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分裂的前奏
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双方壁垒分明，名流初期拥护宦官对抗外戚，是基于不知底蕴，以为是忠于王室，反对揽权的外戚，不知隐匿在皇帝幕后的是宦官。至梁冀被杀，宦官由于政治斗争经验增多与多年培植党羽的结果，势力强大，气焰嚣张，名流始转而与外戚合作，陈蕃、窦武合作失败，仍是失败在洛阳中央军事受宦官控制。到灵帝崩（189），外戚何进与名流袁绍、袁术兄弟合谋诛宦官，乃召当时以悍勇著名的并州刺史董卓率兵来洛阳。董卓的兵未到，宦官侦悉何进等人的计划，先发制人，何进被杀。袁绍及何进部属合攻宫廷，袁术放火烧南宫，袁绍入北宫逮捕诸宦者，无论少长均杀之，凡两千余人。宦官领袖张让等挟少帝（189年四月至八月在位）逃出宫，为尚书卢植所逼，悉投水死，后汉的宦官至此被彻底清除，外戚亦因何进之死而被消灭。此时董卓已率兵入洛阳，旋即废少帝，另立少帝的同父异母弟、年仅九岁的陈留王为献帝（190—220在位），从此后汉名存实亡地维持了三十一年。外戚、宦官、名流持续斗争近百年的局面结束，名流与军阀争夺天下的局面开启，名流也必需拥兵自持，因此名流与军阀也就泾渭难分了。
自董卓入洛阳到隋文帝一统天下（189—589），整整四百年，中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状况中，与周平王东迁到秦始皇统一（前770—前221）的五百五十年相差无几，这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二次大分裂。第二次大分裂的因素与发展，较春秋战国时期要复杂得多，关于这些，容后叙述，我们现在要分析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
第一是后汉地方官权力很大。郡守的地位很高，秩两千石，与九卿地位相等，政绩好声望高，可得征召入京为丞相，中央政府的高官，亦可出任为郡太守。郡太守可独自选任属吏，不受中央管制，所属低级官吏，限用本郡人，高级职员则不受籍贯限制，所以郡守可以笼络天下人才。前汉有郡尉主军事，后汉地方军不受军事专业训练，故郡尉被取消，地方武力直接受太守控制。太守主持全郡军政自不待言，财政亦由其自由支配，郡守只每年派人到丞相府提出报告而已，任期也无限制。事实上，他们俨如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只差不能世袭而已。
郡之上有州牧，由武帝时的刺史演变而来。武帝设刺史只秩六百石，为皇帝耳目，权力虽大，但职位低，做刺史九年而善尽职守者，才可迁升为郡太守或国相。后汉改秩两千石，地位提高，同时有治所。灵帝时因地方不靖，乃改刺史为州牧，主管该州所辖各郡。全国共有十三州、郡国一百有余，每州辖七八郡不等，州牧便成为雄踞一方的势力。
第二是由于后汉士风重名节，对恩主报恩的观念深入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们逐渐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道义集团。郡守可自任属吏，又可选举孝廉，孝廉要向恩主报恩，属吏对主官，竟比之为君臣关系，属吏要忠于他们的所谓的“君”。有一位太守贪赃枉法被下狱，朝廷拷问他的属吏以求罪证，属吏竟以“臣不能谤君，子不能责父”作答。有一位县令闻知他的恩主要经过县境，乃去迎候，因稍迟未得见面，遂弃其官守，追见其恩主。这一类事例很多。因此，在后汉的士人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只有效忠于个人的“热忱”，这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是分裂的原动力。
第三是后汉以门第与士族为中心的分裂情势。察举孝廉与报恩两件事交互影响，使得后汉的门第形成。按郡太守察举孝廉并无客观标准，全由自己主观决定。太守为了向当初举他为孝廉的恩主报恩，最佳的回报是也举恩主的子弟为孝廉，如果其人在本郡，是极简单的，如果其人不在本郡，也可辗转请托以求达到目的。于是有地位的人家，其地位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有如滚雪球一般，仕途遂逐渐为一个个大家族所垄断。这些大家族成为门第，门第也就是政治权势的重心所在。门第相当多，又有大小之分，互相也可声气相通，结成一股一股的力量，成为政治上的离心力。
上述三种因素互相激荡，再加上黄巾军起兵与军阀董卓将中央政府彻底摧毁，分裂的情势自然便出现了。董卓之乱是中国大分裂的前奏曲。
董卓是陇西（甘肃东部）临洮人，他的父亲曾任地方军官。他“性粗猛有谋”，少年时交游羌人，与其将领交结后归乡务农，又交结各方豪杰；且董卓孔武有力，长于骑射，颇为边境羌人所惧。他于桓帝末年从军，破叛羌，拜郎中，得赐缣九千匹。但他并没有将皇帝的赏赐据为己有，而是将之悉数分与部下，所以甚得士卒拥戴。灵帝十七年（184），黄巾军起兵，西北边疆亦乱，董卓有战功，数年之间，手握兵权，其所辖之域俨然汉室西北重镇。灵帝二十二年（189），灵帝已病重，调升董卓为并州牧，嘱其将兵权交与皇甫嵩，为卓所拒。他说士卒“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日之命”，不愿被调走，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盖已野心勃勃矣。待何进召他入京，他闻命立即率兵入洛阳。时宦官已全部被杀尽，董卓在郊区迎得少帝，旋即废之，立献帝，杀何太后（灵帝之后，少帝之母，何进之妹）。董卓废帝弑后的专横行径破两汉历史纪录，是军阀横行的第一声。
