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之长”的发端
每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不必问其文化的类型如何，都必有一种全民族共同秉承的理想为其一切外形活动的尾闾。姑无论该民族历史所表现的史事如何错综复杂，然人们总能从那些错综复杂的史事中寻究出一些线索；然后以此线索为准绳，去观察或分析其历史，更进而探究其所表现于外形者，能否与其全民族所秉承、所追求的理想相契合；据此就其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而论断其民族历史之进步或堕落，方不致贻以今非古、以我非他之讥。
中国历史自秦汉一统以来，大体即遵循一定之理想鹄的发展，殊少本质上的变异。一切表现于外形事物的价值判断，一切仁人志士毕生所努力不懈者，亦无非为求了解，求阐扬，求实现此理想而已。然自鸦片战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以还，中国历史演进所遵循之理想鹄的，因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与另一文化类型截然不同的外力相接触，遂被迫而必须变异。欲将积两千余年固守勿渝者，一举而尽弃之，势有所不能，于是问题丛生。
在中国朝野人士的心目中，鸦片战争不过是堂堂天朝偶尔被夷狄战败，是天朝的奇耻大辱，然而“小屈必有大伸”，今后尚有“以张天讨”的机会。只有极少数明达的人士，了解这次战争不过是一切问题的开始。最初接受失败教训而产生警觉的，当推林则徐。他在粤令人翻译《澳门月报》，做“知彼”的功夫。魏源根据他所搜集的材料，撰成《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的序中，编者声明以往的书都是中国人谈外国，该书则是根据西洋书而介绍西洋。魏源并说明他编书的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三句话，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想二十年后（《海国图志》成于1842年，五年后增补十卷）竟成为中国朝野一切自强工作的最高原则。
促使清政府改变以往懵然的政策，转向魏源所揭示之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为湘军、淮军兴起，一批新兴人物步入政治高位，这批人均属汉人，他们的抱负在于挽救中国。太平军要“毁灭中华文化”，所以他们要“投袂而起”；西方势力的入侵，更使他们警惕。有一个关于率领湖北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立下大功的胡林翼的故事，足以代表当时忧国之士的心情：
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胡林翼）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已。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对西洋“轮船之迅，洋炮之远”自更有极深刻的印象，莫不主张“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久之利”。太平军被消灭后，他们在政府中都有极高的发言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在一般忧国的士大夫的倡导下，遂开始进行。
其二是满洲亲贵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北京时，亲身受到西方武力所加诸的刺激，恍然大悟如果长此以往，非特“小屈必有大伸”不可能，简直就有亡国之虞。于是他们改弦更张，放弃以往自尊、自大的观念，成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政策的拥护者。
咸丰皇帝不愿回京接受各国公使的觐见，次年（1861）病死于热河。贵妃叶赫那拉氏所生独子嗣位为清穆宗（即同治皇帝），清穆宗即位时年仅六岁，由载垣、端华、肃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尊咸丰皇后为慈安太后，生母那拉氏为慈禧太后。载垣等三人欲独揽大权，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密谋杀载垣等三人，并严惩其党羽后。后两太后垂帘听政，封恭亲王为议政王大臣辅政（四年后取消议政王号），改年号为同治（1862—1874）。
恭亲王与英法联军在北京签订城下之盟，所受刺激甚深，今既掌大权，自思振作。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的汉人忧国之士，与一般略有觉悟的满洲亲贵合作，开始推行二十年前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从同治初年开始，直到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爆发为止，三十余年间，全国都被自强运动的氛围所弥漫，形形色色的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层出无穷。讲求“洋务”，蔚然成为一时风尚。由清政府主动推行的自强运动，笔者分别为就外交与内政两方面来叙述。
《南京条约》已使中国自视为天下共主的形象破灭，但在主观意识里，清廷仍然自以为“中华世界”即天下，并不承认中国仅是世界上若干国家之一，英法联军入北京才真正是中国在客观环境与主观意识上都转入近代的关键转折点。《北京条约》（1860）订立后，中国开始对内推行自强运动，向近代化迈进；对外则从此被迫置身国际舞台，努力适应新环境；中外关系遂步入一个新时代。自咸丰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年（1861—1894），三十四年间，中外交涉频仍，头绪繁多。但就各项交涉的性质而论，大体可分为四类，即立约问题、修约问题、教案问题、藩属问题四大类。
