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事件
基督教再度在中国传播，由于种种原因，引发中国对教会的厌弃，激起无数教案（第二十一章第二节），虽有少数教士的努力，但不能扭转乾坤，挽回大多数民众对教会的恶感，义和团事件终难避免。
中国民间秘密会党组织派别繁多，承平之时，则练拳弄棒，或作法念咒，敛钱为生。每逢政治腐败，凶年饥岁，便聚众起事，乃中国历史上习见之事。义和团亦为此种民间秘密会党之一。义和团初名“大刀会”，盛行于黄淮流域各省，乾隆时曾严禁之。至19世纪末叶，大刀会势力复盛，自称能使神灵附身，不惧枪炮。民间与教会嫌隙既深，复认为教会所恃者不过枪炮，于是平素受教士、教民欺侮之乡民相率加入，练习拳棒，日念咒语，准备与教会拼杀，一吐数十年郁结的怨气。
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秉衡任山东巡抚，见大刀会与教会作对，与其私衷相合，遂对大刀会大加鼓励，大刀会便在山东特盛。是年十月，大刀会杀死德国传教士二人，李秉衡因此事被革职，其志同道合的毓贤继任为巡抚。大刀会此时自称“义和拳”，标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改“拳”字为“团”字，“义和团”之名由是而兴。义和团既得地方官赞赏，行动更加积极。他们树立“毓”字旗号，四处焚教堂、杀教士，山东全境骚然，引起各国抗议。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朝廷乃以袁世凯代毓贤为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其所训练之新建军痛加围剿，义和团在山东不能立足，遂逃往河北与山西。
时朝廷反对外国人之气氛正浓厚。按自戊戌政变后，因康、梁在海外诋毁旧党，慈禧已深恶外国人。次年（1899）冬，太后欲废光绪皇帝，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即太子之意），欲请外国公使入贺，各国公使置之不理。旧党以舆情不洽，复惧各国干涉，只得将废立之事暂行搁置。慈禧、载漪等人自是更加切齿痛恨外国人。毓贤入京，力陈义和团神术，不惧外国人枪炮，而复以扶清灭洋为宗旨，正投合太后等人之心意。于是，清廷授毓贤为山西巡抚，允义和团入北京、天津，时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6月。义和团入北京后，除焚教堂，杀教士、教民之外，举凡与西洋有关系的新政，均一体排斥。
方义和团在北京行动之时，西方各国知事态严重，已准备对中国用兵。而中国一般昏庸无识之亲贵大臣，与乎顽固守旧之士大夫，咸认为此乃一雪国耻之良机，一时间群情激昂，竭力主张战争。虽有少数大臣如袁昶、许景澄、联元、徐用仪、立山等冒死力谏，但无济于事。数十年来民间普遍对教会的积怨，士大夫对西方势力侵入的反感，清王室与洋人的嫌隙，种种因素汇合成为洪水，一发不可遏止。6月21日，据说经过四次“御前会议”后，清廷乃下诏向全世界（凡与中国有交涉各国）宣战，同时下令围剿各国驻京公使馆，撤回驻外使节，令各省督抚焚教堂，杀教士、教民。清廷欲利用数十万“不期而集”的“义兵”，“慷慨誓师”，对洋人“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而全世界强国，亦共组联军，向此世界上之大弱国进攻。
宣战诏书未下以前十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已被董福祥甘军所杀，五日后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使馆赴总理衙门途中被袭杀，但甘军（武卫后军）及数十万义兵围攻仅有四百余守兵的使馆区，历八周，仍然无功。各国援救使馆的救兵，本可早日赶到，但滞留天津，迟迟不发。延至8月4日，联军始向北京挺进，沿途所遇抵抗甚微。14日，英军首先入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仓促西奔。八国联军（英、美、意、德、法、日、奥、俄）入北京后，大肆报复，焚掠屠戮。
当联军向北京进逼时，慈禧已知义兵无用，急电粤督李鸿章入京议和。10月，李鸿章抵北京，联军统帅瓦德西拒不与见，并否认其代表中国政府。李鸿章与幕友三人，寄身城外贤良寺，状至凄惨。时德、俄两国欲乘势瓜分中国，英、美表示反对，日本国力尚未臻强大，不欲中国此时被宰割。然形势可能瞬息千变，中国国运已临千钧一发之时机。据胡适《藏晖室札记》所记，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国总统麦金莱召集阁员开会，讨论美国士兵是否撤出北京时曾说：
吾美虽不贪中国一寸土地，然地势悬隔，军人在外，不易遥制。吾诚恐一夜为军书惊起，开书视之，则胄芬统制（上校查芬，联军中美军统帅）自中国来电，言已占领中国北地某省，已得土地几十万方里，人民几百万矣。事到如此，更不易收束，不如早日退兵为得计也。
