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心”对“身”的组织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及：中国人的“身”，并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而是由人伦、社群、集体关系的“心”去组织的。自然，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人伦、社群、集体关系。不过，中国人的这类关系却有点儿特别——它是代替了“自我”的一个原理，甚至是用来组织“自我”的一个原理。
在传统时代，如果一个中国人搞发家致富，他总不能说是为了自己——这样说是会被认为是“自私”的——他必须说是为了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以及为了下一代的福利着想。因此，每一代都说是为了前人与后人，就是没有了今人。在解放以后的新中国，个人的努力则必须说成是为了集体，亦即是为了“国家”这个扩大了的家。这无疑是人情的磁力场中“二人”关系的“文法”规则——任何一方都必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处处以对方为重，亦即是为了对方而活——的又一演绎。
如果中国人不将自己的生存意向说成是完全为了“二人”关系中的对方，而是明目张胆地将着重点放在自“身”这一方的话，就会变成毫无精神性的“为个口”“揾食”的身体化生活意向。事实上，当时也只有在香港这类不是由自己人统治的、既没有集体关系又没有了大家族的、各自为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下，这种纯粹的“身体化”倾向才成为可能（虽然历代的中国老百姓都有“只图有一口饭吃”的说法，但是并不能作为一个显性加以全面化）。然而，纵使是不理会集体的“身”，仍然不是一个“个体”——它即使可以明目张胆地不为“公”而只是为“私”，除了“揾食”之外，却是还有一己“安身”之要求，亦即是说，这个“身”仍然有被放在一个缩小了的人情的磁力场中的需求，而它也必须为他们而活。因此，所谓“揾食”，仍然是为了一家数“口”。
因此，无论是扩大了的抑或缩小了的人情的磁力场，都是中国人之“身”的组织原理，这个原理赋予它的生存以一个导向，也同时是它生活的动力。换言之，中国人的“身”是必须由自己对别人的“心”去导向，也是必须由别人的“心”去组织的。
这个组织，除了是作为导向与动力之外，同时也是一种制约。即使在香港这个表面上最西方化的华人社会，仍然出现这种情形——当某电视女艺员被问及是否赞成婚前同居时，回答说：她不会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使父母“安心”，同时也是为了下一代着想，并且还说家庭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她的说法，可能是真“心”的，也可能是为了博得社会观众的鼓掌而做出的“乖”或“听话”的表态——反正，她就是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这违反我本人的原则！”
然则，中国人这种“为个口”的生活意向，常常受到人情的磁力场温暖的包围需求，同时又抹掉“自我”，处处以对方为重，必须受到他人的制约，并且对“性”总是采取蒙昧态度的倾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下面，我们将会采取人格成长理论去解释上列倾向的形成。然而，必须先声明：本书的分析架构并不是将整个中国文化的起源还原到人格成长的过程上去。反正，人格成长并不是因，也不是果；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人格成长的方式只是整个文化对“人”的设计的一个表现。当今的人格成长论有许多家的说法，每一家都将人的成长分成数目不同的阶段。至于笔者在下面对“口腔阶段”“肛门阶段”“阴茎阶段”“生殖器阶段”等概念的运用，则仍然是用来“结构”一些现象的方法，而不是整个文化的起源论。
1．口腔阶段
在上面“‘身体化’的倾向”一节中，已经指出：整个中国文化弥漫着很浓厚的口腔化倾向。在“口腔化的倾向”这一个小分节中，我们也曾指出：中国人是用“口”来计算的，也有用“口”去面对世界的倾向。在“‘生’与‘熟’”该分节中，也指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也是采取“吃”的态度的。
从人格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问题，口腔期是初生婴儿经历的阶段，因为他整个生存的意向都集中在口欲的满足之上。在他这一方来说，首先接触到的存在着的客体就是母亲的乳房，而且，饿了就要闹，不会有其他的考虑，一旦被填塞食物就会平息，因此基本上是用“口”去面对世界的。在父母这一方来说，也将他当作是常需要用食物进补的幼嫩生命，以及是一个可以用填塞食物的方式来向他表达爱心的“小宝宝”。在任何文化中，父母与口腔阶段的孩提之“二人”对应关系，大概都是这样。
因此，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的人格发展停留在这个阶段上，而只是想指出：在他们的人格组成中，具有很严重的口腔期的遗留。这种遗留在任何人身上都会有，差别只在多少。不过，就整个中国文化来说，却确实遗留得比别人多。中国人在成了年以后，仍需时常受到人情的磁力场的温暖包围，并且从中“吸食”人情，可以说是对母亲的温暖怀抱仍具留恋之延续。因此，上面多处提及的对“安身”的强调，常常需要获得别人“有心”的照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在这种人情往来中又总少不了实物（包括食物）交往等倾向，都是口腔阶段在中国人成年以后的表现形态。我们在上面也曾稍为涉及中国人“儿童化”的倾向。这个倾向的内容之一就是：在自己的“身体化”需要获得别人“有心”的照顾之时，就会向对方“交心”；在面对权威时，这个“二人”对应关系就会演变为“听话”于对方。因此，才会出现在“亲民”式专制主义下老百姓被“子民化”的现象。
中国人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态度，也总是把后者当作是“儿童”。不管下一代已经到了三四十岁，上一代（尤其是女性）总是倾向于将他们当作是必须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宝宝”。在吃饭时，长辈表达自己的“心意”之方式，就是硬塞对方食物。因此，中国人即使在成人之间的交往，表达“心意”的方式也总是少不了食物，例如“请客吃饭”。笔者在大陆时去探访熟人，有时对方正在为家务忙碌，无暇照应，为了避免客人独坐无聊，就将家中的糖果饼干通通挖了出来，放在桌上，然后才自顾自地去干活。
的确，中国人的上一代倾向于把下一代当作是从头到尾只有一个阶段——口腔阶段——的人。因此，长辈（尤其是女性的）在平日关怀成年子女的方式就是在睡眠、衣着方面关心他们的“身体”。一些女性的长辈，在久不逢面之后的第一个关心反应，也总是说：“你瘦了！”这自然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因为，当你和她们说太胖会导致血压高以及有损美观时，她们的第二个反应也多半会同意你的说法。然而，从初步的本能反应中，仍然可以看出将成人当作是“小宝宝”的倾向。
中国人的上一代，既然永恒地将下一代当作必须常用“进补”来维持白白胖胖状态的“小宝宝”，因此，自然就会将他（她）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在“性”方面，上一代永远是讳莫如深的，总是让成长中的下一代保持无知的惶惑状态。
将成人当作是“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自然也会对他们搞男女关系大惊小怪。中国人的上一代，在考虑到青少年结交异性朋友时，总是抱持“他们还小”的错误态度。在中国文化形态保持得最完整的大陆，这个倾向又比港台严重得多。在大陆常可见到这类现象：大学生谈恋爱会被当局拆散，快到三十岁的妇女与异性正常交往也被长辈提醒“不要出事”。
的确，中国文化是用“万恶淫为首”的态度来保持社群之和合性的，同样的“非性化”措施也被用来维持代间的和合。因为，让一个“人”完全盛开，他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并终于会与上一代断裂，而且，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也必定会不断与上一代发生冲突。弗洛伊德所谓的“弑父娶母”心理纠结，就是一个在心理方面“性”也完全萌芽的个体对待上一代的态度。作为权威化身的父亲，自然会成为具有“性”的冲突性的成人反叛的对象。针对母亲这一方来说，如果一个成人不让自己保留口腔阶段的态度，而让母亲常用食物来填塞自己的话，也会容易倾向于从“性”的角度去对待她。当然，弗洛伊德所谓的“慈母”，只是一个比喻，在现实状况中，这个心理纠结却多半表现为彼此分离，亦即是说，当“性”在心理上也在一个人身上萌芽后，母亲就很容易变成“不亲”的对象。
笔者在美国人身上就看到这种情形：当母亲还继续想用食物填塞已经成年的子女时，后者往往做出烦躁的反应，说：“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或者，他们会在“性”方面联想到母亲已经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对象——在崇拜“青春”的美国，这个倾向尤其严重。有一次，笔者亲耳听到一个美国青年，模仿美国妇人在停经期经常出现的那种尖声怪气，来向别人转述他母亲对他的啰嗦。类似的一幕，在美国的音乐剧《毛发》（Hair）中也出现过。
笔者并不是提倡这种态度，只是一种观察所得，用来说明“性”知觉度高的成人对待母子关系的一种可能会出现的态度。因此，也不等于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持这种态度。事实上，很多人在成年以后，与父母保持一种平等的友情关系。两代之间如果关系良好的话，甚至还可以谈论私生活甚或房事时碰到的问题。
中国人两代之间虽然比西方人来得“亲”，却很少谈及这些问题。上一代对“性”，不用说，自然是一副讳莫如深的态度，即使是自己一生中经历过的事，以及眼前的情绪问题，也很少谈及。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自己这个“自我”乏善可陈，另一方面是永恒地将下一代当作是不宜谈论这些问题的儿童。笔者在大陆时即碰到这样的情形：一位中年妇人只与一位挪威籍女留学生谈论她的私事，后者遂对她说：“你的女儿只比我小几岁，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你为什么不也和她谈谈你的问题？”的确，中国人上一代的这种态度，往往搞到下一代对自我状态也乏善可陈，七情六欲不知如何表达（甚至怀疑这种表达有否合法性），严重起来甚至搞到木口木面。我们在下面将指出：一个成人与自己身上的“性”失去接触，就很容易导致与整个“自我”失去接触。在中国人的情形中，个体这种对“自我”的乏善可陈却是一代反映在另一代身上，以迄无穷（详下“私人状态的不发达”）。
因此，中国人两代之间的所谓“亲”，大致上仍然是限于“身体化”方面。一方面，上一代不断为下一代弄一点儿东西吃，并且常常关心他们的身体状态；另一方面，下一代也用“养”的方式来报答上一代，并常常用问候他们的“身体”的方式以表示自己的“心”。
因此，中国式的“个体”也不可能是一个内在动态的开展过程，它只可能是一个静止的、永恒受照顾的“身”。这个“身”的开展方式就不是“成长”（growth），而是生理上的“年长”（aging），以及是一个外部人伦关系的堆砌。外部人伦关系自然是指身体化（“一人”）之外的人情化（“二人”）因素——这个因素确也可以导致“成熟”，不过，它也是一个“老年化”的催化剂。我们在下面将会提出：正是在这个“老年化”与“儿童化”两相夹攻之下，中国人的青春阶段就被整个地铲除掉。
没有了青春阶段的人生，自然与“非性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即使由外部人伦关系堆砌而成的“成熟”，也不一定能完全抵消这种“非性化”对人造成的影响。的确，如果中国人婚姻的功能是为了保持“身体化”的延续，为了“安身”，以及为了“养儿防老”，与男女寻欢就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关联。在许多个例中，当双方完成了“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这项任务后，在“性”方面就不再对对方感兴趣。在大陆，“性”的因素被降至几乎零点的婚姻也以另一个形式存在着——国家在分配工作地点时，很少将一个人的婚姻状态当作是一个优先考虑项，因此，夫妻可以多年两地分居，每年只见面一次。这样的婚姻，欢愉的性生活自然说不上，甚至“安身”的功能也被组织关系所取代，因此只剩下了制造人口一项功能。