自咸丰十年（1860）后，欧美各国先后到中国要求订立通商条约。清廷抱定来者不拒的态度，与他们一一订约。这些国家不费一兵一矢，取得了英、法等国在中国的特权。唯中国与葡萄牙、秘鲁、日本三国订立通商条约时，却有一些波折。
葡萄牙于同治元年（1862）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言明中国仍可“设立官员，驻扎澳门”。1864年葡萄牙公使来换约，欲取消此条，诡称中国驻澳门之官员为领事官，想乘机取得澳门之全部主权。中国自不答应，加上澳门划界问题（葡萄牙人私自拓占数里地）不能解决，于是葡萄牙公使拒不换约。延至光绪十三年（1887），中国终于放弃在澳门设官后，中葡之间始有通商条约。
秘鲁于同治十二年（1873）来华要求立约，中国以华工在秘鲁受虐待，李鸿章主张先由中国派员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形，确定华工在秘鲁享受法律平等之后，再商订条约。次年，秘鲁公使同意中国的要求，先订立保护华工之专约，再订立商约（1874）。
日本于同治九年（1870）派柳原前光到天津，以“大日本”外务卿的名义，致书总理衙门（即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订立通商条约。中国认为早在同治元年日本“头目”已带同商人来上海通商，证明通商固不一定非订约不可，故照会日本只要“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日本特使坚持，并声称如中国不允，便将转请西洋大国介绍。这个狐假虎威的政策果然生效，中国答应了。但是有人反对，认为日本乃“臣服之邦”，不能与西洋各国相比。唯有李鸿章对日本最敏感，他说：
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必为我仇。将来与之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悉东洋情形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商民，借以侦察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
曾国藩的意见与李鸿章的相似，唯主张订约时不可有利益均沾一款。
次年（1871），日本专使伊达宗臣、柳原前光抵天津谈判。日本人反对中国所提之草约，欲按照西方成例订约，为中国所拒。日本专使恳求英国公使威妥玛协助，亦不成功，最后伊达宗臣只得遵从中国之意旨，订立条约。日本人从这个条约中未占到便宜，因既无最惠国待遇，商务亦受种种限制，所以心怀“不平”。适日本国内因琉球人与日本人船破飘至台湾，为山地人所杀，加之朝鲜拒绝与日本订立商约，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武功派”，欲乘机侵略中国及朝鲜。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遂借换约之便，来华一窥虚实。副岛与李鸿章谈判，欲修改商约，亦未达到目的。
从中葡、中秘两约订立的经过情形看，我们可以说当时清廷的外交手法已较以前有进步。从中日交涉的情形看，同治年间的人至少已经发觉“最惠国待遇”是一种吃亏的条款。这都是花了极大的代价才得到的教训。
英法联军之役便是因中国拒绝每十二年修约一次所引起的。《天津条约》（1858）规定今后每十年修改商约一次，同治七年（1868）即临修约之年，总理衙门为事先详为筹措，并收集思广益之效计，乃于前一年（1867）将修约问题提出，由皇帝下谕各省督抚发表意见。总理衙门所提的六项问题为：
一、觐见问题。按照《北京条约》规定，各国派驻北京使节，需觐见皇帝，呈递国书。清文宗咸丰皇帝因不愿接见夷使，拒不回銮。清穆宗同治皇帝嗣位，两宫垂帘听政，清廷以皇帝年幼为理由，拒绝觐见。现穆宗即将成年，觐见势在必行，唯觐见的礼节如何，则大费周章，因外国使节一定不行三跪九叩礼，若行夷礼，则有违中国“体制”。总理衙门非常希望能有一适中办法。
二、遣使问题。总理衙门认为不遣使驻扎外国，使“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有失知彼知己之道。如欲遣使，而谁愿赴外国、费用如何筹措、言语隔阂如何解决等，均属困难。
三、铁路、铜线问题。总理衙门认为铁路、铜线（铜钱即电报线）“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故拒绝各国的请求。今后各国如再请求时，应如何驳辩，方能杜绝后患。
四、内地设栈与内河驶轮问题。历年外商屡在不通商之处私行设栈，影响人民生计，应如何禁阻？
五、贩盐挖煤问题。各国公使包庇商人走私贩盐，并迭次要求开煤矿，应如何制止？
六、传教问题。各国传教士“一味袒庇（教民），甚至从旁扛帮插讼，与地方官为难，听之不可，治之不能”。有何良策以禁之？
曾国藩主张应准外使觐见，礼节上也“不必强以所难”。对于遣使，则认为“有人则遣，无人则不遣，其权在我”。至于天主教之传播，只要中国“修政齐俗，礼教昌明”，便可制止其发展。唯有敷设铁路、铜线与内地设栈及内河驶轮船，影响小民生计至巨，应断然拒绝，虽因之引起战争，亦所不惜。唯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久之利，似尚可试办”。
李鸿章主张用拖延政策与外国公使谈判礼节，让外国公使自息请觐之举。他对遣使一事颇赞成，认为目前最好暂令外国人充当使节（时蒲安臣正拟代表中国使各国），以后逐渐用中国人。他认为铁路、铜线“大有利于彼，大有害于我”，不能答应洋人之请求。内地设栈与内河驶轮，对国防民生都不利，如外国一定强求，则可用倘被百姓拆毁，中国政府不能治罪赔偿之理由以回绝之。贩盐须设法严拒，挖煤可由官试办。
