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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字润琴，1872年出生，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

刘春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一个标准的“苦出身”。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保定府的一个皂役（衙门里的普通当差），母亲为了补贴家用，还要给别人家做女仆。

按照清朝的规定，皂役之后是不能参加科举的，所以刘春霖被寄养到了大伯家里，送入保定著名的莲池书院读书，师从当时书院的总教习吴汝纶。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主持下，莲池书院虽为中式书院，却引入大量的“西学”，如《万国史要》《西国哲学史》《世界文明史》《海上权力史》等，这让刘春霖受益匪浅。

刘春霖本身也是有读书天分的，且非常肯吃苦，他曾自刻一枚印章，上刻“平生志不在温饱”。而“苦心人，天不负”，刘春霖的读书之路最终还是相当平坦的：18岁中秀才，30岁中举人，32岁金殿夺魁，获“状元”之名。《神童诗》有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刘春霖这样的人了。

刘春霖

然而，时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风云激荡时代，即便高中状元，又哪有什么时间和机会让刘春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呢？

在被授予翰林修撰之后，刘春霖并没有按照惯例被派官，而是很快就被派往日本的法政大学留学了——同行的包括他这一科的其他进士。其时，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面对民间呼吁的“预备立宪”，清廷知道无法回避，在这个时候，管你是状元还是榜眼或探花，全都要去“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有不少纨绔子弟混在留学的中国学生中，但毕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刘春霖以“状元”的履历，也认真刻苦学习，只是在“共和”和“君主立宪”这两派观点中，他渐渐倾向于后者。

其实当时无论哪种观点，相对于腐朽的清朝统治而言，都是进步的。而刘春霖的选择应该还有另外一层因素——毕竟他是皇帝钦点的状元郎。

等到刘春霖学成回国的时候，他已是“君主立宪”方面的专家和活跃分子。1909年，他被选为直隶咨议局议员，1910年担任资政院议员。 [1] 虽然资政院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幌子下毫无实权，只是一个受制于皇帝的御用机构，但刘春霖却一直努力在里面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1910年11月，湖南巡抚杨文鼎不经省咨议局决议就发行国债，刘春霖坚决反对，其间军机处建议“不必追究”，刘春霖又杠上军机处。到后来摄政王载沣也要求资政院不要“多管闲事”，刘春霖直接又杠上了摄政王：“于立宪精神很相背驰，将来立宪政体很不牢固，恐要变成专制。”

论国学修养，刘春霖是堂堂状元；论西学知识，他又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海归，所以那段时间是刘春霖在政坛最活跃的时候，也是他离政治中心最近的时候。

然而，没多久之后，武昌一声炮响，天翻地覆。原本还属于“进步”和“革新”一派的刘春霖，忽然发现自己多了一顶帽子：

前清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