然而，中国人即使对待纯粹的“性”，也有将它“口腔化”的倾向，那就是认为它是“补身”或者是“亏身”的行为。中国人有“阴补阳、阳补阴”的说法，道家则有“采阴补阳”的采补术，换言之，就是将“性”食物化。不过，更普遍的倾向却是怕“亏”。在中国文化里，有将女人称作“祸水”之说，肾属水，因此暗含有对肾亏的恐惧。笔者在大陆时，曾听到有些青年少年说：性交是“伤身”之举；在台湾，则见到有人在房事之后连吃三只生鸡蛋以“进补”；在香港，“以形补形”的习惯就更为普遍。这种对“亏”的恐惧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因此，对一个人的“性”的全面盛开无疑会有阻遏作用。
总而言之，在心理上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是亏弱的儿童之躯，以及将明明是成年人可做之事当作是“儿童不宜”之事，对一个人的“性”的全面盛开，都会产生遏阻作用。
然而，如果连自己这个“人”还没有全面盛开，就要求他去制造另外的“人”，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鲁迅才说：“（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1]
2．肛门阶段
显然，中国人缺乏人格发展的观念。然而，不管文化的程序设计如何地对一个人施暴，他在生理上总是要成长的。因此，每一个中国人自然都长大成人，不过却保留许多在孩提阶段未能解决的问题。
例如，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吐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众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可以随便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便撞人、抖脚）等等——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
在人格成长阶段中，口腔期以后就是肛门期，也就是将婴儿的注意力转向对排泄的训练之上。与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今日的农村中可能仍然如此），一般让孩子常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根本不是像西方人那般，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小便，养成有规律性的排泄习惯。
然而，在排泄训练方面，中国人除了造成孩子“一人”缺乏自制自律习惯之外，还往往加多了一个由“二人”去从事他制他律的措施，那就是由一位“阿姨”用嘘声催促孩童大小便——这显然是不按个人内在的需要，不由个人决定的排泄。这种措施，除了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还在成长之后造成公私不分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须由别人去管，同时个人分内应做的事也靠别人，靠集体、群众或组织。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限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言之，从“人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的确，中国人对在这个阶段上的孩童所要求的，并非是自治、自制和自律，而是如何与人保持“和合”。因此，中国小孩虽然不被严格要求守规律、排队、控制身体排泄物等习惯，却被训练如何与他人保持适当之关系，那就是按照长幼之序、亲疏之别去“做人”。总之，中国人也很讲究规则与秩序，只是不在“一人”守时、守则、维持洁净方面，而在如何保持“二人”之间的秩序与关系方面。既然后者是将人的情感渠道化之措施，因此，在这个阶段上，孩童被训练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控制，那就是要求他不要大声喊叫、发笑，养成不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特别是禁止公开表示爱憎之情。
这种训练，一方面使中国人养成抹掉“自我”的倾向，于是，在自己必须“做人”的场合中，出现处处以对方为重，由“鉴貌辨色”觉察到对方的需要，以及急人之难诸般“美德”；在另一方面，则造成没有棱角的个性，因此，在“做好人”之时表现的“好”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无知无欲的“好”，有不少人甚至被搞到木口木面。于是，对喜欢的异性也就往往不懂得表达爽朗的热情。自然，在应该是很兴奋的时刻也不会欢呼、狂叫、起舞。此外，就是对人与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就很容易出现让人随意轻视的倾向。既然对自己的权利也感到麻木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现不注重别人权利的倾向。
此外，中国人的父母虽然不注重孩童的排泄训练，也不严格要求孩童自己控制身体的动作，却很注重用外力来约束孩童的动作，那就是不许他们“乱动”，以防止他们长大后太顽皮。在过去，有些父母甚至还有用带子将孩童的四肢束缚的习惯。这种做法，自然养成了中国人好静的性格，并且认为“动”是不好的——例如，中国人恒常地把“动”与“乱”连在一起，形成“动乱”的观念。
因此，中国人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也是认为他们整天困守在书桌旁就是“乖”或“听话”的，过分摆动身体则是“恶形恶状”的。国民党用来束缚青少年心身的“读书救国论”，实渊源于此。这股倾向在大陆“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更为显著，年轻人显得死气沉沉，与老年人差不多，尤其是男性，除了在肉体上几近蓬首垢面之外，在精神面貌上也是垮垮的。
然而，中国人虽然整个人被弄得一潭死水一般，在身体动作方面却很少顾及不相识的人，除了将身体排泄物与抛弃物乱放入身外的环境中之外，还随便撞人、推人，排队时抢在别人前头，与别人并坐时乱抖动脚，等等。此外，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众场所中（排队时、在马路上、公共汽车上），动辄就毫无制约地将火气、怒气、怨气、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欲侮辱别人的冲动。
这类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大量存在。即使在今日，走路时撞到了陌生人很少道歉，撞跌了对方手中的东西很少帮其捡起来，在人多的地方要通过，多半也不会开声请求让路，而是将整个身体撞过去。而且，似乎很矛盾地，中国人在平时虽然没有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但是，有些香港的店员、公共机关服务员在面对顾客时，总是一副“面臭臭”的表情，而且动辄怒气上升，面色铁青。这种反应，可以说是既没有强烈个性表现也没有自制的人的嘴脸（这里已经牵涉到中国人“治”与“乱”的两极化——详后）。此外，到这类机关中去购物（例如邮票）或缴费时，服务员往往有将找换或收据大力地拍击在你面前的倾向。
以上种种现象，都是中国人肛门化倾向的表现。对西方人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人格组成中有着过多的肛门期的遗留，就往往表现为对洁净过分执着的癖好。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的训练既然不同于西方人，因此肛门期遗留的形态自然也不同于后者。而且，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是受阻滞的，亦即是从不承认一个“人”可以发展至以“性”为注意对象的成人阶段，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肛门期的遗留与口腔期的遗留一般，都不是个例的情形，而是泛民族性的倾向。
中国人的“个人”既然从未全面盛开，清晰的“自我”疆界从未浮现，因此才会出现“人我界限不明朗”的倾向，而这股倾向却也具有“口腔化”与“肛门化”的内容。其口腔化的内容即表现为：个人的单薄感，并且常常需要“吸食”别人的照顾，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人情”才会表现为一种“味”。至于肛门化的内容，则一方面表现为“他制他律的人格”，亦即是在能制约自己的人面前十分礼让，十分会“做人”，并且往往会逆来顺受，以至没有“个性”；在另一方面则出现如儿童一般浑然不顾及陌生人的身体动作与情绪反应——如果一个人在走路时，在搬运东西时，不是自觉地控制肌肉的动作去避免碰到别人，反而要整个外在世界负责去避开自己，或者，可以随意将身体的排泄物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外在世界身上，由别人去负责清理；或者，可以随意将火气发泄在别人身上，那么，这不是“人我界限不明朗”，又是什么？
“口腔化”与“肛门化”倾向在中国人身上交叠出现的状态，使中国人一方面很有彼此照顾的“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存在一个不受控制的“私心”；一方面也很有“听话”或受制于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守规则的表现。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与一个发展了的“人”无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无私”精神，往往只限于一个家那么大小的群体，或者是“自己人”这个圈内，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无法维持秩序。因此，中国人的口腔化倾向也往往表现为将公家的东西“独食”，至于这种行为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效果，则是一副浑然不觉的态度，因此这同时也是一种“拆烂污”的态度，亦即是不能自制地放出“粪便”，由别人去承担清理。
这类不良倾向是潜伏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它们时大时小，却总不会消失。在国难当头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有将“自己人”这个圈子扩大到全民的倾向。因此，曾在广大的干部与群众范围内发动了“良知系统”中的“无私”部分，但是却不能根除上述的不良倾向，而只是将之掩盖起来——因为，这类倾向与“无私”一般，都是同一个“深层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文革”以后的今日，这类倾向又再次地全面浮现。
一段时期，政府有不断提倡学习各类英雄之举。这些要求全国学习英雄的运动，只是把中国人整个不发展的人格中“无私”的一面孤立出来，希望能将之化为现实。这种说教，就如同中国人父母教导子女处处以他人为重，却同时使子女的“自我”意识难以形成一般，不会真正地奏效，最终是使一个人在听话状态下保持“无私”，但同时却保持自我组织的付之阙如。于是，政府在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余，终归又要发动“文明礼貌活动”，去针对随地吐痰、丢垃圾、对人粗暴等问题。
然而，如果一个民族可以让自己的政府去向他们进行这样的“教化”，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一整个民族在人格发展上都有问题。因为，一个全面盛开的“人”是有基本权利的，他所选择的政府也必须以能够保障他的权利为前提，他从不可能让政府掉过头来叫他以“毫不利己”的方式放弃基本权利，更不用说以“不怕死”的方式放弃生命权利。至于口水、鼻涕之事，在孩提阶段就应该训练好，而不应在成年以后由政府去代替父母的功能——这种越俎代庖，仍然是不可能解决父母未能完成的任务，它只有加深了成人的“儿童化”，因此是一个彻底的恶性循环。
