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解体
从咸丰八年到咸丰十年(1858—1860),对中国发起战争的表面上是英法联军,实际上还有美、俄,美国是坐收渔利,俄国则是趁火打劫。分述如下。
美国自独立后即与中国通商,由于种种原因,促使英国废除东印度公司,成为中英鸦片战争之原因一事,本章第一节已有极简扼的提示。中英战争爆发后,美国所担心的是英国是否容许其他国家同样享有其在华战争的成果?清政府是否对他国与英国一视同仁?前一问题英国已保证与各国共享新获得的通商权利;关于后者,美国乃遣派加尼司令率舰队到广州,向清政府炫耀实力并探听清政府的态度。清政府原意是除英国可在五口贸易外,其他各国均限在广州贸易,“不可有所增改”。伊里布奉诏之后,甚表不赞成,他的理由是:一、无法分辨夷人之国别;二、各国可与英国“串通”而到新开四口岸,“我亦难于阻遏”;三、如果各国通过英国而到新口岸贸易,“反使惠出夷酋,而各国德在英国,怨在中国,亦为失算”。
被当时视为最通晓夷务的耆英亦坚决主张要对各国“一视同仁”。因此耆英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时,特别规定英国不得反对中国允许他国在新开四口岸通商,英国遂提出中国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国一体均沾”作为交换条件。贻祸无穷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便被中国以欲使各国贸易机会均等为由主动赠予各国。美国乃遣派一位对中国茫然无知的政客顾盛到中国订约。
顾盛因对中国的一切均茫然,故到澳门后一切订约之事,均咨询对中国事务有经验的传教士及商人。这批人各凭一己利害所拟议的建议,被刊在《澳门月报》上。顾盛即据之以为草约向耆英提出。耆英与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的一个小庙谈判十五天后,签订《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三十四条,较《虎门条约》周详严密。据顾盛写给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勒逊强的信,顾盛认为自己所订的条约有十六项“优点”。他的说法不全是在表功。我们分析该条约,有三点值得重视:
一、对领事裁判权有极详细的规定,侵犯中国司法权十分严重;
二、英国领事对英国商人走私漏税要负责任,美国领事则全部置身事外,所以美国史家邓莱迪会说《望厦条约》“确是走私贩子的宠物,它比占有香港所得到的特权还多”;
三、十二年修约一次为各国援例,成为今后二十余年中外纷扰之源。英法联军即以此为口实。从1844年到1861年为止的中外关系,实质上是以《望厦条约》为准则。《望厦条约》才是西方利益的守护神。
1856年中美按《望厦条约》应谈判修约,美国政府主张与英法合作,英法有克里米亚战争,虽向中国提出修约,但行动并不积极。美国驻华外交委员麦莲于咸丰四年(1854)确曾联合英法率领舰队到大沽口谈判,无结果。次年新任委员为在华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传教士伯驾,他的态度很激烈,曾三次建议由美国暂据台湾,英国暂据舟山,法国暂据朝鲜,作为强迫清廷修约的“最后手段”,未为美国政府批准。伯驾不久被解职。
咸丰八年(1858),清廷在英、法、俄、美四国的炮口下,分别签订《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的第一条有超乎平常、为其他条约所无的规定:“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此条乃中国谈判代表桂良所请求加入者。盖桂良发现于四国之中,美国态度较其他三国和缓,故增列此款。自此以后,美国屡次调解中外纠纷,赢得中国朝野对美国的好感,所谓“中美传统友谊”一语,应是奠基于此条款。次年(1859)换约时,中国与英法战于大沽口,英法舰队因轻敌受重创,美国海军司令达底拿下令美军代英军发炮助战,口中喃喃“血浓于水(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此话遂成为世界名言。美国总统批准其行为,认为并不违背训令。
