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百花齐放

孔子开创了民间自由讲学的先河，一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便开始出现，它光芒四射，灿烂夺目，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富丽的时代。与和它差不多同时的希腊文化相比较，前者无论是从质上讲，还是从量上讲都远超过后者。它萌芽滋生于那政治上极卑劣残酷的战国时代（前481—前221）。

第一位崭露头角的思想家、实干家是墨翟。墨翟的身世，很难确定，一说“墨者”是受过“墨刑”的人，即面额刺字纹，抹以墨，罚为工人；另一说是平民的通称，因平民称“黔首”，平民无冠，头是黑色。这些解释并不重要，我们从墨家的理论及行为中也可推断出他们确实代表当时的劳苦大众。

墨翟大约是墨家创始人中最著名的人物，所以我们不妨称他为墨子。墨子的生卒年代不能确定，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90到前413年之间，孔子死后五六十年出生的可能性很大。墨子是宋人，在鲁的时间很长。据《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礼烦扰而不说（悦），……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他最初也是儒家的生徒，后来另创新派，效仿夏尚忠，以大禹作为榜样，从“夏政”。

墨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旧社会已经崩溃，新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来的过渡时代，他所看到的全是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来拯救当时的“天下”（世界）。他认为一切社会制度，都应当是为“天下之大利”，一切攻城略地、杀人盈野的战争，都违反了“天下之大利”，所以他主张“非攻”。统治阶层的奢靡，生前死后的浪费，也违反了“天下之大利”，所以他主张“节用”。墨子最反对儒家所重视的葬礼，他认为与其将财富耗费在死人身上，曷若使活人分享；如果人人都在父母庐墓旁守孝三年，谁去耕田？谁去劳作？“天下之大害”莫过于大国侵略小国，大家族欺凌小家族，强者压迫弱者，总而言之，不外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斗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彼此不相爱，故墨子提出“兼爱”作为解决人类问题的关键。如果对世上的一切人都一视同仁地相爱，不因亲疏贵贱而有等差，则整个社会上劳逸不均、贫富悬殊、浪费和困窘、嫉妒和仇怨、冲突和战争都完全消失了，这才是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的社会里，由万国所推选出的最贤德的人做天子，天子领导人类走向康庄的大道，这便是“尚同”；天子执行“天志”，鬼神也掌握赏善惩恶的权力，所以墨子又用《明鬼篇》来加强他的学说。从这一点来看墨家，他们的思想似乎又略带宗教的意味。

墨子不独有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而且实际上努力工作以求其实现。据说他有数百名忠实的徒众，通称为“墨者”。墨者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其成员非常勤劳，生活极其节约。他们吃极其粗粝、难以下咽的食物，穿最敝劣的衣服，摒弃一切奢靡浪费，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他们不仅接受军事训练，而且学习各种工艺技能。据说墨子曾费时三年造了一具“木鸢”，只飞了一天，这大约是有关人类制造的飞行物的最早记载。

关于墨者力行其道的事迹，脍炙人口的有两件事：

一是阻止楚攻宋。楚惠王用名匠公输般制造攻越城墙的武器“云梯”，将用以攻宋。墨子在鲁闻讯，即派弟子禽滑釐率三百余人携带守城的防御武器到宋布防，自己步行十日十夜到楚国劝楚王罢兵，并当着楚王之面演习攻守之术。公输般攻城之术已尽，墨子之守具尚有余。楚王无可奈何之下，想出将墨子杀掉的办法，墨子乃告以禽滑釐已在宋，楚遂罢兵。

另一件是墨者助楚贵族阳城君守城的故事。此时墨子已死，墨者的领袖“巨子”孟胜率领一百八十余名墨者拼死守城，誓与城共存亡。殉城前孟胜派一名弟子逃出围城去传令继任巨子，该弟子完成使命后，回到阳城自杀，以遵守他与城共存亡的诺言。经过此役，墨者也就“绝墨者于世”了（《吕氏春秋·上德》）。