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方面主张“无私”的美德，使每一个人都忽视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对别人的轻视和侮辱遂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甚至浑然不觉；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以外的世界采取以邻为壑、竭泽而渔的态度。既然除了自己及“自己人”小圈以外的世界就是可丢垃圾的地方，整个社会自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于是，又必须由国家去组织社会，在一片汪洋大海的“私”的头上强罩上一层“天下为公”——于是，中国人的“公”与“私”，就不是一个自我组织的人格中由本人决定的两个截然分判的领域，而是“他制他律的人格”与集权主义体制之间一场两败俱伤的拉锯战。
中国人一直都有自己“无私”而西方人“自私”的神话。这个神话实根植于由对“人”的不同定义而引起的语义学混淆。中国人必须由“二人”去定义“一人”，因此任何自我定义的“个体”都是“自私”的。中国人的“个人”比较单薄，常需受到社群的温暖照顾，西方人对别人既然摆出一副“贵客自理”的态度，自然就是“自私”。中国人的“心”比较发达，常需要与人“感通”，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似乎是一种绝缘体，自然也是“自私”。此外，中国人必须“做人”，而西方人则“是”（to be）人，一个只“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别人面前去“做”的人，当然更是“自私”。此外，双方对“团体精神”（communal spirit）的理解也不相同。对新教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团体精神”的意思是指彼此尊重对方的权利以及遵守公共秩序。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在“自己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不应分你的与我的，在“自己人”圈外就毋须这样“有心”地去“做人”，因此也是同样地不讲权利，不过内容却变成了抢在对方之先。因此，中国人只有在必须“做人”的场合中才是“无私”的。然而，西方人却在中国人认为应该“做人”的场合中也与对方算得清清楚楚——这种“难看”的动作自然也显得很“自私”。凡此种种，中国人恒常以含贬抑性的“个人主义”称之。
然而，令人混淆的是，在中国大陆，随地吐痰，丢垃圾，对陌生人野蛮粗暴，一度也被冠以“个人主义”一词，并且还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相反面。因此，“文明礼貌活动”的理论根据就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下基础，言下之意等于是说中国人的劣根性是“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残存表现。然而，在五十年前，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针对过同样的问题，而其理论根据则为现代中国人已丢掉了古代的“礼义廉耻”，因此必须恢复之。一个说是为未来奠基，另一个则云要恢复古代，但是两者所回避的都是眼前的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人”之不发展。的确，在“个体”发达的西方，反而是没有这些问题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那种开裆裤式的“无私”人格。
在比较“现代化”的国外华人社会中，情形自然没有像“文革”以后的中国大陆那般糟糕，然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仍然相当完整地在发挥作用。例如，只要“有一口饭吃”，即使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甚至受外国人统治，都无所谓——这是“口腔化”的人格之表现。至于“肛门化”的倾向，则表现为只搞“自己人”这个圈子的各“圈”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对待自己“圈”外的世界，与对待压在顶上的政府一般，都是一副不理会的态度。因此，就导致了对政治的冷漠，以及社会行动的相对不发达。的确，中国式的社会只可能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很少能够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为自己争取民主权利，或者为自己的民族争取“人格平等”。事实上，像香港这样的社会，基本上仍然如是。虽然，在60年代以后，不排队以及对陌生人粗暴的习惯已经少见，但是，随地丢垃圾，晾衣服将水滴在路人头上，将汽水瓶从楼上丢在别人头上，仍时有所见——像这样的社会，内在凝聚性自然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至于东南亚的中国人，也是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从不过问当地的政治，自己人内部也仍然要照籍贯搞更小的“自己人”圈子，因此仍然是一盘散沙的状态，结果待排华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就被逐个地收拾。然而，在搞“个人主义”的美国，在越战期间，却出现一百万人在首都游行反对本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情形——这个现象是认为西方人“自私”的中国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
的确，中国式的“社会”是一个无力做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之物。对“身体化”存在的中国人来说，哀确实莫大于“心”死。的确，中国人的团结振作，似乎总少不了“心”的因素。因此，在国难时期，在国势上升时期，中国人似乎又总会暂时地超越“身体化”的存在，而出现“万众一心”的局面。然而，中国人的这种“人心”表现，顶多导致“爱国主义”与“统一运动”，而不能导致“个人”权利的确立。
3．“非性化”与性泛滥
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口腔阶段”与“肛门阶段”之上就是“阴茎阶段”与“生殖器阶段”，后面这个最高阶段则被“潜伏期”隔断为两段。前段为孩童时代的生命力发展到了出现“弑父娶母”的冲动，必然遭到父亲的报复打击，才会收敛下去。这道使人变成“文明”的手续，在弗洛伊德的泛性观点下，乃用父权对儿子做出“阉割的威胁”予以象征化。在此一威胁下，儿童的人格成长遂进入“潜伏期”，待到十一二岁始重拾前绪，朝青少年性全面成长的形态进发，但至此时必得将性冲动导向家庭之外，以便完成“成人”的任务。
因此，从西方文化角度看问题，一个完全盛开的“人”，是必须发展至生殖器阶段的，亦即是正面承认自己身上“性”的因素。这并非说成年的中国人在生理上“性”没有萌发。只是说在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在心理方面是尽量抹杀这个阶段的，因为它把“性”当作生男育女的手续，从来无法理解“性”可以是一个到了全面盛开阶段的“个人”的人格内容。
因此，中国人的“性”表现，一方面处于半窒息状态；另一方面，则因为不能集中于一个强烈的焦点，做明朗的表现之故，反而出现比西方人更扩散、更泛滥的形态。
无论是“口腔阶段”“肛门阶段”“阴茎阶段”，其意向都是“固置”在身体的某一个局部的部位之上。至于“生殖器阶段”上表现之“性”，却是一个过程、一种组织——唯有在这个组织过程中，才能使清晰的“个体感”在一个人身上浮现，使他具有了一个超越身体各部位互不相属之需要的生命力组织原理，亦即是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的原理倒过头来成为身体各部位的主宰，不再让它们各自为政，而是按自己这个完整形态的组织需要去加以控制与调配。的确，在性行为中，也可以出现口交、肛门性交，以及互相手淫——不过，这些身体局部部位的感官满足，却是以生殖器为主导的整个性交过程中的从属成分。
性爱的完成还牵涉到另外一方。因此，自己这一方从发射吸引力、追求、应对、培养情调、说服对方，一直到床上的表演，都牵涉到一连串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有充足的进攻性去推动，用充分的自信与意志去组织，而且，没有人可以代劳，必须由自己去面对。相形之下，口欲与排泄的满足是至为简单的，也是可以单方面立刻解决的——手淫也是如此。
一个人不知道如何为体内的生命力找一个出口渠道，亦即是不知道如何去组织整个性爱的过程，与人格成长过程中“自我”之被“非组织化”有莫大关系。中国人从口腔到肛门阶段都是在被培养依赖感，都是在搞“二人”制约“一人”这一套，因此就造成人格组织的松垮性与他制性。这个松垮与被动的人格，在面临“成人”任务时，易倾向于稍一遇到障碍就打退堂鼓。而被动性的人格，其“控制”世界的方式，也易滋生“自恋狂”的幻想，亦即是希冀自己不用去动一根指头，一个理想化的对象就会主动地来满足自己一切要求。但幻想归幻想，到了实际状况中，又往往会过分地受到别人的“人言可畏”的制约，变得畏首畏尾，踟蹰不前。
使这一切更恶化的是中国人将父母“神话化”的措施。西方人是将父母“非神话化”的，认为他们不过是年龄大一点儿的与自己人格平等的人，只要都是“成人”的话，在人格方面就都具有明朗的“性爱”内容。因此，母子关系就变得不宜过分亲近，否则会扯到男女关系上去。这种对“乱伦”的过分顾虑，与下一代到了全面独立，可以与“父权”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的所谓“弑父”倾向，也是有连锁关系的。
反之，中国人将父母“神话化”的措施，则是永远地用他们过分膨胀的形象来渺小化自己，令自己保持永恒的儿童形象。因为这样，却避免了“弑父娶母”的危机。在接受父母对自己精神“阉割”的情形下，中国的男性可以一生以孩童的姿态与母亲接近，而女儿也可以对父亲如此，而不致引起“乱伦”的焦虑。既然大家都不是在“性”方面全面盛开的，在“神圣的家族”招牌下，遂可以将人生早期阶段的聚合形象和谐地保持下来。
在人格发展中，人生早期阶段的内容比重过分地大，易促成对成人的“性”的无知无欲状态，或者是开窍很晚。某些捍卫中国文化者常喜欢用的论点是：西方人堕落，其女性有十三岁即怀孕者。我们固然不赞许这样的事，但必须倒过头来指出：一些中国人到了三十岁仍不见得具有这项能力。一对在美国某一流学府的香港人夫妇告诉我：几对在那里做高级进修的台湾夫妇，在结婚前夕皆必须先向他们“请教”如何进行之道。报载上海某重点大学一对年轻讲师，结婚之后两年仍不怀孕，后来去请教了医生才知道：他们以前的做法——躺在一起，以为双方的电子会飞来飞去，使女方怀孕——是离题万里的。
这类事不见得是普遍，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出现确也堪称世界奇谈。中国人表达“性”的心理焦点模糊，却不等于说在生理上没有这个冲动。唯其缺乏可掌控的心理渠道，其表现反而是泛滥式的。在民国时代，鲁迅讥讽中国人的性想象力，云：只要看到女的穿露臂之旗袍，就会联想到她光肩膀，然后用想象力一件件地剥下去，终至在脑海中把她脱个精光。时至今日，一些从台湾与大陆来美国进修的男士，遇到原居地出来的女性夏天穿短裤，就会在背后向别人谴责之。其实，是想用口说“她连裤子都不穿”的方式来意淫一番。大陆一度曾有如此现象：远远看到相识的一男一女在路边多谈了几句，就要伙同一些他们的熟人，晚上去埋伏“捉奸”。这种“心灵超速”其实也是一种以维系道德做幌子的意淫。
在美国大学有游泳池的宿舍，如果一个单身女性穿着比基尼坐在池畔，多半会引来一名黑人或阿拉伯人向她进攻，而且往往单刀直入，很快就提出“性”的要求。而中国人在这类场合，则会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从7楼的宿舍窗内用望远镜看下去。如果有女的光着腿从楼梯上走下来，中国男性在以为对方看不到他的死角处，会伸长脖子朝上看，但一到打了照面，没有了安全距离，立即就会转成一本正经，目不斜视。