次年,英法联军入北京,英、法《北京条约》规定公使可以长驻北京,美国援最惠国待遇条款亦可派使驻京。蒲安臣是美国第三任驻华公使,第一位入驻北京的公使。第一任公使是列威廉,第二任为华若瀚,两人任期均不足一年。蒲安臣使华时期前后达七年(1861—1867),出任中国出使各国钦差大臣两年(1868—1870),是对中美关系及中外关系都有极深远影响的人物。
再来谈俄国。中俄《尼布楚条约》遏阻了俄国乘中国内乱掠夺中国边疆的行径,但其野心并未戢止,只是伺机而动。《尼布楚条约》签订四年后,中俄议定:俄国商队不得超过二百人,隔三年来北京贸易一次,所办货物,不令纳税,得驻京八十日。俄国人并得遣留学生到北京学习中国语文。时中国已平服外蒙,与西伯利亚接壤,疆界问题再起。加以俄国人来北京者,常有酗酒行凶之事发生,中国有停止俄国商人来京之意,于是沙皇彼得一世遣伊斯迈罗夫使华。康熙五十八年(1719),伊斯迈罗夫到京,行三跪九叩礼,要求改良俄国人贸易所受限制,未得结果,康熙六十一年(1722)颓然返回俄国。是年,康熙帝崩。
清世宗雍正皇帝即位后四年(1726),沙皇遣使萨瓦来北京,以贺皇帝登极为名,实欲谈判划界及通商问题。雍正帝待萨瓦颇优渥,允许俄国人在北京设立一教堂,传教士四人、留学生四人及教习二人,均由中国给予口粮。次年(1727),萨瓦赴布拉河与清朝代表谈判,订立条约,外蒙与西伯利亚疆界划定,中俄贸易亦有新规定。因约中规定贸易之地为恰克图,故世称《恰克图条约》(1727)。其要点如下:
一、关于疆界者:(一)以楚库河为界;(二)自沙毕纳依(沙宾达巴哈)岭至额尔古纳河堤,山之阳属中国,山之阴属俄国;(三)乌带河地方为两国中立地。
二、以恰克图、尼布楚为互市地,两国人民均得在其地建筑房屋。俄国商队每隔三年至北京一次,数目不得超过二百人。
三、俄国在北京设立教堂,“喇嘛”(俄国人为迎合雍正之意,故以此名其教士)与留学生由中国“给予盘费与赡养”。
条约批准后,中国在恰克图设监视官一人,监督贸易事宜。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设库伦办事大臣,兼理中俄交涉。中俄国交如此维持了百余年。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侵略中国的行动虽遭受挫折,但其要在东方“开窗户”的念头并未忘怀。在鸦片战争前,欧洲各国人到过北京的以俄国人最多,加上所谓“喇嘛”与留学生在北京长驻,因此,俄国人对中国各方面情形的认识,都较同时期欧美人士丰富,这于他们日后对中国的侵略有极大的帮助。萨瓦签订《恰克图条约》归国后,向沙皇提出征服中国的计划,除用武力外,便是分化中国各民族。百余年后,俄国的机会来了。
鸦片战争结束七年后(1849),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西伯利亚总督,负责侵略中国的重任。翌年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北岸建城,宣称为俄国领土。次年(1851)他便以军队万余人到黑龙江下流及库页岛一带“探险”。咸丰四年(1854)他又率兵闯入瑷珲,在黑龙江上航行,并要求清廷与之谈判边界问题,未得结果。清廷对俄国人的行为亦无积极反应。于是穆拉维约夫不顾一切地在中国境内筑城移民,造成既成事实。
咸丰八年(1858),清廷内困于太平军,外扰于英法联军,俄国人乘势进兵瑷珲,要挟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订立划界条约,强迫中国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割让与俄国。奕山不允,穆拉维约夫大肆咆哮,并于晚上鸣炮数响,以威胁奕山。奕山经不起恫吓,乃签订《瑷珲条约》(1858年,在《北京条约》签订时,此条约内容才被清政府认可),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割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以至于海的地方,由两国共管,俄国人可在各江航行。《尼布楚条约》后俄国人努力经略的目标,现在轻易达成。同时俄国公使普提亚廷复乘中国与英法在天津谈判城下之盟的时机,向中国代表提出割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要求,恭亲王恐怕俄国与英法联合,只得承认。