次年（1868），英国使臣阿礼国提出修约节略，要求免抽洋货厘金、内河驶轮船、内地设栈、增开商埠；美国使臣则提出建筑铁路铜线、开煤矿等要求。总理衙门与之往来磋商，至同治八年（1869）中英条约议成，内容有中国对数种入口货免抽厘金，开芜湖、温州为商埠，在通商口岸创设关栈，九江关督在鄱阳湖设拖船，商船航行内河者待遇与华人相同，南方选择三处挖煤，提高生丝出口及鸦片进口的关税。英国人所得利益颇多，但英国商人多数均靠鸦片牟利，见鸦片增税，群起反对，英国政府为尊重鸦片贩子的意见，拒绝批准，此约遂成废纸。英国政府欲另俟时机与中国交涉。
光绪元年（1875），马嘉理案发生，英国始找到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马嘉理是英国使馆的译员，取得总理衙门护照到云南，迎接由缅甸到云南的英国军官柏郎。云南巡抚岑毓英遣人将马嘉理杀于腾越，诡称系野人所杀，并调兵阻柏郎入滇。英国公使威妥玛因此提出许多增加英国商务利益的要求，清廷不愿全部答应，威妥玛肆意恫吓，决不让步，往返交涉，均无结果。延至次年（1876），英国公使提出最后要求：除与马嘉理被杀有关的英国人观审、道歉等项而外，尚有会商滇缅边界商务，英国得派员驻大理、重庆，开奉天（沈阳）、大孤山、岳州、宜昌、安庆、芜湖、南昌、温州、水东、北海等处为商埠，免厘金，各商埠均划定租界等条件。总理衙门除对开商埠、免厘金、划租界三项表示异议外，余均一一承诺。威妥玛以要挟未全遂，竟通知总理衙门撤回所提要求，然后率领眷属及属员离京赴上海，作欲宣战之姿态。清廷早已成惊弓之鸟，一见英国公使态度如此，唯恐战祸重开，遂多方派人赴沪转圜，威妥玛本不过装腔作势，乃允许再会议。9月李鸿章赴烟台，与英国订立《烟台条约》十六款，其要点为：
一、英国得在上海设立公审堂，审理英国人案件。凡各通商口岸有英国人控告华人之命案盗案，英国人得派员观审。
二、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商埠，英国可派领事至重庆。
三、洋货入口纳关税与子口半税后，运往各通商口岸之租界的过程中不抽厘金。
四、各通商口岸均划定租界。
五、英国轮船准在内河航行。
六、提高鸦片关税。
英国以一条人命赚得无数权利，真可谓一本万利矣。《烟台条约》生效，从同治七年（1868）便开始的修约问题，遂告解决。
中国既被情势所逼而置身国际舞台，颇思遣使到外国做“知彼知己”的工作，但有四个困难：一、人选难得，因“远涉重洋，人多畏阻”；二、耗费颇多，“筹款亦属不易”；三、“语言文字，尚未通晓，仍倚翻译，未免为难”；四、恐怕出使之人叛国，为中国之患，并举“中行说之为患于汉”的恶例。
按汉文帝时遣宦官中行说护送宗室女到匈奴和亲，中行说降匈奴，确实为汉大患（详见《汉书·匈奴传》）。当时总理衙门大臣有此顾虑，可见其对西方了解之一般。因此，同治五年（1866），清廷派年已六十三的卸任知县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数人，随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将“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斌椿在外国，目不识丁，他的《乘槎笔记》，仍然“使我于彼之情，一概茫然”。适驻北京美国公使蒲安臣任满归国（1867年11月），总理衙门为之饯行。酒酣耳热之际，一件传奇似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中国邀请蒲安臣为中国第一任出使欧美各国的使臣，使团中有汉人、满人、英国人、法国人（其经过详情，可参阅拙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十二章）。
自强运动对内的工作，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标，但因对“夷之长技”的认识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转移，故自强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这个时期中枢的主持人为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督抚重臣则各就所治区域推行新政。其重要举措计有：
咸丰十一年（1861）元月，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调各部大员组成，均系兼职，在总理衙门“行走”之大臣约十人左右。次年设“同文馆”，选集直隶十三岁以下学童入馆，学习英、法、德、俄四种文字。并在天津设“北洋通商大臣”，上海设“南洋通商大臣”，分别处理沿海通商事宜。总理衙门颇似外交部，但职掌远过之。当时中国一切近代化的工作，均由总理衙门策划与推行。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恭亲王，他任此职近二十四年，直到光绪十年（1884）被罢黜为止。
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设广方言馆于上海，广州亦设馆训练外国语文人才。李鸿章自英国购军舰七艘，因英国人欲任司令而争执不决，兵舰再转卖与英国。
同治三年（1864），曾、李筹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令容闳出国购机器。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数年之间，译成书百余种，全属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书籍。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筹设福州马尾船厂，并附设学堂，分英文、法文两部。左宗棠不久北调剿捻、回，由沈葆桢继之。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休假返国，劝恭亲王派同文馆学生出国，斌椿乃率学生数人赴欧。此为中国官方人员首次出国。
同治七年（1868），美国公使蒲安臣任满返国，清廷任其为中国报聘各国之亲善使节。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受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设天津机器制造局。