有人批评我说：中国人哪里是“无性的文化”！你只要去旧金山某处有名的脱衣舞地方，常常坐着的几排都是中国人！这正说明了中国人在意识方面的性泛滥。在西方，黄色报刊与所谓正派的大报是泾渭分明的；在中国，则只要在没有政府管制的地方（例如香港与海外），不论是多么主流的华文大报，都会包含一些黄色文字栏。
事实上，一个人即使不知道如何为体内的生命力找一个出口渠道，也不会是真正的“无知无欲”。许多男性，如无法与一个异性进入性爱关系，往往会被中国人社会理解为“眼界过高”。他本人的确也在用搞雕塑的心态来营造一个现实人间不可能出现的理想女性。表面上似乎是由于这个对象还未出现，一旦遇到了，自己就会采取行动。实质上，所谓“眼界过高”乃情感无法朝外投放。情感只投注在自己身上，是谓“自恋狂”，使得他不愿意去接触与经历真正生活中的男女关系，而总保留着内容幼稚的、万能的性幻想。这类幻想指向人生早期阶段，即当一个人无须操劳，完全被动地承受“万能的”妈妈伺候的状态。
因此，在东方人的社会里，即使有一半人口必须要由别人协助，以“相亲”的方式来寻找对象，上述的自恋狂性幻想也会毫无忌惮地浮现。其实，要别人协助找对象，与幼稚的万能的性幻想，其共通点即为被动性，也指向过多地保留人生早期内容的征状。
然而，中国人之“性”的诸般表现，却也浮凸了某些被西方人——尤其是新教文化背景者——所镇压掉的内容。西方人对“恋母”之恐惧，固然是为了不要让一个人的性爱内容困陷在人生早期阶段，但另外一方面也形成一种“压抑”。在弗洛伊德学说中，人之初“恋母”倾向被来自父权的“阉割的威胁”所镇压，而使人格发展进入“潜伏期”，是被当作整个人类文明及其所引起的“异化”之初肇。
如前所述，中国人之“非性化”，却冲淡了弗洛伊德用“弑父娶母”象征化的那一类代际冲突，也可以让“恋母”继续下去，不会被社会当作一种病态，因此似乎减低了西方人格为了“成长—分离—个体化”而造成的那种“异化”。中国人的妈妈，基本上也是把儿子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男人；当第一位没有了之后，可以理所当然地索取第二位的关注，甚至可以与媳妇抢同一个男人。这一切，在新教文化的西方，都会被当作悖逆的。在每一个人的“性”内容都很充足的情况下，老年人对年轻人是不应该有吸引力的；如果要强求，与较年少的同性争夺不属自己这一代的异性，就是自不量力。如莎剧《李尔王》所示一般，年老者要占有年少者全部的爱，非要在自己还掌有权位之时不可。但对一个“性”内容不发达的人来说，则不会对人际关系持有这种冷嘲态度。他甚至对自己的私人空间、行动自由受到不同代人的限制，不会出现太强烈的反感。对中国人来说，则是用“口腔化”的内容——例如说必须“反哺”上一代——来排挤掉一大部分个体生殖器阶段的内容。
与中国人相较，西方人除了更恐惧被妈妈吞噬之外，也更害怕同性恋倾向。他们公开的同性恋行为无疑比中国人众多，乃由于比中国人更敢公开化之故。然而，中国人对同性恋者顶多取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则有将之杀害者。一个人如对另一个陌生人的性倾向做出如此强烈反应，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充分反映出个人对自己内在的同类倾向的严厉镇压，并把对其之恐惧外射。
西方文化——尤其是生殖器主导（genital primacy）的美国——对同性恋的歧视，其实也是对所谓“人格成长不全”恐惧的另一表现方式。按西方心理学某些旧说：同性恋的成因可以是男孩与妈妈的形象过分认同的结果，或者是人格发展还没能达到搞异性关系的地步（亦即是停留在“前生殖器阶段”），唯有转向同性间去找慰藉。反正，西方人对同性恋过分强烈的反应，与他们由文化规范限定的性别角色——例如，男性必须雄健——有关。
中国人除了没有强烈的代际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别分化。从一些迹象——文化中主流的男性形象是女性化的“白面书生”，大众戏剧中“颠凤倒鸾”倾向的普遍化——可以看出中国人有将男女之性别暧昧化的倾向。如果一个文化中的主流男性形象是女性化了的男性，就似乎显示出：无论男女所喜爱的，想与之认同的形象都是性别暧昧的，在异性的外形下有着许多同性的内容，或在同性底下有着许多异性的内容。
中国人看到一男一女多谈了几句，就会“心灵超速”，去刺探盘问，甚至要“捉奸”，但对男与男手牵手，女与女勾肩搭背，却是习以为常的。对此类现象大惊小怪的，却是视男女亲热接触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人。一位美国专家到了杭州西湖畔，看见两位解放军战友手牵着手，就要拍照。一位联邦德国人到了天安门广场一看，回来说：“中国人都是同性恋！”
在一般的情形中，监狱与兵营是助长同性恋倾向的场所，因为人被剥夺了接近异性的机会，易转移到附近的同性身上找寻慰藉。
不过，我并不偏重环境说。文化深层结构对人的塑造好比第二遗传，即使跑到一个更有“行动自由”的环境中——例如外国——身上的文化“密码”仍不易解掉。中国男性有如此倾向：即使对一个女的感兴趣，但第一次去接近时，往往会带了另一个男的一起去，结果使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发动攻势的人。
这种躲在同性堆中去面对异性的习惯，自然在女的身上也浮现。例如，明明是与男性约会，事到临头改变主意或退缩，却不会像西方女性那般直截了当地说，而往往是将自己的同性朋友搬出来当作借口，甚至连宿舍中不同国籍的室友也会被拿来派用场，于是事情被说成：与自己的女友临时有事，必须违约云云。在本人的经验中，上述情形在更为“女童化”的香港女性身上出现的频率高于台湾、大陆者。在这一点上，前者反有点儿像东洋娃娃型的日本女性。这类情形往往不是同性恋。西方女性搞起同性恋是充分自觉的，也易排挤异性。上述东方女性却是非需要男性不可，甚至一开始就想到结婚，因此在面临异性关系时倒退回同性堆中去者，乃不善于由一己去面对之故。事实上，需要依赖一个人，和因为向社会观众交代而结婚，与“个人”没有强大到足以应付异性关系，往往是彼此呼应的现象。
此外，中国人的“非性化”，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底下的“性压抑”有所不同。大部分的中国人，在还未完成安身与生育这两项社会功能的时刻，可以让性欲最旺盛的整个青春期空废掉。从性被剥夺而又没有普遍出现西方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歇斯底里症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问题是“非性化”多于“性压抑”。它由于“自我”结构的弱化，性表现的焦点模糊，缺乏易掌握的出口渠道。但在心中却是无须压抑的，一旦表达，也是不易控制的。
事实上，如果西方人在性成长中必须对“恋母”予以压抑的过程并不适用于中国人身上的话，那么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有否弗洛伊德所谓的“潜伏期”也是个大大的疑问。中国人在口腔期与肛门期的经历，都比新教文化的西方人要来得放纵，亦即是少予控制，因此可以类推：在更高阶段上，这个放纵亦多半会持续下去。它无疑造成松垮、被动的人格，在处理成人的“性”方面易出现不成熟的态度，并保留许多的人生早期阶段的幻想，但正因为如此却也没有西方式的“压抑”，更易倾向无形状的泛滥。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帮助人格健康成长的性教育尽管荒废，有便于泄欲的色情场所与媒体——文字、图片、录像带——却是可以泛滥成灾的。例如，在新教文化的美国，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性”的比重也许会多于中国人，但在整个文化的气息中却缺乏东洋的那种色情风味，也不像台湾那样，咖啡厅、舞厅、理发厅、理疗院、三温暖，甚至连变相的医院、加油站都可以是色情的场所。美国前一阵子揭露的“宝岛玉女卖淫案”，显示出本地社会从台湾与韩国进口了自身所没有的异国色情风味。
中国没有像基督教文明那样将“灵”与“肉”截然分判，或者高抬理性以驾驭感情，也没有视“自然”为必须用人力加以控制与征服的对象。事实上，西方生殖器主导的人格，其所强调必须予以控制者，正是性欲，好比中国的和合式的人格必须予以约束者乃是攻击性一般。
此外，西方人也视“分离”为成长的必经手续。它保障了一个成人有自力组织去获得性爱的能力，而不像东方人一样，必须借“相亲”去完成“成人”的任务。然而，很吊诡地，“分离”却同时是一个不利于性爱的因素。尤其在今日的美国，个人也许对性爱很开窍，也具备充分散发这方面讯息的肉体，在进行性爱时也会像体操一般猛烈，但对泯灭自我疆界的亲密关系，处理起来却有点儿神经质。一般来说，一进入亲密关系，即易出现反弹作用，甚至立即转化为憎恶与被害妄想。因此，人与人很难走在一起，走在一起的，也往往导向“异化”的性。
性之为物，其实有向人生早期阶段逆退的一面。性爱达到高潮时，也正是个人的理性的自我疆界瓦解、必须失去控制（亦即是“丢了”）的时刻。因此，西方人对“性”的看法也是充满暧昧性的。一方面，他们以一个人有否从事这方面的能力，作为其是否“成人”的标准；另一方面，却视理性控制能力之薄弱为儿童化的倾向。例如，“人际关系的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一派的心理学说，即视一男一女之间的互相挑逗为“儿童对儿童”的行为。甚至弗洛伊德学说本身，也一面视“潜伏期”以后的“生殖器阶段”为人格的全面成长，另一方面却又缅怀失去了的乐园，视童年“恋母”情结的被压抑为最大的“异化”。近年来的一部弗洛伊德派的小说《白色旅馆》（The White Hotel）甚至用性幻想的方式表示：口腔型的（亦即是双方都将对方完全吞掉的）性爱乃是最令人向往者，也是在现今这个理性社会中不可再现者。
因此，不少新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东方持有性幻想，尤其是男性对东洋娃娃与东洋色情风味的向往。他们借着理想化的“东方”，以重温在人格成长过程中必须压抑掉的那部分。
4．“自我”之被非组织化
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局面，曾经有不少人试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去加以解释。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采取“封建说”的，但是，这个说法既然很难自圆其说，于是，也有不少论者试图在“封建说”中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成分——例如说，中国的历史发展是迟滞的，虽然它也经历所有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五大阶段，但是它却具有独特的“亚细亚”道路。
这种试图折中两种说法的最巧妙者，莫如以下的一种说法：中国在原始氏族公社还没有清算殆尽的基础上，就进入了奴隶社会的阶段；结果，奴隶社会并不能如在西方那般盛开，就拖着氏族公社的残余进入封建社会；自然，连累到封建社会的发育也不健全，使资本主义社会迟迟地难产。
换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也必须经历五大阶段但又不得不承认它其实没有多大变化的折中论，所想指出的是：在中国，总是旧的拖住新的，应该死去的拖住该诞生下来的。
对中国历史形态之停滞不前，上述这一类概念化能否加以解释，姑且勿论，它倒是引起人们注意到一点：中国的历史形态确实缺乏向前开展的意向。
笔者认为：姑勿论几千年的停滞不前是由几个未经清算的“生产方式”叠床架屋造成的，抑或由其他的原因促成的，这个由几千年历史的总堆积呈现出来的开展意向的缺乏，亦必然不可避免地浮现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换言之，每一个中国的“人”正是被其文化设计成这样的一副样子——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被堆积着如此的一组文化密码，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全面盛开的“人”！
中国人“成长”的内容，只是“一人”之“身”的“快高长大”，以及在“二人”关系中如何懂得去“做人”。虽然，一个人生理上的茁长势必带动他向成年迈进，但是，因为文化设计之拖后腿，在中国人“身”上，“固置”在人格发展初期的“口腔阶段”上的情形特别严重。在“肛门阶段”上应该受到的对身体排泄物与身体动作的控制，基本上也未获解决。至于成年人“身”上应该装载有“性”之内容，则处于窒息或半窒息状态，或无形状、无焦点的泛滥状态。
中国人只能安于身体局部部位的满足，莫如表现在对“食”的过分强调之上。