次年(1859),中国因换约之事与英法重开衅端,清廷以大沽之捷,欲否定俄国乘中国危难所获得的利益。于是俄国人怂恿英法联军北上,再乘联军占领北京的时机,向早已失魂落魄的恭亲王大肆要挟。同时俄国复冒称可以调解战争,向中国邀功,以求报酬。俄国人的计划完全成功,《瑷珲条约》自然被清廷承认,新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使俄国得到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新疆的边界亦大受侵削。《北京条约》之后,中俄之间继续订立勘界、通商等条约,内容包括俄国人可以到张家口与北京贸易、开新疆的喀什噶尔为商埠、中俄边疆贸易并得免税等。
俄国人轻易得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无比的经济权益,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究其原因,不外三端:
一、俄国处心积虑地要鲸吞中国已有两百年之久,它历年利用“喇嘛”、留学生、商人在中国的机会,刺探中国内情,故俄国最了解中国虚实,最能揣摩中国人之心理。例如俄国每次向中国敲诈时,必利用清廷仇视英法的心理,向中国表示好感。同时又利用清廷恐怕夷人合以谋我的心理要挟中国,以遂其掠夺的目的。
二、俄国最长于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时机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选择机会,用欺骗、恫吓、敲诈、甘言等手段,使中国承认既成事实。
三、中国对英法等国用战争的方式,强迫订立城下之盟的刺激很深。而俄国自《尼布楚条约》之后,便不采取正式战争的侵略方法。所以尽管俄国野心巨大,心肠狠毒,行动残忍(在边疆的剽劫屠戮),但一般中国人对之毫无感觉。
《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相比,中国损失之重大,不言而喻。然中国的反应,不过见于疆臣与朝廷的一些公文往来而已。绝大多数的官员,对边疆的地理一无所知,只知中俄已订约划界。他们哪晓得这一“划”,是多么严重!至于普通民众,连“划界”的事,恐怕还不知道,更遑论有所警觉了。因此,中国对俄国不事防备,处处让俄国占便利于不知不觉中。
最先了解俄国侵略威胁的是林则徐。鸦片战争爆发后,他被道光皇帝贬谪到伊犁,在那里住了几年,因此洞悉俄国野心。后来他曾对别人说,英法等国尚非中国之大患,终为中国大敌的是俄国,不久的将来,中国便要受到俄国的威胁。不幸林则徐的忠告没有引起当时人的重视而对俄国的侵略有所惕悟,至堪惋惜。
咸丰十年(1860)以后,俄国在中国东北边疆的掠夺已可暂告一段落,便将目光转移到中国西北边疆。
自鸦片战争后,俄国即觊觎中亚一带若干附属中国的小国,先后用武力将它们逐一吞并。《北京条约》订立四年后(1864),新疆发生回乱,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机率兵侵入天山南路,建立王国。清廷鞭长莫及,遂听任新疆全境陷于纷乱。俄国人乃借维持边境治安为辞,派兵占领西北重镇伊犁(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对清廷抗议的答复是:一俟清军平定新疆变乱后,立即交还。盖俄国估计中国已无力敉平回乱,故用词搪塞,以掩饰其野心。不意左宗棠于陕甘平定回乱后,坚持收复新疆。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率兵西征。三年后,新疆全境平定,阿古柏自杀,清廷乃派崇厚赴俄交涉伊犁收回事宜。
光绪五年(1879),这位既不懂外交又无地理知识的崇厚,在狡诈无比的俄国人的蒙混下,与俄国订立了交还伊犁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将附近肥沃地区、军事要塞区一律割让与俄国,而且还损失了西北各地许多经济权益。
消息传到,举国哗然。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极力主战。李鸿章、刘坤一、郭嵩焘等人则主张不可轻起衅端,宜另设法挽救。俄国则屯重兵于伊犁,并派军舰至中国示威。次年2月,清廷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赴俄谈判修改崇厚所订之约。
曾纪泽的任务可谓艰难之至,他要从饿狼口中取回肥肉。