董卓以边区豪强立军功而坐大，暴戾恣睢成性，一朝得势，横行无忌。他任令士兵烧杀淫掠，无所不用其极，“淫掠妇女，剽掳资物……人情崩恐，不保朝夕”。他甚至发掘刚葬不久的灵帝皇陵，以掠取殉葬宝物；更奸淫公主，以屠杀百姓为乐。承平了一百六十余年的洛阳人在董卓和他的凉州兵的肆虐下，如同堕入鬼蜮。董卓的暴行骇人听闻，“废帝弑后”等事立刻传遍天下，于是各地纷纷起兵讨贼。董卓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废帝弘农王杀掉，放弃洛阳，驱“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因长安接近他的根据地凉州。他离开洛阳前放火烧毁所有宫室、宗庙、官府及住宅，并令吕布发掘历代皇陵及公卿以下坟墓，掠劫墓中财物，使洛阳“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董卓对洛阳的暴行，只有项羽当年在咸阳的行为可比拟。自光武帝以来一百六十余年，洛阳已成为天下重心，当时遭此破坏，重心失去，遂使重建中央政府的困难增加了一层。
董卓西迁到长安，自以为十分安全，气焰更嚣张，服饰已类似皇帝，一家老小，俱为显贵，髫龄儿童，均获封侯。他自筑“万岁坞”于长安城外，高厚七丈，储粮三十年，自云：“如事成，则可雄踞天下；不成，守此亦足以终老。”董卓曾于宴饮时杀数百人，先断其舌，次斩其手足，次挖其眼睛，再用镬煮之，使其慢慢死去，而他“饮食自若”。百余年后五胡乱华时期，胡人的残忍堪与董卓相比拟。董卓如是横暴两年余，天下群雄纷纷揭起讨董义师的旗帜，各自招兵买马，扩张一己势力，彼此之间，尔虞我诈，对于“董贼”，却未动分毫。董卓之败，败在身在虎穴的若干人的谋略下。
原来董卓也知道表面尊重名流，以收揽人心。他“素闻天下同疾宦官诛杀忠良”，所以“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对于“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一时间朝廷的高官中名流很多，如吏部尚书周珌、侍中伍琼、长史何颙、尚书令王允等，皆名重一时的清流。董卓鸩杀弘农王欲西迁，周珌、伍琼“固谏”，为董卓所杀。至于王允，年少即露头角，被郭林宗赞为“王佐才也”，中年为官，亦以敢与宦官对抗著名，数次濒于被处死边缘，均大义凛然，为天下所景仰。灵帝崩，何进召王允入京，合谋诛宦官，任尚书令。董卓欲迁都长安，王允悉收政府典籍及图书运到长安备用。初迁都时，董卓尚留洛阳，长安之事悉由王允做主。史称王允“矫情屈意”，“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及见董卓之毒祸日深，篡逆之迹已显，乃设法诛之，暗中筹划，阴结董卓心腹吕布，刺杀董卓于宫门。“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市”。长安人的狂欢，自可想象，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初董卓命其女婿牛辅率部将李傕、郭氾等统兵在今河南一带作战，董卓被诛后，牛辅亦为部下攴胡赤儿所杀，攴胡赤儿斩其首到长安报功。李、郭二人以王允系并州人，尽杀军中数百名并州人。牛辅被诛后，二人恐惧，遣人至长安求赦免，王允以一年内不能大赦两次，拒之。二人乃铤而走险，率兵数千，直奔长安，沿途乱民和之，至长安时已有众十余万人。长安破后，吕布率兵逃走，王允被杀，李、郭二人均任要职，操纵朝政。二人纯粹董卓部将，剽悍横暴。在他们统治下，“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掳掠，……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193年，李傕以兵围皇宫，虏献帝至兵营，乱兵入宫洗劫，放火焚毁宫殿、官府及大宅。李、郭二人复互相火并，战斗不休，死者无数。献帝恳求东迁洛阳，请求十次后，李傕乃许。东迁途中，险阻丛生，至大阳时，只余数十人，献帝饥饿不堪，幸得太守张杨接济，乃得乘牛车到安邑，遂以为都城。护驾有功的，纷纷求官，献帝有求必应，因为刻官印来不及，乃“锥画”之以代印信。献帝辗转再逃，终抵洛阳，大权落入韩暹手中。韩暹的政敌密召兖州牧曹操入卫，曹操“以洛阳残荒”，移帝至许昌，从此刘家的皇帝成为曹操的傀儡者二十四年，三国鼎立的局面由是逐渐形成。是年郭氾为部将所杀，两年后李傕亦被诛。
董卓迁献帝到长安时，户口尚有数十万人，经李、郭之乱，“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复无人迹”，可见凄凉之甚。军阀带来的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结束了后汉的政争，也熄灭了照耀全国的两颗灿烂明灯——洛阳与长安的辉，万方景仰的政治文化中心已随军阀的狂飙而逝，中国到处都可以成为“国都”了。中华世界长期分裂的前奏已弹完，长期分裂的序幕即将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