中国人的烹调术是世界上最精致也是最讲究味道的。侨居世界各国的中国移民多半以经营餐馆业为主——可以说它成为了华侨的特色，从旧金山到横滨，唐人街的所在地就是“食”的集中地。至于中国人的整个生存意向，也往往说成是为了“揾食”。
中国食物太过可口，因此满足口欲的功能远远地超出了充饥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饱了肚以后还禁不住继续吃。这一个倾向，笔者只有在到了美国和日本以后才发现。美国人的食物热量很高，容易令人发胖，但每一餐的量并不多，吃饱了就算，而且绝不可口，也不会引诱人饱了以后继续吃下去，因此，吃食似乎只是为了替自己这部机器加燃料，以便继续开动去干别的事情。在他们清教文化的心理深层处，好像过分讲究口欲的满足是不会“得救”似的。日本人在饭店中侍奉的一餐量更少，因此总是吃不饱，而且，虽然比美国的食物可口，但是与中国食物比起来，不是过淡就是倾向于提供一种对感官的特殊刺激，因此也不是为了令人多吃。于是，笔者就禁不住反省：自己感到吃不饱，是量不够，还是因为一直吃中国餐，有为了口欲而吃过了头儿的倾向？
世界上有像中国人那样吃法的，可能只有拉丁民族的法、意人士，而他们的烹调术也是驰誉于世的。不知是否偶然抑或有关联：美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列于世界之冠，个人在自我纪律方面也是十分成功的，至于法、意等国，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相对落后之外，还存在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相对落后的，而且，虽然不具有拉丁民族那种攻击性而倾向于逆来顺受，但是，在外力制约不到的地方——例如公共秩序——就呈现出更乱的状态。
然而，即使在这里，两者也有不同的地方。对拉丁民族来说，“食”只是他们促进生命欢愉感的主要项目之一，然而，在这方面，性爱与肉欲满足的追求似乎更为重要。事实上，他们以“醇酒、美人、欢歌”为内容的对生命的欢愉感，是与中国人自我压缩的生命观刚好相反的。因此，中国人的“食”几乎可以说是唯一合法的对官能的满足。而且，这种十分局部化的官能满足，又是整个“个体”缺乏全面盛开的完整形态的一个外在征候。换言之，它显示出：中国人并未能够将“人”的潜在的内容充分展现，就如同一个国家富于天然矿藏，却只懂得利用表土种植，对潜在资源完全浑然不觉一般。
事实上，对一个达到“自我组织”阶段的人格来说，过分地强调“吃”，正是自我组织崩溃的迹象。
在上面我们曾经指出：在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对过分强调“吃”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在清教徒文化的深层，恍惚隐约地会意识到：贪饕是一个人不会“得救”的外在行为密码。至于清教徒文化，却正好是建筑在这样的一个加尔文教义的前提上：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寻其“得救”之道，既不能依赖外力，也不能替别人代劳，因为“私人得救”之法各自不同，每一个人唯一能行的就是用自己的意志组织自己的一生。因此，并非偶然地，加尔文教的一个派生流派叫作“方法教派”（Methodist，中译“循道宗”），在欧洲的加尔文教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种叫“精确教派”（the precisians，因此，并非意外，加尔文教的发源地瑞士恰是最好的钟表产地）。
宗教的符号只是文化表层的现象，因此，在宗教气氛已经淡薄的今日，“自我组织”则表现为：“个体”按自己不同的形态各自组织自己这个动态的开展过程。
这并不是说：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做到“自我组织”。事实上，在他们之间有许多过于肥胖的人，也有不少人心情定不下来，为了消弭焦虑感而整天开冰箱取食物放入口中。然而，这些人往往连自己也警觉到：这是意志薄弱、自我组织崩溃的迹象，因此就总想革除这种惰性，甚至去寻求心理顾问的协助。
然而，对中国人来说，整天在吃东西却并非不正常，而是一种常轨化的现象——除了花过多的时间精致地准备三餐之外，不少人在平时一有空闲就吃零食，一些家庭主妇整天忙着的也是煲汤、煲糖水、弄点心一类的活动。
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一个生殖器型的人格来说，整天在“吃”，是自我组织崩溃所引起的挫折感与焦虑感的征候；对一个口腔型的人格来说，则“吃”几乎就是“性”的代用品——它并不是由挫折感或焦虑感引起的。事实上，中国人的口腔化倾向具有受到社群照顾的内容，因此从不期待个人在毫无协助的情形下去进行任何事情，要求个人独力表演的压力自然也会降低，必须由个人组织自己去面临挑战所引起的焦虑感、挫折感亦不至于如此地强烈。
事实上，中国人的“自己人”圈子就是具有人情“味”而可以互相“吃”的“熟人”，其功能正是人在“口腔阶段”必须从中吸食养分的母胎之代用品。因此，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人既然不让别人“吃”，每一个人都必须“食自己”，确实是绝顶“自私”的！
因此，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保留有许多口腔期的“人我界限不明朗”的遗留，亦即是让自己被包在“母胎”的温暖中，透过口腔的渠道与吸食的对象融为一体。
西方人在肛门期受的训练是自制自律，因此就开始摆脱口腔期人我界限不明朗的“二人”状态，并且为生殖器阶段的“自我组织”奠下基础。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受的训练，却是一方面毋须自我控制，另一方面却是“他制他律”，因此遂将口腔期的“人我界限不明朗”延续下去，使其后形成松垮、内收而其实缺少自我节制的人格构造。
这样的人格组成，到了寻求异性的时刻，也往往会无法自我去组织整个获得的过程，而必须由他人——亦即是公式渠道化的“二人”去代劳，例如，由父母安排、亲朋做媒、介绍等等。
一个“自我”被非组织化了的个体，其私人基地势必不发达，因此，除了公式渠道化的“好”或“乖”之外，私人化的七情六欲往往就不懂得如何表达，严重起来甚至会造成精神上的残废——连表达自己对别人几乎自然的好感或者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好感也有所不能，更不用说对异性表示喜悦之情。这种情形，自然是不利于性爱的。
因为，任何性爱的表现都不可能是自我压缩、自我取消，它总必须表现为“自我”的一种强烈要求、一种攻击性行为，而且，只有在双方面都开放的情形下，才会令任何一方感到快乐。因此，如果一个人“自我”被非组织化的程度过于深的话，就根本很难进行性行为。
中国人因“自我”的被非组织化而造成的“老实”，却不一定是一种由个体自己决定的真挚的质素，而往往是一种建筑在无知无欲之上的“好”，也可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
事实上，这是将一个人非组织化而造成的“大治”，然而，这种“自我”被非组织化的状态，在“乱”的情况中却可以看得更清楚。换言之，同样的“自我”之被非组织化，也会表现在不那么“老实”的行为中——例如：并非求偶，而只是想获得性欲的满足，但同样地不知道如何去组织整个达到目的之过程。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调戏了小尼姑之后，春心大发，于是就在赵府的女佣吴妈和他聊天之际，突然一步冲上去，没头没脑地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然后就在她面前跪下了。这自然是一种没有经过量变就求质变的“大跃进”，其效果如何，不言可喻。
据大陆出来的人士透露，到如今仍有男士向女性索求性爱是用下跪的方式者，就如同《芙蓉镇》那部电影中的一幕闹剧那般。
事实上，也有少数由香港、台湾、大陆到美国去的人，认为西方妇女都是“娼妓”，以为在美国性交的机会很容易，结果却暴露了不少丑态。比起中国女性来，西方妇女对“性”的态度自然开通得多，但是，也要看对手有无吸引力，以及有无办法去获得。
然而，上述的中国男性却不懂得如何去组织整个获得的过程，结果就表现为色情狂。例如，有人在公开的晚会场合中突然将手搭在陌生女子的手上，涨红着油光的脸，要求约会，或者从后面伸手去摸陌生女子的乳房；有一次，一名台湾学生在实验室中突然乱摸正在工作的美国女同学，在引发了后者的尖叫时，就逃到厕所内将自己反锁起来，等等。
从这些中国男性的“灾难”中，也可以看出将性爱“肛门化”的倾向，亦即是把原本应该是很正常、很健康，甚至可以是很美的性爱，搞到粪便一般“肮脏”，并且还将它倒在别人身上。
然而，这种人格发展在“肛门阶段”上的“固置”，以泛道德主义的面貌出现，则更为常见——那就是将“性”当作是肮脏的，并公开声讨之。这种人，往往自己脑海中是分秒都在想着“性”，而且有将之化为秽物的倾向，因此，心灵中其实是对“肮脏之物”具有兴味无穷的执着，还要把它倒在别人身上——的确，有时别的男女还没有真正成“交”，他们就已经“心灵超速”地想到那上面去，好奇地去刺探隐秘，甚至提出指责，还要去“捉奸”。这种人也是提倡由外力去约束别人，因此反映出自己是必须受外力约束的人格，宁可在背后手淫，也必须在社会面前摆出“正经”的样子。这样的人在世界各地都会有，但是在中国这个只知道用“好”或“坏”二分法去衡量一切的泛道德主义文化中尤显甚多。
将“性”当作是“肮脏”的，其实是把生殖器官仍然当作是排泄器官看待。一个成年人在知识上自然不会犯这种错误，但是，如果他的人格发展有过多的肛门期的“固置”的话，就会在心理上倾向于把排泄部位的“肮脏”附会到生殖部位上去。例如，口腔化倾向至为严重的广东人就有“咸湿”一词——这种感觉，是只有想象在用口接触女性的阴户后，又将它误当作是排尿处，才形成的。广东话的烂口在形容那个部位时，亦特多“烂”“化”“臭”一类的词汇——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粗鄙的语言。
显然，在中国人“身”上，清晰的“个体感”不是未曾显现，就是模糊得很，因此并不具备一个超越身体各部位互不相属、各自为政之需要的生命力组织原理——这个原理就是强烈的“自我”意识。
在“自我”这个“中央政府”控制力很微弱的情形下，“口腔化”与“肛门化”的需要遂会采取“山头主义”的割据形式，亦即是口欲满足的无节制之追求，以及身体排泄物控制的付诸阙如。自然，在这种情形下，阴茎部位的需求，也很容易会出现用无节制的手淫去加以满足的情形。
然而，“性爱”之满足，却总必须由一个“自我”去面对另一个“自我”，并且将生殖部位、肛门与口腔的快感都化为一个总过程底下的从属组成因素。
“自我”之被非组织化，也表现在“自我”的脆弱易碎、非理性占上风这一点上。中国人有“性”急起来，就表现丑态，也有在情场稍受挫折，就整个崩溃，不是造成自杀就是他杀者。80年代初，上海某重点大学一名男生，与一位女生只谈过几句，心中就认定对方“已经是他的人”，后来见到该女生在图书馆大门前与另一男生攀谈了几句，就拿了两把菜刀，到后者宿舍中找他拼命，被其爬窗沿水管逃脱，于是在其宿舍门上挥刀乱砍，终于被公安人员架走。
这或许是由国内男女接触机会很少造成。但从80年代中期至晚期，类似案件也发生在居留美国的台湾人士身上。一名男士因未婚妻回台以后移情别恋，遂也追回去，约她出来，在她身上淋汽油，点火焚烧。另一名男士已在纽约就高职，迷恋上好友托其照顾之留学生妹妹，什么都为她“牺牲”了，连在市区昂贵的公寓也让了给她住，但当该女没有“回报”，不应允他的求爱时，就在背后一刀将她捅死，然后自杀。另一名台湾人曾约会一名洋妞。在美国，“约会”是很平常之事，但该男士则以为约会就是订终身，结果遭到回绝，失望之余，远走加州，且已就业，但过了五年气仍未消，还将姻缘之不成怪罪于该女所属之教会，遂买了一支手枪，专程回去，朝正在礼拜之教堂内乱射，杀死无辜者二人，伤害多人。
这些也许是极端的例子。但一般中国人面临处理男女关系时之欠缺风度，稍遇回绝就心怀愤恚，黑起嘴脸，或演变成“断绝往来户”，甚至侮辱对方，也是常见之事。在芝加哥，一位大陆留学生对一名台湾女生感兴趣，但被回绝，遂在同学会办舞会的场合中，当众将一杯可乐泼在她的衣裙上。我在台湾时，也认识有人因追求不遂而想贴大字报骂女方的。
在中国人自诩为“无性”“老实”的地方，西方心理学家却看到了一种“宠坏”的人格，一种自己不求去表现浪漫风趣，不去理性地面对障碍，却幻想对方会无限度地来迁就自己——稍有不如己意，就心怀愤恚，迁怒对方。
反映在一般“正常”的、上“轨道”的男女关系中，中国人其实也常将原该是“成人”的男女关系母子化或父女化。不少中国男士对待妻子或爱人的态度，就好像对待“作为奴隶的母亲”一般，自身全部非组织化的烂摊子都可以推给她，对她可以予取予求，而不需要说“谢谢！”（对妈妈道谢，岂非见外？）男方也不需要表达多少热情去争取女方，自己甚至可以常“不在现场”。这类东方男士作风，如果碰上的是洋女人，对方早会一走了之。