通过以上两件事，我们可见墨者的实践工作和侠义风范。

有学者认为，“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实大可商榷。墨者以“天下之大利”为立论基点，“孔学”不言利而倡仁义；墨者莫不身体力行其道，孔门之士只求“佐人君”，当助手；墨学主有鬼神，儒者绝口不谈鬼神。孔学无法平民化，就如同姓孔的不能改姓张一样。孔子站在崩溃中的传统制度下，将旧制度加以理论化、理想化，以教育家的身份，传播他的学说。墨子受惠于孔子的民间讲学，懂得学问，获得知识，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从根本上将孔子的那套学说连根否定，另立新说。二者都悲天悯人，都想匡时济世，但出发点是两个极端。所以有学者将之分为左、右两派，并列儒家为温和的右派，因为他们也反对贵族，墨家则为温和的左派。

总之，儒、墨两家都是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的创始者，儒家首创民间自由讲学的局面；墨家在自由上加以发挥，激荡出波叠重重。

墨子死后，经过阳城之役，墨者精英丧失殆尽，再加上派系分裂，从此墨者一蹶不振，逐渐自历史舞台消失，只留下墨子的学说供后世研讨。孔子死后，儒家也分为八派。据韩非子的记述，“孟氏之儒”只是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篇》），但后世都以孟子为儒家的正宗，将孟子与孔子并称。

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门人的学生，他成人时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杨就是杨朱，这位当时声势煊赫的大思想家的著作已失传，后世之人只能从他人的引喻中获知他的“为我”主义。他认为人生的最高鹄的是为自己能安适地活下去，“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一毛”。他唾弃儒、墨两家为济世而奔走呼号的言行。孟子生于此时，所以他积极的责任是弘扬儒家，消极的工作是要驳斥杨、墨的学说。

孟子（约前385—前303）名轲，邹国人，出生时距孔子逝世已近百年。他的声誉很隆，周游列国时，有车数十辆，从者数百人，与孔子之一车两马不可同日而语。齐宣王时孟子仕齐为卿，俸禄丰厚，生活宽裕，但无所事事，于是去齐赴梁，梁惠王以其迂阔亦不用。盖当时正是商鞅、吴起、孙膑等人得势之际，任他孟子理论宏远，辩才无碍，但国君所重视的是富国强兵之道，对仁义不感兴趣。“乃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也是想参加实际政治一展抱负而未如愿的哲人，但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邃的影响。

孟子论政，提出“民为贵，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大道理，这是对传统的君权神授与君位世袭观点进行革命的理论。因此他经常提到尧、舜，万分推崇“禅让”。他的理想政治是行“王道”，与当时流行的“霸道”相反。王道即普及教育。他认为仁、义、礼、智四项美德，是人与生俱来的“四端”，仁是对他人有同情心，义是有羞恶心，礼是有辞让心，智是有是非之心。是故人性本是善的，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能充分发展其善的本性。他与主张性无善与不善之分的告子的辩论，十分精彩，至足显示他的辩才与智慧。

孟子发扬孔子的学说，并广为宣传。由于他很活跃，享寿又很高（八十三岁），所以声名大，学生众多，被人视为儒家思想的弘扬者。人们常将他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他谴责墨子的“兼爱”如禽兽，不免有些武断；与梁惠王讨论时，他将国王问的“何以利吾国”，推衍到士大夫亦因之可以谈何以“利吾家”的“宏论”，亦难为我们所理解。国王对国家有利的希冀岂可与士大夫对家有利的企望相提并论？这大概与战国时代士人习于雄辩有关。

略晚于孟子的大儒有荀子（约前313—前238）。荀子名况（“卿”是当时人们对人的尊称，似乎不是他的字），赵人。少时即负时誉，仕于齐，被谗奔楚，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亦遭解职，遂死于兰陵。荀子一生也崇敬孔子，钦羡周制，提倡礼义，力反强暴诡诈之术。荀子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不亚于孟子，但他的思想与孟子的有基本上的差别，他认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因此不能任由人性自然发展，必须用礼制去规范之。盖人生而必须合“群”，人在群之中，必分工合作，乃可图存。但人性生而有好利、嫉妒、贪欲等恶性，必须以礼制之，而后社会安定、民众幸福。故“礼者养也”。

荀子认为人应该分为四个等级，按照其能守礼义的程度决定，即所谓大儒、小儒、众人、奸人四类，等级不能世袭。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种思想是超越孔孟的。

礼制既为王道之本，谁去执行礼制？荀子提出“尊君”的主张。他说，“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生民莫不振动服从”，而“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无上权威的天子，是为民而存在，为执行礼制而存在的。因此他反对只讲法治，亦重人治。他曾说大禹的法仍存在，夏却亡了国。他非常强调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史例。后世的小人儒，窃取荀子尊君的皮毛，曲阿专制淫暴的君主，此固非荀子所能逆睹也。