光绪六年(1880),曾纪泽到俄国首都,与俄国人反复辩论,历时半年,毫无进展。适俄国与土耳其有战争,不能调兵增援东方,沙皇始下令让步。次年(1881)2月,新约成立,中国收回伊犁附近要塞,允许俄国人至甘州、肃州贸易,暂不纳税,赔偿俄国“代管”伊犁军费九百万卢布(约合银五百余万两)。伊犁诚然大体上是收回了,但俄国此前所侵占的中国西北边疆与并吞的中国藩属,在这次条约中无形地获得了中国的正式承认,俄国仍然没有吃亏。
从《伊犁条约》到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十余年间,俄国除了用划界的方法侵削了中国许多疆土外,复暗中迁移界碑,以最卑鄙的偷盗手段肆行侵略,这种零星的疆域损失,更难以计数。但在中国败于日本以前,俄国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未兴建完成,陆海军实力均难与中国比敌,故在政策上以不与中国冲突为原则,直到中国惨败于日本,俄国才改弦易辙,一往直前,以囊括中国黄河流域以北领土为目标,恣意侵略,终于引发日俄战争。
其他对大清帝国有觊觎野心的老牌帝国主义法国及新兴的日本以及中日战争,留待下文叙述(第二十一章第四节)。在这里笔者且述中法越南问题。
越南自15世纪初叶脱离中国后,即成为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藩属之一(另一为朝鲜)。18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开始侵入越南,法国的传教士已在越南活动。越南一般人士十分崇拜孔孟,对于西方宗教的传入深为不满,常有仇杀教士的事发生。但法国武力强大,是有远见的越南人所深知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越南嘉隆王临终时,告诫其嗣统的国王,必须敬重法国人,但决不可割尺寸之国土与法国。不幸他的后继者不了解本国所处的情势,反变本加厉仇杀法国传教士,遂予法国人以侵略的口实。
同治元年(1862),法国乘战胜中国之余威,兼以清廷有太平军之乱,复新败于英法,乃挥兵攻越南,强迫订立《法越西贡条约》,其要点为:
一、割南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和昆仑岛与法国。
二、许传教与信教自由。
三、越南如割地与他国,必须先得法国同意。
四、赔款四百万元。
越南人不满,暗中进行反抗。同治六年(1867),法国人再占昭笃、河仙和永隆三省,越南南部六省遂全部为法国所据。
法国人在越南取得据点后,欲由此伸展其势力于中国西南,不久发现由红河可通航云南,遂启侵占越南北圻的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法越因法国人贩私盐问题引起冲突,法军陷河内,迫越南国王与之订立《第二次西贡条约》,其要点为:
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
二、越南外交由法国主持。
三、法国人可航行于红河。
法国既否认中国主权,次年,它便正式通知中国,并要求在云南通商。清廷并不在意宗主权之被否认,因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越南没有否认是中国的藩属便可。他们不知道按照西方的国际法,宗藩关系是须国际承认的。
光绪四年(1878),欧洲为解决土耳其与俄国的问题召开柏林会议,德国首相俾斯麦劝法国代表放弃收复阿尔萨斯、洛林两省失地的念头,如欲在海外发展,德国愿为之助。法国颇以为然,乃积极展开对越南的侵略。
光绪六年(1880),法国借口越南未履行条约将红河开放,欲由法国出兵代越南肃清红河的“匪类”。适曾纪泽在俄国,得悉法国人野心,乃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翌年,曾纪泽向总理衙门提出应付越南问题的数条建议:
一、越南派代表长期驻北京。
二、越南派人到法国任中国使馆随员。
三、通知越南不可轻与法国人立新约。
四、令越南以服从中国命令为言开放红河。
五、越南应设法除盗,力不足则求助于中国。
六、越南应严束士民,勿予法国人口实。
李鸿章认为这些建议不能采纳。他尤其反对开放红河这一点,认为无异于“引虎入室”。曾纪泽的计划既未实行,中国失去主动地位,法国则步步进逼,欲派兵剿灭红河的盗匪。
阻碍开放红河的所谓盗匪,即是刘永福同他所统率的“黑旗军”。