父女式的男女关系，则希望男方代自己打理一切，自己完全不用操心操劳，对方会把自己当作掌上明珠、神座上的女神一般，一呼百诺，可以鬼使，可以神差。这类内心要求的落实即使并非普遍化，而中国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或找上了儿子型的男士，自己不得不扮演由文化密码决定的母性角色者，在心理深层处仍会缅怀一种由对方包办一切的“桃源”状态。我认识的大陆与台湾女性，都曾表露过这类渴望。至于香港女性，则“永恒的女儿”形态似乎是主流。在现实的工商业社会中，她们或会比以上两地的女性都更组织化，但一二十年前港产电影中的女角，多半是“宠坏”、使小性子、不讲理的类型；至今日，如果女角在一部电影中并不重要，编剧不想太费笔墨，也以这个简单化类型充数。
中国人的工作与现实生活即使很劳碌，但这个对人生早期之“桃源”状态的缅怀却是形之于色的。这或许是全人类共有之渴求，不过，在不同文化中该有不同的比重。将来希望设计出一种心理测验方法，配合上文化符号的研究，去得出较具体的成果。目前，光从文化符号看，美国人是尽量想压抑掉这个“桃源”之缅怀的。他们向往的无疑是“荒原”：人，必须及早挣脱人生早期依附状态，再从一种断裂到另一种断裂，干干脆脆，最后则一人在旷野中独行。这或许是人征服环境必先征服自己的要求，因此，在东方女性把一切交给父性的男方安排当作是“幸福”的地方，西方女性却看到了对方的权力与牵制。
中国道家式的“复归于婴儿”的命题则反对征服自然，反而追求与之融为一体。这种渴求其实亦表现在中国式的“二人”关系中，中国人互相依赖的温馨安排，是将一己控制环境、控制人生的权力一大部分交出去给别人的。在这种安排下，自己有欲望，就不太需要由自己去操作与操劳满足欲望的整个程序，可以由对方代劳，自己这一方还可以保持“清高”“不在现场”。这种情形，固然是相互的，彼此维护对方的“无私”与“不争”形象。如对方的要求有损及一己利益者，中国人一般会比西方人看得开、容得下——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看不开者，则也不能像西方人那般干脆地回绝，反而是希冀对方猜透自己的心意，不要提出过分要求；如果对方不觉的话，中国人口头上不说，心中却易产生愤恚。这种情形，是自己既放弃控制环境，却又希望这个环境能自动地控制得刚好合乎自己心意，以免自己费神去应对，不然，就会怪罪于它。这个幻觉式的对环境的控制法，反映出被非组织化了的中国人“自我”朝初生婴儿状态逆退的愿望。
这种被“非组织化”，在一些海外华侨身上甚为明显。在中国人的地方，互助还有一点儿实质，助人有时也是快乐之源。在北美，则人人讲究全面控制自己的人生，而人生也如田径赛中平行的竞技跑道一般。但半吊子洋人的华人却一方面要实行这种人生，另一方面在成长过程中却被培养成把“自我”当作“公共租界”。于是，自己对渴望得到的人、事、物，纵使有冲动，却往往厌于面对满足欲望的操作过程而作罢，对只有一面之缘的从中国来的同胞所提服务要求，心中并不愿意，却应允之。这类无意义之举，或者只是半西化的“自我”结构之国防线的局部瓦解，但无疑也是主宰一己人生、追求幸福的焦点的模糊化。
只要有可能，初来或暂居北美的中国留学生，在缺乏西方人之自我组织情况下，就会尽量重组自己人的温馨状态。这个“母胎”的重建，对心理健康是必需的，但有时候也会过分。有一次，一个台湾青年学会在纽约举办年会，对与会者发的指示却像妈妈一般唠叨，例如叮嘱上街时必须另换便鞋，晚上少上街，不要入黑以后游中央公园，哪些地方有洞，谨防掉进去，等等。连曾经历“文革”的大陆人看了也发笑，说：“我们还不至于这样！”
中国人对人的过分保护，无疑使人重温温馨的童年，也将成年的世界当作父母之延续，但似乎忽略了“性格建立”（character-building）这一点。连阿拉伯人也知道配养良种的马，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怎么会没有这个概念？历来的统治阶层，为了培养接班人，该懂得如此做，而现代的中产阶级却是承继了老百姓的柔弱倾向。
中国人的过分被保护，够温馨，其实也被“宠坏”。一位与香港人结婚的北欧女士一眼就看出其家翁的性格是被“宠坏”的，但中国人基本上对长辈只看到社会约定的尊崇角色，根本不会接触到人格，因此她的香港人小叔就根本不要听这个话，好像如此评语乃触犯天条似的。
80年代初，我在香港时，一次乘公共汽车，就看到已接近五十岁的司机因心情不好，或天气炎热，对着全车乘客呱呱怪叫，出言辱骂，形同小丑，而乘客则逆来顺受之。去政府机关交水电费时，收费员是一老头儿，也是十分粗鲁地将找零大力拍击在每一位付款者面前。简言之，都是将自己失控的发泄行为带入了执行公务中。
在香港是偶见之事，在大陆则一度曾全民普见。洗练的日本人到了大陆，基本上被吓坏。有一次，一位日本教授往上海图书馆寄存处领回手提包，结果是“服务”人员将整个手提包抛向他身上。中国民航“服务”之坏，恐怕是世界航空业史上的奇闻，送餐盒时是粗手粗脚地丢给客人的，勤务员可以随兴辱骂乘客，一次是发泄在广州市长身上，另一次则令时任中央驻港大员退票。上海四星级的希尔顿饭店中国“服务”人员，竟打了顾客一记耳光。至于日常上商店或服务场所，则必须有会受侮辱的心理准备。
这类不文明的发泄，或不能全归咎于经济落后与国有制度，更基本之因乃中国对“人”之工程出了纰漏（是偷工减料）。今日香港之发展水平并不亚于日本，日本的地铁也如香港一般拥挤，但是候车的人却总会自动排队，车门一打开，也总会让里面的人先走出来，座位则先到先得；从无出现香港在起点站的空车厢中也会有“饿狗抢屎”那般破坏自身美感的动作。
对中国人来说，身体的动作似乎还未曾是一个充分被“组织化”的项目。今日之香港人已趋文明，但还有一点儿残余，例如穿过马路时不理会红灯，只看有没有车辆与警察，说起话来易沦为用声量去发泄。因此，到了外国，就往往成为可以辨认其身份的一种身上的“密码”。例如，在日本的名胜地带，香港人混杂在日本人当中是不易分判的，但是，只要说话时一旦兴奋起来全身都在耸动，就可以一眼看出，要么就是无法控制巨大的声量。一名曾与我一起去新疆旅行的美国留学生，在吐鲁番的一部旅游车的后座曾领教过一群香港青少年的喧哗；到了东京以后，只要在餐厅中遇到声量大得令人侧目的一群，就知道是香港游客。
“非性化”的中国人，难于形成营造“魅力”的心理化学，也难得出现表达“魅力”的身体语言。中国人破坏自身魅力的方式包括：不控制身体的动作、抖脚、放屁、当众挖鼻屎、随地吐痰、擤鼻涕、说话哇啦哇啦，以及种种不登大雅之堂之举。其实，喉头肌肉之只放不收，痰像连珠炮一般失去控制——光只是这一点儿端倪，就可以浮凸出整个人格在其他方面组织的松垮，更勿论对“美感”的组织。“人”之工程的偷工减料，在大陆“人”之“霉干菜化”上表现至为尖锐，其他地方的华人“身”上也仍见其余绪。
个人之“非组织化”，自然也会反映在生活环境的安排布置之上。如果我们排除各中上层社会华贵的室内设计不论，就一般人来说，世界上很少民族会像中国人一般，可以生活在一个杂物乱堆的空间里，毫不讲究雅致，似乎只要苟活便得，无生命之质素可言。
有一次，一名挪威友人到美国某大学历史系找我，共同走过一间大陆访问学者的办公室，发现他门上的玻璃是用一张旧报纸挡起来的。至于其他的办公室，门上的玻璃不是用布条、礼物纸贴起来的话，就是别出心裁地用主题类似的明信片遮住这个空间。我那位在中国住过两年的友人慨叹道：“中国人就是这么实际！宁可省去几分钱一张纸，也不会考虑到美感！”
中国文化的辩护士会说：这是大陆的贫穷所致，非中国人之普遍倾向。然而，香港是充分现代化的华人城市，但西化的中环银行区旁边的湾仔就脏乱得很；九龙尖沙咀弥敦道是跟外国游客打交道的地方，就很干净有条理，但两旁的后街如广东道一带则是连道路都是烂的。似乎，在中国人无须保持与洋人打交道的“门面”、纯粹面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可以毫不讲究生命质素。
我们也不妨看看美国大都市中华埠的情形！华埠之脏、臭、乱，乃具体而微之中国。在这些中国的活标本里，街道边上尽管堆着秽物、污水散发着臭气，店面却挂着制作精致滴着油的美味烧腊，象征着中国人“口腔化”与“肛门化”的失控，也意味着：中国人之心思可以全部放在“吃”之上，不管在如何脏、臭、馊、腐的环境中皆乐此不疲，而所谓生命的质素，就狭小化到这一点上。
一位在美国教中文的华人曾把旧金山的唐人街与日本城做一比较。他说：日本城的商店内部很讲究室内设计与摆设，让空间与实物之间的恰当比例发挥一种美感作用；唐人街的商店则与货仓无异（往往还违章地泛滥到外面行人道上），令顾客转个弯都难，简直是给人一种压迫感。
如果还有持“外因论”的辩护士说：这是人多空间小的“必然”结果，不一定是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心理景观的问题，我们也不妨接受这个说辞。但如此做不啻是承认中国文化的平庸性，也不得不转而去认可地小人多的日本在空间经济方面的出类拔萃。
中国人生活空间之“霉”，与个人之松、垮、馊、乏相映成趣。这也与贫穷落后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些第三世界如拉美、非洲人士之外观，反而比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人更多色彩。像中国人那般“霉干菜”式的外观，乃世所罕见。其所以形成，物质落后的因素或许有，但心理方面馊掉的因素实具决定性。
5．“母胎化”的倾向
西方新教文化强调是大脑皮层左半部的功能，尤其加以贬抑的则是脑部中层的内容。因此，它强调个人凭理性的自我组织方式去获救，绝对不能由别人去代劳，自然也不能去拉别人一把。为了培养这样的强者，个人在脱离娘胎诞生下来后，就被逐渐训练摆脱母胎与孩提阶段的温暖包围，预备他去单独面对世界，而他必须去面对的世界也正好就是由这个文化造成的冷冰冰的世界。这种文化设计使“个体”能够全面盛开。但是，对脑部中层如此地施暴，却并不是仍然需要人情温暖的人所能吃得消的。因此，在今日的西方世界（主要是美国），心理治疗术与邪教多达两千五百种——前者帮助不能自立的人去做自我组织，至于后者，则可以说是一种人工的母胎，让那些寻求温暖的人有个归宿。
我们在前面已曾指出：中国人的“个体”并不是一个内在动态的开展过程，它只是一个被镇止的“身”。中国人的“身”既然并没有开展的必要，于是，作为中国文化中的“身学”的道家，其为个体的“身”制订的处方就是：“能婴儿乎？”[2]“复归于婴儿。”[3]而道家练身的最后目标也是要“人”重新回归到母胎状态中去。至于已经被诞生下来的人，老子就提供了一套维持“活死人”状态的死亡崇拜，例如说：“曲则全，枉则直。”[4]“不敢为天下先。”[5]“强梁者不得其死。”[6]“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7]“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8]亦即是要一个“人”不要自我开展，不要热爱生命，只将生存的意向完全导向“身”这个臭皮囊的保存。这其实是一种“生中之死”的状态。因此，重新钻回娘胎中去其实是钻进坟墓中去。
不过，道家只是中国文化中的“身学”，它开的处方也只是针对自“身”这一端。补充它的则是儒家这套“心学”——后者即将强调放在“由己之身，及人之身”的“二人”心意感通过程之上。于是，中国人不能做自我组织的、被弱化了的“个体”，也可以由对方的“心”去加以组织。在这种安排下，诞生下来以后感到单薄与寒冷的“个体”就无须像道家提倡的一般，重新钻回娘胎中去，这个娘胎的功能可以为“人情的磁力场”（家族、社群、集体、国家这类可大可小的“自己人”圈子）所取代。于是，“人”就从来没有诞生下来，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人”还没有萌芽。
自然，对任何民族来说，都会有家族、社群、集体或国家这类的东西，它们也不免是个人或多或少地安放自己的身体与感情的地方。不过，如果“个体”发达的话，尽管可以与这些事物认同，却总不至于把它们当作是“自我”的代用品。然而，中国人整个“人”被组织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之“身”由人伦与社群的“心”去加以组织，而不是由自己去组织的，因此，就总会觉得能对自己加以肯定的力量是来自“身”外——它就是别人、众人、集体、国家、民族等等。
如果中国人的“安心”是“兼善天下”的话，那么，就会倾向于用民族或国家去代替“自我”的原理。在革命与建国时代，这并非是坏处，反而是一个正面的作用，因为它使不少人为运动献身与舍身。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它也是全国“上下一心”的基础。然而，到了“文革”时代，这种所谓“忘我”境界的负面却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因为，它可以容许“取消八亿个大脑”的局面出现。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及：目前美国流行的邪教成百上千，教主也为数众多，不过供奉者毕竟属于自我组织崩溃的少数，因此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病态。然而，对“自我”被恒常地非组织化的中国人来说，必须由领袖与团体去“定义”自己之举却是常态，因此，这个情形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母胎化”倾向是一种常态。
