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对“个人”的权威主义笼罩

1. “人”被当作生育的工具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中国人占人类人口的四分之一，大概是世界上“性”最发达的民族。这个论调本身就是“性”还没有成熟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个论调的出发点就是不将sexuality当作是一个“个体”的内容，自然也不会理解到它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个体形态，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人人相同的生殖功能——这种“性”如果说得上是发达的话，也只是一种鱼塘式或养鸡场式的繁殖力罢了。

事实上，在“性”很成熟的北欧，丹麦的人口是500万，挪威是400万，两者皆少于香港，瑞典则为800万——三者加起来才等于台湾地区的人口。由此可见，个体之sexuality之成熟，并不等于繁殖能力的发达。

然而，在50年代的大陆与台湾，都出现过“人多好办事”一类的主张——在台湾，则是为了“反攻大陆”需要炮灰——后来才发觉这完全是一种妨碍经济成长的昏话。不过，海峡两边之共同昏话乃来自同一个文化背景，殆无疑问。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倾向，曾令台湾的批评家柏杨将中国讽喻为“猛生国”。

的确，当蒋介石忽发奇想，也谈谈“哲学”的时候，曾如是说：“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这一句“哲理名言”，确实也适合于猪马牛羊。

这位“伟人”之前的另一位伟人——孙中山——则提出过“民生史观”。“民生”是指衣、食、住、行，不过，中国人既然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因此，“民生”可以说是以“食”为中心，也可以是整个“身体化”倾向的代号。至于蒋介石将延续“身体化”存在当作是“生命的目的”之“哲学”，则可以说是一种“繁殖史观”。

事实上，在传统时代的安排婚姻或盲婚中，往往并不考虑两性之间的真正喜悦，而个人也多半只能俯首听命。在这种制造人口事业中，甚至可以完全排除“性爱”的因素，“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1]

只有在整个生存意向是“身体化”导向的，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中国文化主要的宗教经验就是“二人”之间的“人伦”关系，而主要的不朽观念也是透过人伦关系去传宗接代。因此，中国人重视家庭，拜祖宗，并且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事实上，中国式的“天理”就不是一个“个体化”的超越意向所归依的精神原理，而是人间“二人”的“人伦”关系的理念化——这个“二人”关系的最基本形态当为阴阳之道，亦即是男女之间的生殖原理。因此，《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2]

然而，这种宗教性的繁殖任务，与个体的sexuality却没有必然的关系，个体的整个心灵结构甚至不一定要成熟，个人也无须全面成长。事实上，个人是全面成长的话，在传统时代，就不会任由别人安排——甚至违反自己的真正喜悦——去完成生育的任务。事实上，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家族在选择媳妇时，往往是宁要“有福气”的（多数是身体壮健，但是没有性的吸引力的），也不要具有吸引力的，似乎后者会令男方的兴致超乎制造人口所需的限度之外，导致夭寿。事实上，美丽的女人总是被称为“祸水”，肾属水，因此，涵示有“亏身”的恐惧。

为了完成这项“身体化”的宗教功能，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就不能让个体“一意孤行”，而必须将它设计成一个被“人伦”关系镇止的“身”，遂造成对“安身立命”的过分强调。的确，一个人只有努力去“安身”，才能完成这一项由社会摊派给他的任务。

因此，在传统文化下，婚姻都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决定。这种安排，往往不参照个人的意愿，并且还故意去违反个人的意愿。因此，中国人因婚姻不自主而产生的悲剧，数目之众，可以说是世界之最。

这种不合理的情形，虽然受到“五四”启蒙运动的炮轰，然而，今日父母阻挠子女自由婚嫁，并因而酿成悲剧之事，仍时有发生。当然，这种情形还残存在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中，是可以理解的。真正不能理解的是自命为“反封建”的一些组织中，亦会出现这类事件。甚至还出现用组织的压力去拆散情侣，以及强迫个人去与不合心意的人结婚的事件。

然而，即使在一些“自由婚姻”的形式背后，其实仍然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内容。因为“个体”受到严重的“非性化”的摧残，在许多个例中他（她）都丧失了由自己去择偶的能力，而必须由父母、亲戚、朋友或组织去代劳。

在这类“说亲”的情形中，有些人索性将第一步交托在母亲的手中，由她拿着对方的相片到公园中约会对方“相亲”，除了看本人之外，还要查身家背景，看是否“门当户对”。有的则由双方朋友安排，亲自去会见。像这类安排，很少一次就成的，因此双方往往都是被人拒绝过很多次的人。最后，也不一定以找到理想的对象收场，而是年龄到了，非结婚不可。因此，遂出现很多这样的个例：已经与人有婚约的人，在临到结婚时却感到悔意，唯有硬着头皮去进行。也有人说，不少婚姻的基础是一种日久而生的感激之情，并不是爱情。