同治十年（1871），筹设洋式炮台于大沽口。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每年三十人，由刑部主事陈兰彬与容闳负责经料留学生在美事宜。李鸿章请开煤矿，并创设官商合营之招商局，沈葆桢赞助之。
同治十二年（1873），时各国修约问题、日本订约问题、觐见问题、中日台湾事件、中英马嘉理案、新疆回乱等问题纷至沓来。以上十年的工作中心，偏重于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与军械制造。
第二时期自光绪元年至光绪十年（1875—1884）。本期中枢的主持人仍为恭亲王，但彼因与慈禧太后有龃龉，态度比较消极。重臣中以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然两人在政策上有冲突。李鸿章鉴于日本维新（1867）后野心勃勃，认为“大约十年后，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所以他主张扩张海军，以对付日本。左宗棠则主张彻底解决西北回疆变乱，力主借款西征新疆。双方争辩结果，西北边防固重要，海防亦不可忽视。于是左宗棠远征新疆，李鸿章发展海军，分道扬镳。经此一事，朝臣中有的拥护左宗棠的主张，有的赞成李鸿章的意见，逐渐形成意气之争，自强运动的主持人遂告分裂。这十年间的重要举措计有：
光绪元年（1875），拨海防军费四百万，沈葆桢派福建造船厂学生赴法留学。
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派淮军军官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学陆军，并派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海军与制造。
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合官商资本银二十七万两设开平矿务局。左宗棠设甘肃织呢总局。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向德国购铁甲船两艘，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路。
光绪七年（1881），开平矿务局建运煤铁路二十余里。
光绪八年（1882），筑旅顺军港。上海筹设织布局。
光绪十年（1884），铁甲船定远、镇远购到。李鸿章派学生二十余名，分赴英、法、德学习制造及驾驶。
光绪十年中法因越南问题发生战争，恭亲王主张对法让步，与慈禧政见扦格，被罢免，赞成恭亲王意见之四位军机大臣，亦同遭罢黜。慈禧以奕劻接管总理衙门，军国大政与醇亲王奕譞会商。李鸿章内失恭亲王支持，外受同僚指责，此后一切作为，不免畏首畏尾，无往日之锐气矣。
第三时期自光绪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85—1894）。中枢之主持人为醇亲王（1890年醇亲王去世）。左宗棠、沈葆桢均老死，外省督抚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声望渐隆，然与李鸿章政见不合。本期的重要举措计有：
光绪十一年（1885），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海军衙门）成立，醇亲王为总理。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挑选各防营弁勇入学。
光绪十三年（1887），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局。
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成立。慈禧归政于德宗光绪帝，移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部议不再增购新舰。醇亲王与李鸿章均不敢提异议。津沽铁路成（约百余里）。
光绪十五年（1889），筹建京汉铁路。
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设大冶铁矿与汉阳兵工厂。
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设造纸厂。
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设织布局。
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在湖北设织布、纺纱、制麻、缫丝、针钉、毡呢等厂。
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设医学堂（北洋西医学堂）。湖北设火柴公司。
光绪二十年8月，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由清政府所主持之自强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仔细分析这三十余年来的各项新举措，第一时期的重心偏重西洋军械制造与科学知识的介绍；第二时期已经注意到西洋军事训练以及与国防有关的“铁路铜线”；第三时期则重视富国之道，开始发展轻工业以挽回权利而裕饷源了。大体上说来，自强运动虽然只着重“船坚炮利”的军事建设，但纯就对军事建设的认识了解而言，却是逐渐进步的。
三十余年洋务讲求的成效，就表面上看，已斐然可观。中国的陆海军已居东亚第一位，朝鲜与越南的“留学生”也到中国兵工厂来学习，举凡当时大家认为西洋各国之所以富强的各种事业，中国能学的，能创办的，都学来，都创办，对于制夷似乎已有把握了。但实际的成效如何，第一次中日战争惨败的事实便足以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