然而，国家与民族毕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层次，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上，这个“母胎”却是每一个人的工作单位。个人被分派到一个工作单位后就在那里终其一生，至于单位与单位之间则是一个“小国寡民”“壁垒森严”“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于是，个人所属的单位，就具有将个体包含住的“母胎”之功能——它替人选择工作，指派房舍，评定工资，收工会会费，搞政治教育，一度还分配粮票、布票、食油、煤，并配给购买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的凭券，供应避孕用具，批准结婚或离婚，解决家庭纠纷，分配每日的工作量，组织所有体育、康乐活动，选拔人员接受特殊训练，吸收党员，计划生育等。单位同时保存每个成员的个人档案，这个档案本人永远看不到，但是内容却可以随时用来对付他。
像这样子的安排，自然是1949年以后实施国有化体制之结果。然而，从更深一层的分析看，它不过是将控制个人之一生的功能，由传统的家族转到了国家手中而已。
我们并不认为每一个中国人对这样的安排都会很满意——事实上，笔者在大陆时曾听到有人抱怨，但并非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反对这些措施，因为，中国人之“身”被结构的方式就是不同于西方人，如果是相同的话，老早就会造反。事实上，中国人的个体不被一个母胎包含的话，就会变成“无主孤魂”，因为每一个单位都是对外封闭的，而中国人在越出了“自己人”的圈子就毋须“做人”，因此，非但不会互相照顾，而且还会态度粗暴——在这种情形下，个体存在状态不发达的中国人，就只有在一个自己可归属的“母胎”中“安身”。
这个倾向，在国外的中国人“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诚然，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外，很少人能够容忍像在国内那样，“终身”陷在一个单位里，而会图谋生活条件有所改进。然而，在文化的深层，“母胎化”倾向仍然存在——虽然，“母胎”可以由自己去与别人共同组成，而不是由国家指派。
这种倾向，在脱离了家庭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身”上，表现最为明显。例如，香港人到了美国留学，多半是一下飞机就有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同学来接，然后是受这些人帮助“安身”——这种互助原本不是坏事，只不过，这个由同一个地方来的人所组成的圈子，很快地就变成一个“母胎”。于是，往往就是自己人抱成一团，既不需要私生活，自然也不会有性生活，更没有对外界的好奇心，生活的内容也多半是：除了“用功”之外，就是每晚轮流煮饭，六七人围炉共醮，或者像在中学时代那般，男女十几人一齐去郊游与野餐。
至于港台中国人留学生的这种“母胎化”倾向，则又往往为所谓“爱国主义”运动所加剧。70年代海外的“心怀祖国”运动，正是将祖国当作一个慈母的怀抱去“回归”的。然后，这个活动与其说是“母亲在召唤”更来得贴切。因为“十亿人”的怀抱是远在天边的，在校园中的“自己人”小圈圈则近在眼前，于是，用“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加强其包含“个体”、照顾一切的“母胎”功能，而其“吸收”群众的方式，也是用帮助新同学“安身”的办法，来令他们“交心”，这种“照顾”，又总少不了“请客吃饭”——这种对“食”的强调，与寻觅母慈的怀抱一般，同属口腔化的迹象。
6．国家对社会的组织
中国人的“身”无力做自我组织，必须由他人的“心”去组织——这个“心”与“身”的“文法”规则也出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中国社会也无力做自我组织，必须由国家去组织。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身”，国家则是“心”。
道家是中国文化“表层结构”意义上的“身学”——它除了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房中术、采补术、炼丹术、长生术等练身法与“保身”“全身”“养生”“尽年”等原理，以及“以静制动”这类“利吾身”的阴谋术之外，还为社会这个“身”制订了它应该如何存在的处方。
在《老子》一书中，是公然提倡“天地不仁”与“圣人不仁”的，亦即是认为“一人”状态总是胜于“二人”关系。因此，顺着其思想结构的逻辑，自然也会主张国家与社会之间不要发生“二人”关系。
的确，在《老子》一书中，是很少提到国家的，只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9]一类的话，亦即是说：最好的政府是令老百姓不知觉到它的存在，等而次之的才是令老百姓“归心”（亦即是儒家式的），又等而下之则是令老百姓“畏威”（亦即是法家式的），最下等的就是令人“离心”了。因此，《老子》为社会这个“身”所配的最佳处方就是：不要知道那个压在顶上的国家的存在——这个态度基本上符合中国老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存在方式。
至于《老子》为国家所配的处方则是：“为无为，则无不治。”[10]亦即是不要去对社会加以组织。在老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应该被保持完全的非组织化状态：“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1]这仍然是“不仁”的逻辑——不只是国家与社会不应该具有“二人”对应关系，即使社会各部分之间也必须独善其“身”，“不相往来”。
为了将这个社会保持完全非组织化的状态，那个“太上，不知有之”的国家就应该做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2]更具体一点儿的措施便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13]
我们在上面分析中国人个人之“身”被非组织化时，也指出：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养”，也只是使它“快高长大”，而不是去培养“自我”意识，因此，在“常使民无知无欲”的状态下，一个人往往被搞到以自我压缩为美德，没有自我开展的意向，也不懂得如何去热爱“个体”的生命。上面亦指出：《老子》所提倡的“曲则全，枉则直”“不敢为天下先”云云，其实也是要求一个“人”不要自我开展，而将生存的意向完全导向“身”这个臭皮囊的保存，换言之，即是去保持一种“生中之死”的状态。这种崇拜死亡的态度也被应用于整个社会——的确，针对社会整体来说，道家这套“身学”也足以成为一套木乃伊学，因为，所谓“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云云，也等于主张用把整个社会墓葬的方式去保存它。
道家是中国文化“表层结构”意义上的“身学”，因此只着重“一人”之“身”的状态。这个“不仁”逻辑其实已经出现在道家始祖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的命题中——因为毛是“身”上之物，天下是“身”外之物。因此，这个“不仁”逻辑运用到政治上，其结论也必然是：国家不要发挥“心”的作用去照顾社会这个“身”，让它恒常地保持非组织化状态。的确，如果中国历史是走上了道家式的道路的话，就会出现近似印度那样的局面。
然而，中国文化大传统却是儒家，或者，更确切一点儿，是由儒家以观念形态的方式反映出来的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那种“二人”设计。儒家正是中国文化“表层结构”意义上的“心学”，亦即是将强调放在“由己之身，及人之身”这个“二人”之间的“仁”上头。因此，奉儒家为官学的士大夫阶层就主张行“仁政”以及“亲民”。他们的政治口号则是：“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亦即是将老百姓倒挂着的“身”解下来，将它放在一张安适的席子之上——因此，仍然符合了“心”对“身”的照顾这项“文法”规则；而所谓“安天下”也是“安身”倾向的一个延伸，亦即是说：老百姓的“安身”是“只及其家”，士大夫的“厝天下于衽席之上”则是一种“兼善天下”之举。
因此，代表“心学”正统的士大夫，其“志”（“士”的“心”）即在“安天下”，亦即是用“亲民”的“仁政”去组织那个无力做自我组织的中国社会——在分崩离析的“天下大乱”时代，辅佐某一个打天下集团，用“得人心”的措施使天下的“心”都归到自己这一方，从而达到“天下大治”之目的；在天下归于一统以后，则尽量保持它的“安定团结”。
士大夫“安天下”的最高理想就是“大同”或“太平”境界。“大同”的境界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此外就是用“教化”的方式使天下达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和合状态。“太平”的境界则是“平均天下”，也是“平天下”；所谓“平均天下”就是使人人“有一口饭吃”的“养”，至于“平天下”则是“教”，亦即是用“德化”的感召使老百姓保持“和合”。只有既“和”且“平”，才能保证“天下太平”。
中国社会这个“身”，如果失去了“养”，不能做到人人“有一口饭吃”，就会揭竿而起，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国社会这个必须被施“教”而不能自主的“身”，一旦在一元化的国家控制瓦解之时，也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因此，中国社会这个“身”必须由国家这个“心”去组织。中国现代的志士仁人基本上继承了士大夫的国家传统。在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皇朝解体以后，中国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共用“为人民服务”的方式“解民于倒悬”，从而达到“天下归心”。在建国以后，则为老百姓安排工作，并成立使人人都“有一口饭吃”的“铁饭碗”制度。此外，就是对老百姓施以政治教育。
因此，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组织之“文法”规则即表现为：老百姓克服个别存在的“身”之心意活动，是“只及其家”，士大夫的“心”则是“兼善天下”，亦即是希企将分崩离析的各部分组织起来，和合之而成一个大一统的整体。因此，虽然是同一条“由己之身，及人之身”的“二人”运作规则，在士大夫身上的“推己及人”就演变为“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亦即是自己先用“正心”“诚意”的方法去“修身”，然后将自己的“良知”推衍出去，“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雍”即“和”）[14]。因此，士大夫的“大同”境界也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5]
到了“现代的”国有化体制下，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形态基本上未变动，在文化“表层结构”上则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全民所有制”的国家为人人安排工作，使大家都“有一口饭吃”，并且还设立福利制度照顾鳏、寡、孤、独，有时还替男女找配偶，至于领导权则操在“红”的而不是“专”的贤能手里，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和合社群。这个“天下为公”的国家，除了“养”民之外，还要对他们施教化，亦即是用政治教育的方式教导老百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雷锋”“文明礼貌”等等。