这种只是为了肯定一个人的“伦理性”，而不是建筑在两性喜悦之上的婚姻，往往将婚姻中“性爱”的因素降至零点。根据上海一位妇科医生私下的情报：在她的女性病人中，曾经达到性高潮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一位逃到西方的苏联婚姻顾问曾经指出，苏联在这方面的数字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因此，中国人如果学足苏联，可能还有所改进！这种显然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性”之损毁，并不能被“新婚姻法”的形式加以消除，就如同法定的二十一岁这个合法年龄，在人格成长阶段错乱的中国人之间，是徒具虚文一般。

然而，曾经一度，不少大陆的人宁愿在相亲时被对方拒绝很多次，并且最后草草了事地结婚，也不愿或不能由自己去选择称心的人。究其原因，似乎是：在陌生的场合中大胆地主动去结识陌生的异性，会被人认为是“不道德”之举。

事实上，这种结识方式也往往可能导致婚姻的。但是，它却是被非法化了的个人欲望的独立表露，因此具有追求“性爱”的含义。至于由别人安排的像交易会一样的“相亲”，就不存在着任何暧昧性——它具有清晰的“伦理性”的含义，而且这种“伦理性”还是由“个体”以外的其他人士做保障的呢！

在香港的青少年之间，虽然男女的结识多半已经是由自己去进行，但是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在开始时必须与一大堆熟人一起行动，然后才从这个“母胎”中分化出来——中国人就是不信任“孤男寡女”，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自己而必须依赖“群众”，似乎必须由别人保障的男女关系才是“好的”，而任何个人欲望的独立表露都是“不好”的。

因此，传统时代搞“男女授受不亲”，甚至嫂子掉进了河塘里，要不要伸手去救她，还成为一个辩论的题目。“万恶淫为首”这一句谚语，也充分表现出“性爱”在中国文化中的非法地位。

时至今日，虽然已经不如传统时代那般闭塞，然而，“搞男女关系”仍足以构成一个罪状。近几年来，报纸曾揭露过几宗事件。有的是嫉妒别人的才干而想陷害对方，就用“搞男女关系”一类的流言去破坏对方的名誉——这种中伤对女的特别致命。有的案件是干部要整人，就在众多罪状之上再多加一条“搞男女关系”。请注意，这项罪状是“搞男女关系”，而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因此，就好像将“吃饭”也说成是罪状一般！

事实上，中国人在教养子女时，就一直只当他（她）是停留在口腔欲望，亦即是“食”阶段上的儿童。当生理上的“性”逐渐萌芽以后，上一代对这方面总是讳莫如深，让下一代惶惑地在黑暗中自己摸索。结果，“性”在心理上往往就萌不了芽，而使一个人长期地维持儿童化的身形体态以及童稚化的思想感情。

因此，中国人的问题就往往不是性压抑，而是整个心灵结构除了人伦化的渠道之外就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性”这个问题。换言之，即使在生理上“性”已经萌芽，也多半不晓得如何将这一类冲动加以组织化，使它变成一股向外求的生命力量。

在中国人之间，确实也有婚前的浪漫行为，但是它很少表现为两个具有坚强个性的男女之间的互相欣赏，而多半是像钱钟书笔下的《围城》中的那个男主角方鸿渐一般，是一种意志薄弱者的身不由己的卷入，因此，即使是“风流”，依然具有被动、窝囊、自惭形秽和自怨自艾的成分。自然，也有敢作敢为的人。但是，在文化中能让他们做出表现的既然只有与“做好人”相反的途径，因此，往往就会出现玩弄异性的下策，而且用的多半是欺骗、虐待的手段。

2. 私人状态的不发达

中国人的“非性化”状态，与私人状态的不发达有着直接的关联。私人状态即是指私生活与私人意识。

在中文里，凡是涉及“私”字的都是不好的，例如自私、徇私、私心、儿女私情、任用私人等等。在中文里，“私生活”的“私”和“自私”的“私”就是同一个字，因此确实有“个人”就是“不道德的主体”的意思（在英文里，前者为private life或privacy，后者为selfishness）。因此，中国人总是喜欢说“大公无私”，在搞“公社”运动时，也说是“一大二公”。“文革”时代的口号也是“斗私批修”，批的也是“‘私’字当头”。