孔子对鬼神含糊其辞，孟子也倡天命之说，但荀子彻底加以否定，认定一切政治人事都与天道神鬼无关。他有一句有名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世间一切贫穷疾病、祸福、灾旱、瘟疫、怪异，都受人事的左右，与天道无关。他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明确的人定胜天的名言。

荀子的中心思想仍属儒家，他的两位著名的学生，即韩非与李斯，却发展他的学说而成为法家。李斯是一位实干的政治家，并无理论可言，韩非则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法家也是战国时代最盛行的一派。法家的渊源可上溯到齐桓公时代（约前685—前643）的管仲，但世传的《管子》一书，系后人伪造，不足信。战国时的李悝、慎到、田骈、商鞅、申不害等都是颇有法家气概的人，据说均有著述，但均佚失。韩非集法家之大成，流传后世的《韩非子》五十五篇，乃战国时法家思想之总汇，我们也姑且将韩非视为法家的创始人。

韩非（卒于前233），韩国的贵族，曾受教于荀子，口吃，但善著书立说，曾向韩王安建言，王不用，故退而著书。今存五十五篇中，内或有后世增添，但大致均可信为韩非之作。《史记》称秦王政（即秦始皇）读到韩非的文章，曾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理论之动人。李斯与韩非同学于荀子，自承不如非，乃告秦王，此韩非也。秦王遂因之急攻韩，韩王乃遣非入秦。秦王得到韩非很高兴，但未信用，原因不详，大概韩非不太能言善道也是原因之一。李斯等人嫉而谗之，遂下狱死。司马迁“独悲”韩非能写《说难》那种好文章，而不能逃过被杀之命运，特将《说难》全文录入《老子韩非列传》中。

韩非的思想集数百年法家思想之总汇，其中心思想是尊君。君主握“信赏必罚”的大权，刑与赏是君主的“二柄”。因为人性恶，导之以仁义道德行不通，但君主若能严格运用“二柄”，则“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上下贯彻，人主可无为而治。他特别提出为君主的三大要素，即“势、术、法”。

所谓势，即是“权”与“力”。权者法令也，力者君主之地位也，君主要利用崇高的地位去执行法令。所谓术，即是驾驭属下的方法。他提出“行七术”“去五壅”“防八奸”等要点。“七术”是诡诈的驭下策略；“五壅”是预防臣下可能叛乱的情势；“八奸”是君主要特别防范的足以为害的人和事态，例如，“同床”是后妃内宠，“民萌”是指臣子私示惠于民众等。各种法令，特别是赏罚的条例，必须简明易懂，严厉执行。术要密藏于君主内心深处，不可公开；法则是要人人知道，使之深入人心。所以韩非反对儒家，视之为“以文乱法”；他又斥墨家为“以武犯禁”。他认为国家必须发展国力，仁义、兼爱等空洞口号，无裨于实。他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

总之，法家是在战国时期弱肉强食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他们反对“法先王”的儒家，主张全部言行都应辅佐君主一统天下。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

先秦四大主流思想中的儒、墨、法三家对政治社会都抱积极的入世态度，只有道家例外。

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身世，因为《史记》将孔子曾向之“问礼”的周守藏史老聃与楚国苦县人李耳混为一人，从此开始就混淆矛盾。司马迁说老子活了二百余岁，是“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近乎神话。总评是：“老子，隐君子也”，又与曾为守藏史矛盾。后世因此对老子的身世聚讼纷纭，甚至有根本否定有老子其人者。事实上，很可能那个时代有两位有名的老头子，或者是两位都姓“老”的名人。作《道德经》的老子，不可能对礼有兴趣，又哪能活两百多岁。很显然老聃和李耳是两个人，一个是知礼的老学者，一个是隐世的哲学家。

春秋时代世间已有很多“隐君子”，孔子和他的弟子便遇见过几次，这些人对儒者的不劳动、不生产、四处游说以谋一枝栖的行径十分鄙视。他们不著书立说，更没有声名。这类隐士数目大概不少，李耳将这些人的思想菁华整理出来，就是《道德经》。从《道德经》所载的文辞，我们可以看出它决非春秋时代的作品，很可能是战国晚期的作品。《道德经》约有五千字（最近汉墓出土的帛书小篆本及隶书本，与世传本略有出入），全书属于形而上学的哲理甚多，不属本书论述范围。它提出的理想社会没有道德准绳和制度秩序，一切归返大自然，用“无为”作为达到理想社会的手段，无为便是无不为。