麦金莱所述确是当时实情。所幸各国利害不一致，12月杪，始将议和条款交李鸿章，声称不能更动一字。次年（1901）约成，世称《辛丑条约》，其要点为：
一、中国遣使赴德、日两国道歉。
二、惩办祸首大臣。
三、禁止向中国输入军火两年，期满得再展限两年。
四、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清，合利息共计银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
五、北京划定使馆区域，区域内由使馆团管理，各国并得派兵防守。
六、毁大沽至北京间之炮台，天津、北京、山海关间之交通要地，允许各国驻兵。
七、清廷允许张贴严禁仇外之上谕于各地，设立仇外之会党者，立即正法。
条约所受损失之大，为历次条约之冠。从此京城门户洞开，一国首都之主权亦不完整，国民心理和国家威信都受到极大的伤害。
《辛丑条约》使中国所蒙受的损失固然十分重大，但义和团事件所遗留给中国的影响更不容忽视：
第一，世界舆论都一口咬定义和团行动野蛮，决非文明国家所宜有。他们从未冷静推求这次运动发生的原因，亦绝不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剽劫奸淫的野蛮行动，便贸然断定中华民族是半野蛮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虽迭次战争失败，但世界各国尚承认中国是一个文化水准相当高的弱国，他们只能轻侮清政府，但尚未过分蔑视中华民族。政府是随时可能变换的，只要中华民族能发愤图强，国势仍可由弱转强。但经过这一事件，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看法改变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南京条约》是清政府国际地位低落的开始，义和团事件则是世界各国对中华民族观感改变的转捩点。
第二，前面已经提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战争，西洋武力所击败的仅仅限于清政府，一般民众与守旧士大夫的心理并未屈服。义和团事件是清政府、中国卫道的士大夫以及民众所汇合凝聚而成的力量，但是彻底失败了。经过这一次惨败，清政府自不必论，从此卫道的士大夫再也不能发表“倭仁型”的言论，一般民众再也不起用符咒抵抗洋人枪炮的念头，无人再敢轻视外国人、仇视外国人。民族自信心丧失的后果，是国民逐渐养成崇洋媚外的心理。日后中国许多社会、政治、教育、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都一味东施效颦，对本国文化基础和社会背景丝毫不加考虑，以致造成许多非驴非马的现象，都是这种心理在作祟。
第三，义和团事件发生时，东南各省不奉朝廷焚教堂，杀教士、教民之诏令，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等人与列强约定，各省坚决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请列强勿进兵东南，因此义和团运动仅及于河北、山西、东北各省。朝廷不特未责备各督抚，反嘉其“老成谋国”。从此以后，各省督抚之权力更渐增加，地方逐渐形成半独立局面，这对清末及民国初年的政治都有影响。
第四，在义和团事件中，清政府所表现的愚昧无识的行动，已到令人惊骇的程度，国家的存亡，竟如斯轻率一掷。因此，凡属有志救国之士，莫不对清政府表示绝望，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使革命运动增添了许多生力军。清廷为收拾人心，也对国内革新运动开放，一反昔日的高压政策。
第五，俄国人乘义和团事件之时，进兵强占中国东北，激成英日同盟，终至发生日俄战争。东亚国际形势为之改观，而中国东北亦从此成为世界的火药库。
俄国乘义和团事件进兵占领东北后，即威胁盛京将军增祺与之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1901年1月），将东北置于其保护之下。消息传出，清廷将增祺革职。俄国再与驻俄公使杨儒谈判，提出十二条，较《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尤为严酷。英、日、德、美、意、奥等国闻之，先后向中国抗议。是年（1901）3月，英、日对俄发表共同劝告。俄国人悍然不顾一切，诓骗杨儒到俄国外交部，强迫杨儒立刻在条约上画押，形同绑匪。杨儒未允，竟被俄国人从楼上踢下坠地而死（一说杨儒早已重病，积劳而死于次年），其子亦自杀。中国方面，刘坤一、张之洞亦竭力反对，俄国人乃转而在北京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极尽欺诈恫吓之能事。时李鸿章已七十九岁，不堪俄国人逼迫，吐血而亡。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俄国公使尚在病榻旁强迫他签字。