的确，中国人是不尊重“私生活”的。当时到大陆旅游的外国旅客，常为旅馆服务员不敲门就进来之事感到受干扰。当时我住在留学生宿舍中，也曾碰到同类的事。一位选择住在本地学生宿舍中的印度留学生亦告诉我：他放在桌上的私人信件被同房的中国学生看了，并且事后还要和他讨论内容。他说：“只要你不放入抽屉里的信件，似乎他们认为都可以看。”事实上，父母强拆已成年子女的信件的习惯可能较为普遍，以致某报替读者解答问题的一位专栏作家曾呼吁停止这种事情。

有一次，笔者和上海的一群外国留学生一起到内地旅行，在成都受到某学院的接待，住进了他们的留学生楼——是准备在下一学年开始接纳外国学生的，因此楼房是新盖的，十分考究。楼房四周都由图案形的栅栏圈住，餐厅顶上有巨型豪华吊灯，每一间寝室的门上都镶有玻璃。然而，每一组留学生住进以后，都用报纸或地图将门上的玻璃封住。同行的一位阿拉伯人甚至认为这是为了刺探留学生的私生活。其实，中国人的原意是：花更多的钱，将设备弄得豪华一点儿，将房间弄得光亮一点儿，唯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私人状态”。

的确，中国人的一个倾向就是无须“私人状态”，包括私人空间、私人时间、私人活动领域。

“私人空间”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重要。即使在比较自由的国外，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值得千辛万苦去力争的项目。对“乖”或者“听话”的人来说，甚至还力求避免这个状态，亦是：在自己成家以前，就住在父母的家庭里，或者几个朋友住在一起。甚至到了美国，脱离了自己社会的限制，许多中国人留学生仍然是几个人住在一起。在20世纪70年代的爱国运动中，这股倾向就更加明显。想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其实想证明的是“乖”与“正经”），就会尽量去掉“私”，与一大堆人住在一起。

中国人基本上也没有“私人时间”的观念。一位挪威籍的女学生，与一位中年的中国妇人交情搞得不错后，发觉后者常常关照她，因此就对笔者诉苦：“中国人似乎认为，只要你不是用在上课或生病进医院的时间，都是他们的。他们似乎不明白，即使在什么也不做的时候，一个人也需要有独处的时间。”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私人空间与私人时间，也就说不上什么私人活动领域，这并不是说个人没有行动的自由，而是说很少能脱离社会常轨的单独活动。即使在私人空间与私人时间较多的香港华人社群里，单独行动与私人行动似乎也发达不到哪里去。一般地来说，未成家的人是倾向于集体活动，即使男女间的追求，在人伦导向还未明确以前，也很少私人邂逅，而倾向于在集体活动——例如同学或同事的郊游活动——中先进行孵化，至于孵化而成的人伦关系，也不是一个私人状态。

一般来说，中国人私人状态不发达，因此私人意识连带地也不发达。中国人虽然家庭观念很重，两代之间比西方人来得“亲”，但是这种“亲”多半是表现为照顾或养育对方之“身”，对内在的私人状态可以一点儿都不知道。中国人的下一代很少知道上一代的私事，往往并不是上一代不说，而是因为这种状态根本不发达，因此乏善可陈。至于上一代窒息下一代私人状态的方式，却是本应属于个人独异性、内在性的问题，却用外在化的、社会公认的公式去对待它。

因此，私人意识的不发达就这样一代反映在另一代身上，其效果则为清晰的“自我”意识之无法形成。的确，在私人基础不发达的情形下，个体化的七情六欲就不会懂得如何形之于色，因此，不是搞到木口木面的话，就是变成不见七情六欲、没有个性的那种“好人”。

把人搞成这样，自然也是有利于“非性化”的绝妙设计。因为这样一来，个人的进攻性、私人邂逅的可能性就会被减至最低点，而个体也只有被纳入社会公式化的渠道。即使在人伦关系中，私人基础的付之阙如，也使人在渠道化的“好”之外很难去表达私人化的情绪，因此，可以做了一辈子夫妻而连对方的名字也叫不出口，必须跟着儿女称呼“爸”或“妈”，或者用儿女之名来定义对方——例如“九斤的阿爸”“闰土的阿妈”之类。自然，西方人的那种Darling或Honey称呼是更不可能叫出口的。不过，中国人即使在应该是很亲昵的关系中也叫不出对方之名的那种尴尬，却似乎为沿用英文名字——Peter、Larry、Michael、Mary、Susan、Joyce——所冲淡。“我爱你！”“我想念你！”也只有翻成英文之后才说得出口。