与老子思想类似的是庄子（前369—约前286），名周，宋人。他并不是绝对的隐士，曾经做过家乡的小吏，但无意显达。楚威王慕名想聘请他，为其所拒。《庄子》一书，寓言很多，常用浅近的譬喻去说明深邃的哲理，辞藻瑰丽，文思诡奇，不仅哲理深邃，也是文学瑰宝。他的主要立论是“齐物”，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世间所有的毁誉、是非、得失、成败、生死等现象，七情六欲等心态，都不存在。他用了许多譬喻去阐明，他那庄周梦见蝴蝶，抑或是蝴蝶梦见庄周的名喻，至足说明他对一切世事的看法。他与老子都反对人为的一切文物制度，以返璞归真为理想。他们的著作中常提到“道”字，故人称道家。

除儒、墨、法、道四大思想宗派外，春秋战国时期尚有五派学说，笔者在此处亦略提梗概。

阴阳家是齐人邹衍（前305—约前240）所倡。他的著作十余万言均佚亡，他的学说后世所知的只剩下“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在邹衍以前，“中国”之人认为禹贡九州之外是汪洋大海，海与天接。邹衍认为天下共有九大州，三三并列，海洋环绕之；每大州均有九小州，亦三三并列，中间亦海洋；正中一大州名赤县神州，此大州之正中一小州即中国，中国为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大九州说”后来便成为中国的世界观。“五德终始说”的主题是“五行”，即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而金可克木，木可克土等至理，后来西汉人将之应用到朝代兴衰的政治原理上，所产生的影响，非其始料所及。

“名家”有惠施及公孙龙两人。惠施，宋人，是庄子的好友，据说他的著作很多，但均失传，只留下《庄子》所记载的十几句话。我们只知道他认为一切时空同异都是相对的，例如天地不算大，毫末不为小。公孙龙与惠施差不多同时代，赵人，留下五篇著作。他在个体（实）与概念（名）之间反复辩论，有名的“白马非马”论题，即“马”是一个概念，它包含各色的马，“白马”只是一个个体，它不能代表马的概念。这种在名实之间申论的持论者，我们称为名家，其学说类似后世的逻辑学。

此外尚有提倡自食其力，君臣并耕的“农家”许行（楚人，前390—前315？）；喜用寓言小说以劝人为善的“小说家”宋钘（前360—约前290）；游说诸侯以博取个人权位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等人。儒、墨、法、道、阴阳、名加上上述三家，通称“九流”。秦王政时的权臣吕不韦网罗各国人才，汇集各家学说，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想，集体创作了《吕氏春秋》。班固以其杂糅诸说，称之为“杂家”。“九流”加上杂家，世称“十家”。其实诸子之学，并不限于“十家”，如孙武的著作《孙子》，对军事学的贡献不可忽视。申不害的为官之术，也成一家。实际情况是百花齐放。

历代中国史家忽视了最重要的“文学家”，我们在此特别提出。古今史学家对“百家争鸣”中不特别提出文学家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涉及学术思想，但若就其建树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自不可纯就狭义的学术思想而定取舍。抒发人类真情的《诗经》就是最早的文学作品，《乐经》配合真情流露，是天籁，是至性的韵律，自然也是文学。“六经”中有两经是属于文学，而且是“纯文学”。孔子酷爱自然的言行不少，事实上他也是一位造诣极深的文学家，只不过为其博大渊深的哲理所遮掩而已。庄子亦然，他的文章之瑰丽，下笔之绮奇，情思之飘逸，想象之漫灿，均让人叹为观止。《庄子》一书，是中国文艺的瑰宝。撇开孔、庄，最重要的还有屈原（名平，楚人，战国末期人）的《楚辞》。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轻易指出，《楚辞》是两汉以后中国文学作品，一切诗词歌赋的圭臬，所有文学创作的尾闾。因此，我们很郑重地指出，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学术思想，包括象征民族文化的文学在内，也都树立了后世的楷模。

本编自神话传说的洪荒时期，一直叙述到战国末期，中华民族文化的雏形已经被奠定，“中华世界”也即将出现于历史舞台，和与它差不多同时期的“罗马世界”东西辉耀，为人类缔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