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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的母亲同样枉费了心机。Z在小学曾是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各门功课都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但自从走进中学课堂，成绩一落千丈，以至于留了一级。

现在我想，Z很可能是我的中学同学。现在我感到，我在中学时代一定不可避免地见过他。Z那时也是个中学生，至少这一点无可非议。

甚至，画家Z，曾经就与我同班，这也说不定。

写作之夜，空间和时间中的真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印象。

Z留了一级，在我进入那所中学时，他不得不与我同班再上一回初中一年级。坐在我身后的一个早熟的少年，坐在第七排最后一个位子上的那个任性的留级生，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画家Z。Z留级的原因是：政治、英语两门不及格。但其他科目他都学得好。他极爱读书，所读的书尽是我那时闻所未闻的名目。上英语课时他在下面偷偷地读《诗经》，读《红楼梦》，读唐诗、宋词以及各种外国小说。上政治课时他读《东周列国》《史记》《世界通史》。而真正到了上历史课的时候，他以不屑的神气望着老师，在我耳后吹毛求疵地纠正老师的口误，然后大读其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自习课上他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作业便开始吟诗作画。他最心爱的是他那几支廉价的毛笔，津津乐道并心怀向往的是荣宝斋里漂亮但是昂贵的笔墨纸砚。那时他不画油画，油彩太贵，画布画框也贵，家境贫寒他只画水墨画，从借来的画册上去临摹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吴昌硕的山水，画些颇近八大山人风格的远山近树、瘦水枯石。他把随处捡来的纸张揉皱、搓毛，在上面落墨自信有生宣的效果：“你看，你看看，笔锋尤见其苍健了吧？”（因而“文革”开始后，我记得他之所以偶尔还在学校里露面，只是为了寻一些写大字报的笔墨纸张据为己有，悄悄带回家。）无论老师们怎样对他的功课操心，为他的前程忧虑，他一概以闭目养神作答。但自从他不慎留了一级之后，他对各门功课都稍稍多用了一点儿心思，不再使任何一次的考试成绩低于六十分，他知道他必得把这乏味的中学读完，既然非读不可就不如快些读完它，尤其不能再让母亲多为他付一年学费了。母亲常常为此叹气连声，黯然神伤。十几年后我才对少年Z的行径略有所悟：必是WR的遭遇给了他启示。十几年后我猜想，Z那时必曾启发式地劝慰过母亲：“您以为我的功课好到什么程度才能考上大学？”十几年后我才明白，当WR的道路使我害怕使我虔诚地祈望做一个好孩子的时候，Z已经看破世态，看穿无论什么大学都与自己无缘，画家Z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才能并义无反顾地为自己选定了出路。虽然他相信自己也有不错的音乐感受力，但纸和笔毕竟比一架钢琴更可能得到，而且不像一位钢琴教师那般挑剔。他读了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文学名著，自信未必不可以也成为一个作家，但他对历代的文字狱已有了解，不想再立志去做一个冤鬼。所以他选择了美术。纷纭的世界就在你眼前唤起你的欲望和想象，只要你真正有才能，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天地之间任你驰骋，任你创造。而且美术，不是随便什么蠢货都能看懂的，你可以对他们做各种无稽的解释，使他们对你放心，那样，你就是把他们画成犹大画成撒旦画成流氓，他们也会荣幸地把它挂在墙上，扭捏或者兴奋地对来访者说“那是我”，好像挂在墙上的就一定不是笨蛋。Z对母亲说：“您何必总盼着我上那个大学呢？博士又怎么样，天才有几个？十之八九是蠢材一辈子做个教书匠。高官厚禄帝王公侯又怎么样？‘荒冢一堆草没了’。”

继父在枕边对母亲说：“你这个儿子非比寻常。”

母亲说：“这么说你喜欢他？”

继父说：“说不准我倒是有点儿怕他呢。”

“他？他不过是个孩子嘛。”

“就因为他还是个孩子。”[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