生间能洗澡的房子去住。

「你们知道，我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时间快六十年了。我是以革命为职业的，除了依靠共产党之外，其余什么办法也没有。对我这样一个人的处理，比你们对真正反革命的处理严厉多了，对老革命和对老反革命的处理，你们真正做到了旗帜鲜明。例如，你们对沈醉的处理就宽宏大量，仁至义尽，对我的处理，你们就残酷得不可复加了。

「第三点，要求解决家属株连的问题。我的全家老至八十岁的母亲，小至十三岁的小女儿都受到了株连，无一幸免。株连是空前未有的，但现在无人过问，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我们真正叫天叫地也解决不了问题。」

姜处长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