刘永福,广东钦州人,家贫,于咸丰七年(1857)时参加广东反抗清政府的组织,失败后率领部众逃入越南,用黑色旗,故称黑旗军。当中法为越南问题初起争执时,刘坤一便建议越南招抚刘永福,用黑旗军抵抗法国人。云贵总督刘长佑更请“皇上密谕越王,信用其人,给予兵食,并由臣等潜为联络,喻以忠义,亦可以效指臂而助声威”。事实上,黑旗军的力量并不如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强大,他们的人数不过两千,亦无新式枪炮。
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在天津拟定解决越南问题的草约三款:
一、中国撤退滇桂边境的军队,法国声明决无侵占越南领土与贬削越王权力之意。
二、开保胜(地在越境)为商埠,中法在此贸易,中国可视保胜如在中国境内无异,立关抽税。
三、中法分界保护越北自治。
方李、宝“天津协议”时,主事唐景崧相信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我边徼之干城。……前河内之捷,海岛闻之,至今夷见黑旗,相率惊避,正宜奖成名誉,借生强敌畏惮之心”。依赖黑旗军做“干城”的人士甚多,他们对李鸿章所订之约当然不满。法国亦以宝海未达到预期之目的,次年(1883)将其撤回,否认草约,另派驻日公使托理固为全权大臣到中国交涉,一面做军事行动之准备。
时李鸿章在原籍(合肥)葬母,朝廷命其赴上海与法国公使会议,托理固因李鸿章无会商越事之全权,故会议无结果而罢。上海会议结束后,法军即大举向越南进攻,陷顺化,强迫订立《顺化条约》,使越南成为法国之保护国,法国人管理其内政外交,并可驻兵越南各地。
消息传来,中国朝野大愤,主战派慷慨陈词,力倡武力援越。独恭亲王与李鸿章不赞成轻启衅端,主张用外交方式解决越南纠纷,但暗中令滇出兵越南北圻,并接济黑旗军抗法。
《顺化条约》订立后,法国公使托理固至天津与李鸿章交涉,欲使中国承认《顺化条约》,另订中越边界,剿除黑旗军。李鸿章主张以北纬21度为界(红河流域全属中国),法国人主张以北纬22度为界,争持未决。时朝中主战派气焰正炽,李鸿章不敢毅然负起和议责任。法国人乃决定用武力贯彻其目的,向黑旗军进攻。
视刘永福为“边檄干城”的唐景崧,早受命与刘永福联络,在军中已住八月之久,他所著的《请缨日记》,对这一次战役的叙述颇为翔实。
黑旗军虽忠勇,然双方武器悬殊,一旦正式交锋,自不能敌。次年(1884),法军乘胜进攻驻北宁的清军,又大败之。至是越北已大部沦于法国人手中。
北宁战败之讯传到朝廷,慈禧太后乃将主持中枢大政二十余年的恭亲王及其他军机大臣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五人同时罢黜,另以奕劻(后进为庆郡王)接管总理衙门,军国大政与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父)会商。
恭亲王等人被罢黜十日后(1884年4月22日),法国海军将官福禄诺到天津。李鸿章认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动摇,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朝廷批准了他的这项原则,于是李、福订立简约,以消释一触即发的中法战争。约中规定:
一、中国不再过问法越之间所订的条约。
二、法国应尊重中越边界,不得侵占绕越。
三、不索赔款。
四、限三月之内,两国另派员按上述原则,会议详细条款。
《李福简约》(李指李鸿章,福指法军将领福禄诺)议妥后,法国即要求华军自越南全部撤回边界,李鸿章未将此事报告朝廷,用电报通知粤桂督抚“相机酌办”。及法国派兵巡查越北边境,双方遂起冲突。华军以未奉撤退之命,法军来攻,自然抵抗。法军以为华军已奉退兵之命,轻率进攻谅山,不胜,且有伤亡。法国公使巴德诺竟因此谴责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军费。其实按照国际惯例,该约未经两国政府批准,自无约束力,何况约中亦无撤兵期限,法军贸然进兵,伤亡自是应得之惩。
谅山之捷使清廷态度转趋强硬,清廷遂命令桂抚潘鼎新“按兵固守,如彼来寻衅,即与决战”,同时命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海与法国公使谈判。法方坚持赔款,曾国荃允赔五十万两。巴德诺要求增加,视此区区之数为“笑柄”。清廷亦申饬曾国荃“于事无补,徒贻笑柄”。延宕至8月3日(1884),法国公使照会曾国荃和谈限期已满,今后将自由行动。