3. 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当我们与别人交谈时，常会出现一种情形：你在说一样东西，对方却理解为另外一样。但是，在这里牵涉到的并非言词不清，或知识程度的参差，而是心灵构造的线路不同，对方的线路就好比不同的电脑程序设计的语言，只能按它固定的渠道去处理外来的信息。

记得有一次，笔者乘火车从广州去上海，同一个床铺中都是大陆的居民，我们攀谈起来。一位国营药厂的财务诉苦说，在国内任何单位都是老人当权，像他这样的中年人是出不了头的。我于是接着说，在美国，情形似乎刚好相反，整个社会都有歧视老人的倾向，青年人在社会场合中，在工作方面，都凭自己年轻力壮，富有冲劲，将上一代人一把推开；因此，在美国人身上，随着年事的增长，也就会出现一种“中年危机”，一般来说，女的是三十出头，男的是三十五至四十之间，就会出现这种心理征状。我接着说，这一点在中国人眼中似乎是很荒唐的，因为中国人是“三十而立”，刚刚成年，而不是垂垂老去。

对方听了我的话后，就表示十分欣赏美国这种“制度”，还转过身去向他身边的另一位大陆同胞转述笔者的话，却不料变成了这样的内容：“你看人家的国家，在工作单位里，如果到了四十岁，还继续占着那个位置，连他自己也会感到不好意思了！”

另外一次，笔者是在美国，向一位少女时代从香港移民美国、与美国人结婚又离了婚，目前在一所大专学院中任教的中国少妇解释美国的“自恋狂”人格。笔者说，自恋狂者正是这样的一种人格——他面对世界时，看到的永远是自己的投影，他会恒常地感到不满足，但却浑然不觉这是应该凭自己的理性调节去解决的问题，而是将它反射到客观物体身上，认为外在的世界是自己不快乐的泉源。例如，他如果碰到一位令自己感兴趣的异性，就会认为自己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对方身上全部获得解决，但是在到手以后，发觉并不是这样，于是就很快地失去兴趣，转而他顾。

不料，那位香港人在听了我的陈述后，如此反应道：“你说得很对，美国人的男女关系也太随便了！”

又一次，我与一些居美的台湾人士谈法国与意大利电影中常出现的“母亲与妓女”的主题。这些人士都有硕士以上的学位，也有文科毕业的，理应了解这个主题所指的是男性幻想中的两种女性质素，这两类质素如能展现在一人身上就最理想，不然就会将渴求对象分散在数人身上，而浮现其中一类质素的女性，可能在其人格组成中就有此一特征，或者是她与男性交往中应情况要求而造成的一种假面角色（persona）。我那些来自台湾的听众却反应道：“我们中国的故事中也常有妻与妾的故事。”换言之，是将我所陈述的理解为社会眼中的地位！

这类反应，到底显示了什么？它说明：在中国与西方，讨论“人”所用的叙事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是倾向于用心理学的语言；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无所逃遁于道德化、人事化（包括政治化）语言之笼罩。换言之，一切在西方是属于个人心理形态的状况都会被中国人予以“人事化”或“道德化”。

这个倾向说明，在中国文化的符号系统里，外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压力在个人心灵中造成的比重，远远地压倒个人对自我心理状态的知觉程度，以致必须由个人面对的心理危机被转化为面临社会的羞耻感（“不好意思”），个体理性失去调节造成的情感变态被转化为社会道德问题（“太随便”），而人格特征或角色则被理解为社会地位。

的确，中国人似乎很少出现心理问题，或许是由于私人状态之不发达，以致在西方是属于个人形态的问题也被外在化为人事的领域。中国人绝少有去找心理专家，即使去找，也不见得会谈“心理”问题，而多半涉及“人事纠纷”。

来美留学的中国人，绝少攻读心理治疗这门学科的。笔者所知道的绝无仅有的一位是由台湾来的女性。她之所以成为心理治疗家，是由于在美结合的美籍华裔丈夫是属于这门行业，为了与先生的志趣一致之故。她对笔者说，如果是美国人找她，谈的总是个人心理问题，而且往往对这门学问很了解，常常先问她用的是哪一种分析模式；如果是中国移民去找她，一般来说不谙此道，而且谈的总不离家庭纠纷与人事纠纷。

笔者本人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形。一些中国女性朋友打电话来诉说心中烦恼，往往将在西方人是属于个体情绪领域的内容外在化为有关人事纠纷、工作上的烦恼之倾诉。