上述这个“亲民”的措施其实也是中国人“亲”与“子”的代际“二人”关系的演绎——的确，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教养”，就是“养”其肉体，“教”导其处处以对方为重地“做好人”。事实上，统治者必须自己先“修身”才能倡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规则，也是家庭中父母必须以“身教”去教导子女的文化行为的一个延伸。
然而，在这个“二人”的“文法”规则下，中国式的“社会”与中国人的“身”一般，都变成了不受外来的“心”去制约就会趋于非组织化，甚至会趋于“乱”的物体。的确，没有了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去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中国式的“社会”就会趋于一盘散沙，甚至会导致“天下大乱”。中国人的“身”也必须恒常地受到“自己人”这个“母胎”的“心”去组织，一旦越出了这个“母胎”，就会很突兀，很不自然，很没有信赖感，有时甚至会很粗暴，换言之，就是程度或多或少的“乱”。因此，无论是哪一个“身”，都只有在心意——人伦的、社群的、集体的、国家的——“有到”之际才会趋于“大治”。这样的“身”就的确只能成为被镇止的对象，因此，无论是一代对一代的“教养”，抑或是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意向，都是“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于是，无论在历史发展形态与人格组织方面，都呈现为没有动态“目的”意向性的“超稳定体系”。由这样的“人”去组成的社会，在本质上就排除了对“人权”的知觉，因为“人权”是一个不断开展的“人”才需要的权利，至于中国人被镇止的“身”，则只要“有一口饭吃”，能够“安身”，就不会起来造反，更遑论为“人权”或“人格平等”一类事做斗争了。
但是，用以“发动民心”的马列主义，却是一个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之外来之物。这个动态之持续不断，或可以从基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但却很不幸被这个结构倒过头来纳入了它自身固有的渠道。
的确，那个从西方搬进来的处于历史尽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念，为中国文化体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目的”观。中国文化自身则只有在历史起点上的“尧舜之世”的理念——像这样的一个理念，并不是由冲突对抗推动向前的方式去达到的，而只能用使天下更趋“和合”的方式去回复它，因此也只是“超稳定体系”在理念之墙上的一个投影。
对中国这个没有超越意向的文化体来说，共产主义的天国未免好之过高骛之过远。因此，即使在“文革”初期，反对派就已经祭起“经济主义妖风”，这股微波到后来就终于汇为巨流，使“人心”归向于强调民生的周邓一派。后来，整个结构又回复到对“保持安定团结”的强调。这种明显地转到“民生”的路向，也符合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也就是大同主义。
此外，中国这个几千年的“超稳定体系”，除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之外，还需要有一套“统一民心”之学——这套学问必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可能是知识论，而必定是以脑部中层的内容为主的社群之学——儒家思想正是这样的学说。在儒家思想破产以后，中国人也必须从众多的外来学说中拣出一套社群之学来，去填补“统一民心”功能的空缺，即使这套学说原本不是和合社群之学，也会逐渐被中国人改装成为这样的学问——而这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
然而，马列主义到底是一个具有动态“目的”意向性的外来之物，它用冲突对抗把历史向前推进的方式也必然是“一分为二”的。也唯有这样，在建国斗争期间，中国人才能从“镇止民心”的死局发展到“发动民心”的活泼局面。而且，在这个天下纷争，人“心”思治，因此天下的“心”都想归到一个地方的时刻，马列主义虽然用冲突对抗的方法发动了民心，同时也统一了民心。事实上，在解放前夕，中共已经把两大阶级阵营对立的说法修改为“诛一夫”（亦即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说法。于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真正出现了“上下一心”的“人民共和”之国和“统一民心”的局面。
然而，同样一套“一分为二”的动态革命观，同样一种中国式的“发动民心”的方法，在长征、抗日、内战时期是达成建国任务的道路，到了“文革”时代却促成了中国式的“天下大乱”。的确，中国式的“天下大治”，必须由“天下归心”才能达到，因此，中共革命时期用“为人民服务”的“仁政”造成“心连着心”的大团结，遂为“建国”初期的“上下一心”奠下了基础。然而，中国人既然必须“一心”而不能有“二心”才会趋于“大治”，“一分为二”式的对立抗争的动态，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动乱”。
虽然中共党内的革命派在推行“不断革命”时，仍然将它纳入了“亲民”或“新民”的“文法”规则中，亦即是由圣王透过“德化”的方式让“革命”去改换“人心”（详后），然而它达成的效果却是建国初期的“上下一心”局面之荡然无存。如前所述，中国人的“身”是由双方的“心”互相制约的，中国式的社会亦必须向一个“亲民”式的政府“归心”才会受到组织。“文革”使对立表面化，却是中国式的和合人格无法处理的，结果就导致了“天下大乱”，以及继起的“三信危机”和上下离心。
在“上下离心”的局面里，上下都没有了彼此之“心”的约束，于是，一些干部贪污枉法，老百姓也没有了公德心。社会上可以说普遍呈现“小国寡民”“各自为政”的现象。即使是国营单位与国营单位之间，也倾向于搞“壁垒森严”，必须先拉上人情关系才好往还。无论是老百姓和干部，都将“自己人”这个圈子由建国初期的“全国”缩小为自己的家族和特殊关系，并在其中搞互相依赖与互通有无。如果是干部，就易出现互相包庇，为子女谋高位谋出国等倾向。在老百姓之间则互开后门，至于“自己人”圈外就变成可以乱丢垃圾、发泄怨气的地方。因此，在马路上、公共汽车上都无法维持秩序，给人一种乱糟糟的甚至是一种永恒战争状态的感觉。此外，对政治的冷感似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因此，中国式的社会基本上如孙中山所说是“一盘散沙”，如果不由国家去组织它，就会呈现各自为政，各人自扫门前雪，只谋一口饭吃，对政治完全冷感的局面。
海外的华人社群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小传统的最佳样本。如果我们要观察中国式“社会”的纯粹形态，最好还不要选像新加坡一类具有本国人统治者的社群——因为这类社群还有一点儿上下心意交流作为凝聚力——而是选像香港、东南亚甚或在美国那类在外国人统治底下的华人社群。基本上说来，这类社群呈现出来的倾向是：只谋“揾食”与“安身”，对政治完全冷感——因此，统治者的存在与否，确也正如《老子》所说：“太上，不知有之。”
在美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各民族社群都在搞压力团体与利益团体，搞得最成功的自然是犹太人一类，最不出色的则是华人一类。在东南亚，华人社群也是只搞“揾食”的经济活动，对当地的政治极少参与，并且内部绝不团结，不只是一盘散沙，还要搞更小的“自己人”圈子互相倾轧，结果，待到排华运动起来，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被人逐个收拾。
至于香港，基本上也是一个各自为政的“揾食”与“安身”局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则基本上也是一副越出了“自己人”小圈子就无法维持秩序的情形。当时，随地吐痰、擤鼻涕、丢垃圾、争先恐后、随意恶声相向侮辱别人，比大陆好不了多少，当时的警察在制服的保护下也可以随意凌辱百姓。在当时，谁如果“谈政治”，就变成同胞勿近的对象。在今日比较现代化的情形下，公共秩序已经改进了不少。70年代以后涌现中国式的爱国运动——亦即是“心怀祖国”之“心”的复活——与西方式的压力团体，也将政治冷感冲淡不少。不过，基本上仍然是只要“有一口饭吃”，就无须基本人权的局面。例如，可以被英国片面修改国籍法，亦即是任由别人单方面将自己摆来摆去，而无怨言——这种情形，与二百多年前美国人为了几个先令茶税涉及“人格平等”而起义的情形，或者今日美国即使同性恋者受歧视也要起而抗争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若问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有否足以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可以如此作答：只有通过国家——或国家前身之打天下集团——的动员，而且必须具备“上下一心”的条件，若有这种条件，甚至可以出现“超民族主义”；若无，社会就会呈现一片非组织化的散沙状态。
国家这颗“心”对社会这个“身”的照顾与组织，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因为同为大陆性国家的印度与俄国就不是这样。在印度的历史上，除了外国人统治之外，由本土的皇朝造成的大一统局面只有两次，为时也短暂，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也是道家式的“不仁”关系。
至于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也是“不仁”，不过并不像印度那样统一局面的若有若无，社会也处于全盘非组织化状态，而是由人类史上最中央集权的、最积极进取的专制主义对完全被动的社会的不断鞭策督促。俄罗斯的国家是以征服者的姿势君临于社会之上的——这个倾向使不少学者认为俄国的专制主义是蒙古人征服的副产品，因为其形态表现为：国家为了完成自己的计划与目的，对社会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态度。俄罗斯的社会完全是被动的，至于国家则有超赶西方的动态“目的”意向性，其结果就是由国家鞭策社会，用榨取“贡赋”与“力役”的方式去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与国防军事有关的部分。这类倾向在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不过只是出现在纯粹法家的秦王朝这样的时代。
与俄罗斯国家是社会身上的一条鞭的情形不同，中国的国家则是照顾社会这个“身”的一颗“心”——尤其在解决“民食”方面。因此，即使在今日，到过苏联与中国两地的西方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在中国并没有在苏联时的那种恐惧感，而且，在中国，对“食”与“民生”的问题解决得较好，不像苏联那样出现供应短缺排长龙的情形。
因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二人”关系，亦即是“你之中有我，我之中有你”。虽然，国家对社会的组织是周期性的崩溃，而造成一治一乱的局面，然而其总趋势却是国家与社会互相打上对方的印记——例如：老百姓的“太平”思想亦反映在统治阶层的平均思想与“平天下”的理想中，“民以食为天”亦成为政府密切关注的问题（与斯大林在搞集体化时人为地饿死了六百万人，实在有很大的差别）——而其总效果则为：社会越来越平均、国家越来越集权，但是这两股趋势却是由双方面互相保证、互相提携的情形下并行地加深的。
[1] 鲁迅：《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
[2] 《老子·能为第十》。
[3] 《老子·反朴第二十八》。
[4] 《老子·益谦第二十二》。
[5] 《老子·三宝第六十七》。
[6] 《老子·道化第四十二》。
[7] 《老子·任为第七十三》。
[8] 《老子·戒强第七十六》。
[9] 《老子·淳风第十七》。
[10] 《老子·安民第三》。
[11] 《老子·独立第八十》。
[12] 《老子·还淳第十九》。
[13] 《老子·安民第三》。
[14] 《尚书·尧典》。
[15] 《礼记·礼运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