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魏的汉化与衰乱

魏太武帝于宋元嘉二十九年（452）为中常侍宗爱所弑，其太子晃已先死，晃子濬年幼，爱乃立太武庶子南安王余。余以宗爱专恣，欲夺其权，又为爱所弑。同年，朝臣刘尼、源贺等拥濬继位，是为文成帝，遂族诛宗爱。文成帝在位十三年，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死。太子弘继立，是为献文帝，年十二，丞相乙浑专政。次年，太后冯氏（文成帝后）诛乙浑，临朝称制，既而归政。献文好黄老浮屠，于七年（471）传位于太子宏而自称太上皇。宏即位，是为孝文帝，年仅五岁。冯太后汉人，猜忌多智，但内行不正，夙怨献文。献文禅位后五年而死，时言为太后所鸩。献文既死，太后复临朝，与南齐通好，政治尚为安定，但她颇有滥刑和奢侈的缺点。

齐武帝永明八年（490），冯太后死，孝文始得亲政。他可能受冯太后的熏陶，倾慕汉化，颇有“大一统”的思想。时魏的版图，已扩至淮水以北，其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距离魏的南境过远，且酷寒多风沙，人口稀少，又无漕运，不宜于南进的推动。因此他想迁都洛阳，又恐臣下不从，乃议大举伐齐，胁众南下。十一年（493），孝文率步骑三十万南下，止于洛阳。次年，遂定都之。魏的若干制度，本系参酌汉制而成，但孝文认为鲜卑人汉化的程度，尚不够彻底，因此迁都以后，遂即展开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当时洛阳是北方汉化的中心，自然也是推行汉化的最好环境。在他迁都后的三年中（494～496），曾颁行许多有关汉化的措施，其重要者如下：

（一）禁止胡服。当时胡人衣狭而短，汉人衣宽而长，至是他本人袭服汉族帝王衣冠，一般士民也须着汉服。（二）禁止胡语。凡士民三十岁以下者均须屏绝“北语”（即鲜卑语），俱从汉音；官吏北语于朝廷者免官。（三）改变度量。改用长尺大斗，均依汉制。（四）推广教育。设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小学于洛阳，并征求天下遗书，以充秘阁。（五）禁止归葬。凡迁居洛阳的鲜卑人，死即葬于河南，不准还北，于是南迁者均改籍贯为河南洛阳人。（六）改变姓氏。改拓跋氏为元氏，其余功臣旧族，亦均改之。

孝文帝的汉化，大大提高了鲜卑人文化和生活的水准；但另一方面也使鲜卑人沾染了不少汉人的毛病，诸如奢侈、文弱等，这些缺点，在孝文身后，都逐渐暴露出来。孝文迁都后，除了在国内推行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对外便是接二连三的伐齐。齐明帝建武元年（494），他遣师分道攻齐。东路魏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不克，他自率大军赴援，并遣军临江，数明帝之罪。但钟离终攻不下，不得已退师，其他各路魏军，亦皆无功而返。四年（497），孝文自率大军攻齐，欲取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魏进军后，连陷要地，于次年围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北），不克。适值齐明帝死，而高车又兴师抗魏，孝文乃以“礼不伐丧”为由，引兵而还。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齐以陈显达、崔慧景等北伐，孝文自将御之，大败齐师于马圈（今河南邓州市东北），显达等南走，孝文也以病笃北还，死于途中。太子恪继立，是为宣武帝。次年，魏人取齐寿阳。

宣武即位后，外戚高肇（孝文帝后兄）及幸臣茹皓专权，所为横暴，政治渐坏。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魏以高肇率师攻梁、益州。次年，宣武帝死，朝臣于忠等迎立宣武次子诩，是为孝明帝，年仅六岁。高肇闻讯，中途回师，至洛阳后，为于忠所杀，而忠行为亦多不法。孝明年幼，由生母胡太后临朝。太后汉人，性情淫放，逼幸清河王怿（孝文帝子）而以之辅政，并信用妹夫元叉及侍中刘腾。她本人生活奢侈，崇信佛教，在洛阳大修寺院，加以赏赐无度，靡费极多。既而元叉等与清河王怿结怨，于普通元年（520），与刘腾合谋杀怿，并幽胡太后，由是二人专权，威震内外。叉好酒色，腾好财货，因而朝政益乱。四年（523），刘腾死。明帝与胡太后密谋黜叉，丞相高阳王雍亦参其谋。六年（525），太后复临朝，贬元叉为民，不久赐死。

从宣武帝到孝明帝初期的二十余年，是北魏衰乱的起点，政治与社会风气，在这段时间中，业已腐化不堪。奢侈之风，弥漫着整个首都，王公大臣，类皆穷极豪华。仅高阳王雍一家，便拥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贵族的豪富，于此可见。至于他们财富的来源，当然离不开贪污。风气如此，纪律自然废弛。禁军官兵，因受文臣排抑，曾掀起变乱，公开杀戮大臣，朝廷亦不敢深究。胡太后再度临朝后，仍信用嬖宠，并与孝明帝不合，政治益形恶化。魏中央政府虽萎靡至此，但屯戍北边诸镇的少数鲜卑人，因汉化程度较浅，尚保有其原始的朴勇性格，因此魏的北方与首都，渐变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区。这两个区域，由隔阂而致对立，终致造成魏帝国空前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