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 吕思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吕思勉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613-5049-2
Ⅰ．①中… Ⅱ．①吕… Ⅲ．①中国—通史 Ⅳ．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5268号
图书代号：SK10N0234
上架建议：人文社科·历史知识
中国通史
作 者： 吕思勉
责任编辑： 周 宏
特约编辑： 邱承辉
装帧设计： 利 锐
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80千字
印 张： 33.5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6次印刷
ISBN 978-7-5613-5049-2
定 价： 38.00元
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
——《中国通史》读后
章立凡
身处浮躁的互联网时代，阅读讲求“吃快餐”，太长的文字没人看。记忆学原理中有一条：付费的知识不易遗忘，价格越高越记得住。上网浏览毕竟有别于捧书阅读，好书还得买来读。在书号成为稀缺资源的国度，出版者不得不计算成本和利润，总喜欢出厚一点的畅销书。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要言不烦的小册子，如今已日见稀少，盖因其性价比往往仅适于读者而非商家。
不时有朋友问我：最便捷地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璠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一、广博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他幼承家学，次第入塾入县学，旧学根基深厚，基本上是自学成才，未接受新式大学教育。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若按当今只重学历不重才识的官式教育制度，他连执教资格都不具备。民国时代学术重镇在北京大学，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前往任教不成问题，他却选择了留在私立光华大学（上世纪50年代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直到逝世。吕先生的学历、学术旨趣，与当时西方教育背景的学术精英不甚合拍，而坚守“私学”传统，不愿涉足官办的公立大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吕先生是一位通博之才，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有八九百万字。这部《中国通史》原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连结”。 [1] 在上册中，他将《史记》“八书”体例加以细化，分解为十八个门类，分别加以论述。下册从民族起源、古代社会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以人文史为纬，以政治史为经，表述分明，议论风发，浓缩中国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应该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去回顾和审视历史？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两点：一、先有宏观视野，后有微观视角，随时穿越时空，不断调整焦距；二、保持平常心，不预设立场，审视距离放在目标时段的一百年至五百年之后。通史写作需要具备穿越时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史识，否则很难驾驭海量的史料。吕著《中国通史》不仅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传统，同时采用了清末梁启超“新史学”所开辟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时空中观察研究，并对梁先生的酷锐视角有所调整，与政治保持了适当距离。
二、对儒、法两家经济思想的评述
我在阅读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吕先生建立在旧学底蕴和新学高度上的历史观。原书由私域扩展到公域，自初民的社会生活始，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而及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从实业、货币到衣食、住行，从教育、语文到学术、宗教，解析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演变。各章节的排序及内容的表述丝丝入扣，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
吕先生治学的严谨，不仅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细节。他从经济制度上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他注意到：“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法家在统治技术（治术）方面，懂得“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在与百姓日用相关的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盐铁官卖及均输政策，“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第四十一章财产）
吕先生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王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长期停顿，仅出现过“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如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至唐德宗朝改为两税制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宋朝王安石变法，关注点已转移到粮价，推行青苗法用意虽良，但在商品交换及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无法监督，改革最终沦为秕政。他总结说：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第四十一章 财产）
这段论述是相当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历史地位，而较之“文革”中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斗争史”，又不知高明凡几。
三、对文化与制度的思考
吕先生在解析财产制度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时，提出“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而征服者在建立统治之后，就得考虑统治（或曰剥削）的可持续性，不随意干涉原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同化于比自身更先进的社会文化：
（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亦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第四十一章 财产）
对于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嬗替，吕先生认为：
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惨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第四十章 阶级）
在工业文明东渐之前，中国的农业文明曾是一种强势文明。吕先生指出，游牧民族入侵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同为农业文明的佛教文化输入中国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最彻底的改变，这些表述，揭示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主流文明的历史必然。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一个争执已久的话题。对于改造西方宗教为本土教门的太平天国革命，吕先生分析其失败之原因“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他指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吕先生这一分析十分精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解，恰恰在于混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将两者同时并行。
离现实越近的历史越难评判，吕先生在分析清朝的覆亡时，除缕陈戊戌维新失败的权力斗争背景外，也指出文化上的守旧愚昧：“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是酿成蒙昧主义排外运动的重要原因。而革命超越改良的原因则在于：“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逸，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腐朽的政治、滞后的改革和媚外的外交，最终导致了革命爆发和王朝倾覆。
四、余论
上述种种，仅系阅读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无法尽述吕先生的博大精深。
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他三家都令名远扬，惟吕先生相形落寞，直到近年“国学热”兴起，才重新“被出土”。1949年鼎革之际，钱先生出走香江，不与新政权合作；陈（寅恪）先生走到半途滞留羊城，成为非主流代表人物；陈（垣）先生留京痛悔前非，为新主流所接纳。如此看来，功名可“正取”也可“逆取”，有心无心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皆足以扬名立万。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士大夫历来有当“帝王师”的冲动，统治者想干点好事或坏事，往往摆出“以史为鉴”的身段向史家求教。其实在主子心目中，这些人大多是备用的“两脚书橱”或歌功颂德的词臣。治学如不能与政治保持距离，学者很容易失身入彀沦为政客，吕先生毕生潜心治学不求闻达，坚持做学界隐者，尤为难能可贵。
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入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010年3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注释
[1] 为了照顾读者阅读习惯，出版者将原书上册改作下编，原书下册改作了上编。本序所引章节均为本书章节——出版者注。
自 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今本书已将政治史移作上册，文化史改作下册——出版者注）。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绪 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合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以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的。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 ），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传》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史记
司马迁著，文笔优美，生动翔实，是我国正史的开山之作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而其手和足的全然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的，但它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其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源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 ）与相爱之情（仁 ），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 ）。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 ）。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 ）。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 ）。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藉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预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 ）。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 ）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它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祸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这是第一篇上编 中国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