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志事
董卓入洛阳之前五年，即汉灵帝十七年（184），黄巾军起兵，天下分裂的局势已显其端倪。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用符水咒语替人治病，得民众信仰，乃畜养弟子，十余年间，有徒众数十万人，势力遍全国，并制造谶语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灵帝十七年（甲子年），张角起兵，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闻风而起兵叛乱者，不可胜数，每股大者两三万，小者六七千，其中以张燕一股声势最大，拥众近百万人，号黑山贼。赖皇甫嵩、朱俊、袁绍等人之力，政府军力战经年后始将张燕的主力镇压下去，但其余党仍流扰地方。各地方官及名流因讨伐黄巾军、黑山贼之故，遂开练兵以求自保之风。在平乱的过程中，若干有才华的野心家开始显露头角，其中以袁绍、袁术、曹操、刘备等人值得注意。袁氏兄弟昙花一现，毋庸多述，曹操是这段历史的主要缔造者，不可忽视。
曹操（155—220）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当时以廉洁正直著称的名臣桥玄一见异之，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李膺的儿子为东平相，在曹操微时异其才，临终时叮嘱自己的儿子：“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即要求儿子不要去依附他人，只求庇于曹操。大约曹操微时便超群轶类，为识者注目。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洛阳北都尉。灵帝爱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犯法，曹操即杀之，遂为世所称赞。及窦武、陈蕃被诛，曹操上书为二人辩护，竟称“奸邪盈朝”；以后不畏权势，数次上书痛陈朝政之非，遂声誉鹊起，名满朝野。黄巾军起兵，曹操奉命讨伐，有战功，升任济南相，辖十余县。县吏恃有权贵在朝而贪赃枉法，曹操乃奏免其八，“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朝廷征召曹操为东郡太守，曹操称病归故乡，在乡下建房居住，春夏读历史书，冬秋行猎，勤习文治武事。时西北韩遂叛变，天下骚动，朝廷征召曹操入洛阳，拜其为典军校尉。他曾与何进等合谋欲诛宦官。及董卓入京，素慕曹操之盛名，委操为骁骑校尉，欲加以重用。曹操深知董卓终必覆败，不就职，变易姓名出关逃走。曹操过中牟县（今河南西）时，亭长疑其为亡命之徒，捕之送县令（未名，但决非陈宫）。时县令已得董卓缉拿曹操之命令，但属下知其为曹操，以为值此乱世，“不宜拘天下雄俊”，乃请县令释放之（县令并未同逃）。至陈留，曹操得孝廉卫兹散家财资助，聚众五千人。时各方群雄纷纷聚兵“讨董”，举袁绍为盟主，曹操率兵附之，从此展开了他一生南征北讨、纵横捭阖的“安天下”事业。
叙史至此，势得插入几句闲话。按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描写，曹操拒绝接受董卓的高官厚禄而出逃，在逃亡途中发生了两件大事，即中牟县令陈宫义释曹操并与之偕同亡命和曹操杀吕伯奢全家，这两件事后来进入戏本，更深入人心，竟被一般人视为真实史事，实宜一提，以符史实。《三国志》绝无一字提及这两件“事”，仅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晋人王沈《魏书》（已亡）中的记载：
（曹操）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故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操）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郭颁《魏晋世语》云（著者系东吴人）：
太祖过（吕）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云：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勿人负我。”遂行。
从裴松之注所引王沈的记载来看，曹操是自卫杀人，《魏晋世语》之“疑其图己”，似是将王沈的记载冲淡，将吕家五兄弟的行动改说成是被曹操察觉了的计划；孙盛的《杂记》所载则玄之又玄，岂有“闻其食器声”，遂以为图己的道理？至于那“凄怆曰”不知是谁告诉孙盛的。王沈写的是历史，似较《魏晋世语》与《杂记》要可信，何况三文均无杀吕伯奢之事，此事完全是罗贯中的面壁虚构。
按三国故事自唐代即在民间流传甚广，《三国志平话》在元代即有刻本，有关之故事、杂剧不下十余种。罗贯中乃汇合数百年来民间流传之故事与杂剧而成《三国演义》七十五万字之小说，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是一部好著作；用历史的尺度来度量，其中很多故事令人啼笑皆非。他所创作的貂蝉的故事，很美，但只是文学创作。《三国演义》说关羽在曹操封侯时坚持要冠上“汉”字，其实“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秩，《三国演义》中将“汉寿亭侯”念成“汉、寿亭侯”，可以刻画出关羽对汉室的忠心，但不是历史。《三国演义》中这一类的“创作”很多，不胜枚举，我们不欲用史实去损伤文学的完美，但也不愿看到用虚构代替史实。
在袁绍领导下的讨董“义师”十余万人的领袖们，各怀鬼胎，并无进攻之意。曹操独自攻董军，兵败受伤，因此声望更隆。
献帝三年（192），青州黄巾余党约百万人攻入兖州，兖州官吏迎曹操领兖州牧。曹操迫降黄巾军，受降卒三十万，选其精锐组成青州兵，曹操兵势始强大。后曹操迎献帝都许昌（196），建设宗庙宫室，汉朝便在曹操手中“安定”下来。献帝成为傀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天子之令不能出都门。当时群雄各据一方，除曹操外，势力强大的英豪有十七人（有一州或由两三人分据）。此后十二年，曹操全力各个击破北方群雄，其最著者如自立为皇帝的袁术（197—199在位，国号“仲家”）、割据四州的袁绍及剽悍的徐州牧吕布等人。