在中国人身上，个体情绪问题也不一定总是采取“人事化”“人情化”的表现方式，也会被“身体化”为头昏脑涨、腰酸背痛、四肢无力。事实上，“心”与“身”往往是分不开的，情绪问题不可避免地总会影响及身体功能，造成“心身症状”的。然而，在个人心理形态确立的文化媒体中，比较容易分辨由体外细菌或体内器官失调造成的身体病痛，以及由心理情绪造成的身体病痛之间的差别；在个人心理形态不发达的中国文化系统里，则倾向于一律当作身体病痛看待，而处理之方，也不会是去找心理治疗家，而多半是由家庭成员叮嘱“多多休息”，或者是炖鸡进补之类。

种种迹象显示，在中国文化的符号系统中，个人是被当作一个身体看待的。中文不只是用“本身”来指称西方人指自己的人格概念，并且将人格攻击误译为“人身攻击”。中国人将人生的目标定为“安身”。中式的寒暄也不是问对方这个人近况如何，而是关心他身体好否。

中国人的“心”如果是社会化、人事化的，中国人的“个体”概念却是身体化的。在这样的两个方向岔开的情况下，个人心理形态、自我疆界明确的人格系统等概念都很难建立，即使现代心理学已经有了一整套的语言，并也已渗入了西方的日常用语中，到了中国人的意识里，也会被转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在本书初版中，为了解释为何一般中国老百姓是自我压缩的人格，而少数统治阶层却出现自我扩张的人格，尤其在“文革”期间出现的个人崇拜，我用了如下的比喻：由10亿人造成的金字塔尖，势必比同代的西方领袖都要“伟大”。不料，在一位美国华裔学者写的书评中，却将我提出的一个人可以将10亿作为其人格内容之命题，理解为“身体”数目多寡的问题。他说：“若依照这种逻辑，中国在奥运会中，应获比罗马尼亚不止百倍的金牌。”这显然是将“人格”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落实”为身体！

事实上，在心理学中“身体化”（somatization）这个术语本身即指称一种心理的现象，而不是身体的现象。另一位香港书评人也将我书中用的这一个概念完全会错意。他说，“身体化”并不限于中国文化，西方人也热衷于健身操与桑拿浴，云云！

如果一些有资格写书评的知识分子的理解能力尚不过如此，在一般中国人之间，psyche——心灵、心理，或内心世界——的概念有多么不发达，实不言可喻。

美国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孟旦（Donald J. Munro）指出：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私人状态的自我这个概念的。我本身的经验是：很难与中国人谈论潜意识或非意识这类概念。

当我还在美国某学院的博士班时，曾与来自台湾的同班生谈论鲁迅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心理矛盾：他一方面谴责中国的群众围观别人杀头作为娱乐，即使这些被处决者是为了拯救他们而牺牲的烈士；另一方面鲁迅又决定为了去拯救这样的“食人族”而甘愿让自己被“吃”掉。听了半天，对方的反应却是：“他大概在朋友的怂恿下一起加入左派的吧！”

另一次，我向一位居美的文科硕士水平的台湾人士解释“自恋狂”，这一回与上述那位香港移民所做的解释不同，我换了一个角度，把自恋狂定义为感情无法由一己向外投射，因此即使对一位异性产生好感，也会将感情往回收，无法投注在爱恋对象身上。孰料，我那位听众的反应是：“可能是他选择不愿这样去做的！”

这类反应，显然是完全不能理会：在个人的意识状态之背后，还有一个处于个人以至社会控制之外的非意识。根据孟旦的说法：中国人只知道有意识状态，而这个意识状态又完全是社会化的，因此只要它起了一个意念，就被认为会导引致行动，而这个行动又被认为是具社会效果的。此一文化特征，贯穿着儒家的“知行合一”说直到中国化的马列主义。

孟旦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前提是认为“人”的主要特色正是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的那一部分，而社会是无权控制个人的私人状态的；至于中国式的“人”的概念，却赋予社会与国家对他进行无穷尽的教育与塑造的权力。

的确，一个“人”被讨论的方式，就是他被控制的方式。将人的情况做私人化的叙事，就是期待个人自己去控制自己，只要他不做出反社会的行径，他在任何方面都有充分的自主权。将叙事方式社会化，则是偏重用外在因素去控制个人。从前一种立场的角度看，后一方式不啻是将“人”当作永远达不到法定年龄似的。

在社会对个人的符号学的极权主义笼罩下，中国的“人”是否真的具有无限可塑性呢？笔者认为并不尽然。中国人个体的私人状态，正因为莫可名状，反倒像集体主义经济下的“自留地”，维持着一种非全面合法也很少具尊严的存在，而且，因其缺乏自觉性，私与公的界限亦无从明朗化，前者也就对后者产生侵蚀作用。

[1] 鲁迅：《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页。

[2] 《周易·系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