俄国的野心既然毕露，英、日均亟思抵制，乃结为同盟（1902年1月），俄国人始略有顾忌。4月，俄国与清廷订约，分三期自东北撤兵。第一期俄国士兵如约撤退。次年，俄军当作第二期撤退时，突然另提条件，除欲置东北各省于其势力下之外，且欲伸展其鹰爪于外蒙古。英、美、日闻而抗议。俄国人态度强硬，更向中国声明，决不无条件撤兵。随即俄国设置“远东大总督”，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殖民地来经营；同时强占朝鲜边境要地，兴筑炮台。日本乃向俄国提出所谓“满韩交换论”，意即日本承认俄国占领中国东北，俄国允许日本在朝鲜自由行动。俄国仍不餍足，要分占朝鲜38度以北地方。时俄国已阴集大军于朝鲜边境，日本见形势如此，遂先发制人，进攻俄国海军（1904年2月）。战端遂开。日、俄两国分赃不均，以中国东北领土为战场，清廷只得划辽河流域为交战区。次年春，俄国海陆军相继战败，增援之波罗的海舰队再覆没于对马海峡。俄、日双方乃由美国调停，缔结《朴次茅斯条约》。其要点为：
一、俄国承认日本有独立经营朝鲜的特权。
二、俄国将旅顺、大连转租与日本，将长春与旅顺间的铁路让与日本。
三、俄国割库页岛南部与日本。
四、除旅顺、大连外，日、俄两国同时撤兵，将行政权交还中国。
日本既胜俄国，复得英国支持，顾盼自雄，不可一世。时美国对亚洲问题已较前注意。宣统元年（1909），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主张东北三省铁路“中立”，由国际经营，日、俄两国均表反对。为了对抗美国，两国开始合作侵略中国。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俄便订立密约，规定“南满”与朝鲜属日本势力范围，“北满”与外蒙古属俄国势力范围。宣统二年（1910），日、俄密约以美国为假想敌，协议共同对付。
从诺克斯提出中国东北铁路“中立”起，日本的国策决定者即深知日本如欲鲸吞中国，独霸东亚，难免不与美国一战。自后，在东亚角逐的主要国家，已由英、俄、日变成英、美、日、俄四国。英国妒忌美国夺取其世界各地的经济霸权，每每利用美、日在太平洋上的矛盾，左袒日本，以牵制美国。日本既获英国助力，复得俄国协心合作共侵中国，使美国孤掌难鸣。结果是日本从此取得侵略中国的主动地位，随时伺机而动。自后，日本便对中国发起一连串的侵略行动，一直发展到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为止。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
义和团事件对中国近代历史还有一重大影响，即已经中断了的开民智运动因此复苏，使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得以继续推进近代化的工作。按八国联军入北京后，西太后率光绪等人逃亡，经山西而抵西安。她除宣称自6月至9月的诏令，均乱臣矫诏外，并下诏罪己，命内外臣工直言极谏。于是大臣纷纷提出改革的主张，她均一一采纳，以收拾民心。对于开民智运动所倡行的兴办学校、成立学会、发行刊物等事，清廷均开放不禁。于是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被诬为康党而销声匿迹的士人重新活跃，开展他们传播新知识、批评传统文化、向旧习俗挑战的工作。
1901年后，清廷竭力提倡办理新教育，以湖南省为例，至1907年即有中学堂三十九所、高等小学一百二十八所、初等小学四百一十九所、两等小学九十四所。学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内容包罗万象，自《算报》到《教育官报》均有。这类活动的主持人，日后多成为革命党人，如“常德师范学堂”的蒋翊武、覃振，“明德学堂”的张继、苏曼殊，“经正学堂”的黄兴，“渌江学堂”的刘揆一，“湖南铁路学堂”的谭人凤，“体育学堂”的焦达峰等（曾任湖南独立后都督）［笔者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注意到“开民智运动”。1966年，笔者在“第二十九届世界汉学会议”（在美国的安娜堡召开）上提交《中国近代首次社会文化改革运动》（The First Cultural and Social Reform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论文。嗣后授课时，笔者鼓励学生研究此范围，先后指导撰成硕士论文者有李易华《清季四川开民智运动》、周丽潮《湖南开民智运动之研究》、何思瞇《清季江苏省社会运动之研究》，迄今均未刊行，此处所述者，据周丽潮论文。］ 。
两次开民智运动对清末民初的影响之大，非楮墨所能尽。开民智者默默进行，埋首耕耘，不似革命派的掀起狂飙，波澜壮阔；但他们的辛勤付出，是为中国社会文化近代化奠定基础，这是义和团事件所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