所谓自由行动,即用海军监视福州,炮轰台湾基隆。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愤,8月18日下谕沿海各省备战,并称“不日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并给驻法公使李凤苞发电报,命他离法赴德,以示绝交。令下之后五日,法国将领孤拔率舰队攻马尾,中国海军猝不及防,两小时之间,闽江内的中国海军军舰全部被击沉(法舰实力超过闽江海军一倍)。法军旋复占领基隆、淡水。时台湾巡抚刘铭传所调之兵不足三千,无力防守,中国欲增援亦无力。此时和议复起,醇亲王奕譞拟和平条件八款,令曾纪泽向法国提出。其内容大致为:法军自基隆撤退,华军暂驻越北,越南仍向中国入贡,法国只可与之通商,不得干涉其内政;中越边界南拓至谅山、保胜一带;中国不向法国要求赔款。这个类似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的条件,未免唐突,但由是可见恭亲王去职后,中枢主政人士的见识。法国的条件是履行《李福简约》,赔款后撤回占领台湾法军。双方往返磋商,但距离过远,迄无结果。
翌年(1885)3月,法军进攻越、桂边境要塞镇南关,中国守军溃败,广西提督冯子材率兵来援,身先士卒,大败法军,乘胜克复镇南关,并收复谅山,法国将领尼格里受重伤。法国闻败讯,人心不安。适英法因埃及问题关系恶化,复惧德国蹑其后,乃决定议和。清廷因法国人据台湾、澎湖,攻取无力,亦愿放弃藩属越南,以求保全国土。4月,中国海关职员金登干奉命在巴黎与法订简约:
一、中国遵守《李福简约》。
二、法国取消对台湾的封锁。
三、法遣使到中国详议和约,华兵自越北撤回。
简约成立,清廷下命在越军队撤归国境,前线将士及力主作战的张之洞等均表反对。李鸿章特别向张之洞解释何以前线得胜反而委曲求和的苦衷。他说:
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法军于谅山败后便占澎湖)。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唯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所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
就当时的形势与中法两国的实力而言,李鸿章为全局着想,即时议和是很难非议的。唯他于越事初兴时不能接纳曾纪泽由中国采取主动开放红河的建议,在上海时复不愿挺身负责与托理固交涉,致使和战不定,劳师糜饷,实在责无旁贷。
法国得到越南之时,英国亦乘机对中国另一藩属缅甸动手。
缅甸自乾隆以来便臣服于中国,每三年入贡一次。自英国势力伸入印度后,英、缅之间便时有冲突。道光初年(1826)英国人以海军攻占仰光,直逼缅甸首都,缅甸国王被迫割地赔款求和。此后英、缅仍常有争执。至咸丰初年(1852),英军再攻缅甸,将其南部富饶之区全部占领。时云南有回乱,缅甸因交通断绝未入贡,清廷不知实情。光绪元年(1875),《烟台条约》订立后,李鸿章始注意缅甸事宜,向英国公使声明缅甸乃中国属国,中国可调解英缅争端,英国人未予置理。
光绪十年(1884),缅甸国王欲联合法国抗英,英国人为先发制人计,突进兵直逼缅甸首都,俘虏缅甸国王。次年,英国人占领全缅甸。再次年(1886),英国公使与中国订约,中国承认缅甸在事实上属于英国,但中国在名义上仍保持上国的地位,缅甸每届十年向中国朝贡一次。
缅甸被英国吞并后,滇、缅边界问题无法解决,英国人乘清廷无暇顾及,侵占滇边片马、江心坡、班洪等地,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英双方始划定滇、缅边界。
印藏边境的小国哲孟雄(即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原亦中国属国,英国既并缅甸,便思染指其他国家。光绪十六年(1890),英国强迫清廷承认哲孟雄为英国的保护国,更进而将不丹、尼泊尔置于其势力之下。
法、英各据越南、缅甸后,为避免利害冲突,两国于光绪十九年(1893)允许中国属国暹罗(即泰国)独立,并片面废止入贡中国的旧例,臣服中国五百余年(明太祖时罗斛国入贡,太祖封其主为暹罗国王)的暹罗遂脱离中国。
从此,中国西南藩篱尽撤,屏障全失,大清帝国四周的藩属国只剩下一个朝鲜了。自康、雍、乾三代,历时百年所建立的大帝国至此已分崩离析,连本国的生存也濒临岌岌可危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