至献帝十九年（208），北方已大致统一在曹操的势力下，曹操乃欲翦灭雄踞南方的孙权与刘备。曹操先降荆州之刘琮，沿长江东下，大败刘备，图以水陆夹击孙、刘，有名的“赤壁之战”遂爆发了。
赤壁之战以曹操的失败结束。曹操受此挫败，于是放弃武力统一的冀望，三大势力鼎立的局面形成。此后曹操曾数次攻打孙权，均无大斩获，直至献帝三十年（219）孙权与刘备决裂而向曹操称臣，形势略有改变。但其时时不我与，一世枭雄曹操享寿六十六，在洛阳逝世。他死后不到一年，儿子曹丕受汉禅，史称魏文帝。汉代最后一位皇帝，九岁即位，当了三十一年傀儡的献帝，禅位后被封为山阳公，食邑万户，十四年后，享寿五十四而卒。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颇受争论的人物，被许多人称为“奸雄”、大坏蛋。原因有三：
一、不忠于刘家天下。
二、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下诏求贤才能士而不以道德为标准。
第一个原因，本书第七章第一节于叙述光武帝时已有阐明。第二个原因，上段亦已解说。《曹瞒传》（已亡）对曹操颇多微词，与郭颁《魏晋世语》均为魏国之敌国即东吴的史家所作，自难尽信。曹操小字“阿瞒”，《曹瞒传》以此为名而为曹操立传，若称之为“谤书”，似非过甚。第三个原因最重要，是真正治史的人所宜重视的。
曹操在献帝二十一年（210）、献帝二十五年（214）、献帝二十八年（217）先后下了三道求才的诏令。
第一道诏令，要各地方官不必一定限定“廉士”才举出，要“唯才是举”。
第二道诏令称“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
第三道诏令要各郡守对人才中如有“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无有所遗”。
换言之，不仁不孝不廉与乎操行为世人鄙夷之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要任用。这三道诏令，确是骇人听闻，因为历来政府用人，均以德行为首，而今只用才能，剔除所有基本的道德要求，真是旷古绝今的奇闻。但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后汉中期以后一百余年来社会上所谓的道德，我们会发现道德已经走向虚伪的道路（见第七章第二节），所谓“孝廉”，并非全体真正既孝且廉，孝廉之行不过是做出来的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曹操的诏令是针对当时盛行的虚伪造作的世风而发，当时的人可能了解其真谛，但后世的人，单纯就这些诏令所提示的内容来评论，自不免诟病丛生了。与曹操同时代的“竹林七贤”的“反道德”言行，与曹操的求才诏，是异曲同工。前者要“返璞归真”，属于个人道德的范畴；后者不受虚伪道德的影响，属于公众事务的范畴。时代变迁，个人的言行，容易了然，公众事务牵涉太复杂，自不易体会。这是曹操“不德”的主因。
至于曹操个人，在四十岁迎献帝都许昌以前（196），不畏权阉、不附权奸、志节高超、匡时济世的言行，见诸史籍，斑斑可考，连《曹瞒传》亦推崇其“不避豪强”的政绩。在上述“求才诏”之外，曹操还下过一则有关教育之令。献帝十四年（203），曹操下令：
自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可见他也提倡“仁义礼让之风”与“先王之道”。献帝二十一年（210），曹操的权势煊赫，人人均以为他将取而代之，天子自为。事实上他想称帝也易如反掌。在谣言四播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自白书”，向天下“勤勤恳恳叙心腹”。原文稍长，笔者兹扼要叙其要旨如下：
首先他自述平生并无大志，二十岁得举孝廉后，最大的志向只是做一个有为的郡太守，为民兴利除弊。后偿所愿为济南相，“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高级宦官），以为豪强所忿”，故称病辞职，归隐家乡（今安徽亳州）郊外，与世相遗。但边疆乱起，他被皇帝征召为将领，此时也只望立功封侯，所以自题墓碑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俟董卓之乱，他起兵讨贼，应募之兵很多，但他不愿兵多，因为“兵多意盛”，不愿因武力而招祸。当时其手下之兵，不过三千人而已，最主要的原因，是“本志有限”，自己并无定天下之野心。及至破黄巾军，降其众三十万，兵力始强大，此时袁术、袁绍已有叛汉自立为帝之意图，他始有平定天下之心。“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使人民得到和平，免于战乱。这些话距事实不远。
次举历史上的先例，说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垂名后世，全在其能侍奉周天子；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能服侍殷纣王，为后世赞颂；蒙恬将兵三十万而不叛秦，以一家三代均受秦恩故也。他一家不只三代受汉室重任，岂可如谣传所说“有不逊之志”。他将这些肺腑之言告诉家人，“使他人皆知之”。曹操是后汉士人，自不愿被讥为王莽。
最后他说明了不能解职归封邑，颐养天年的原因。如果他归武平侯国养老，他人掌军权会对他肆意报复。为子孙及国家计，他不能解职归政。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是以不得（不）慕虚名而处实祸”。曹操坦直说明历史上一个掌握大权经年的人，不能飘然退出权力圈子的原因。后世这种例子很多。
政治人物的话，可靠性有多少，不必深论。但曹操此文确有其独特之处，他并没有自吹“天赋异秉”“少有澄清天下之志”等，他的坦白爽朗在政治人物身上也不多见。据说他少年时的朋友批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他确是生逢乱世！他被世俗视为大奸大恶的代表人物，又岂是这位曾经提倡过“仁义礼让”及先王之道的人生前所能预料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