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族与寒门的对立

世族与寒门，虽同属士人阶级，但两者之间，却有极森严的界限。寒士经常遭受世族的压制歧视，久怀郁愤，因此双方在政治上显然处于对立的地位，这种现象，尤以南朝为甚。南朝的君主，大都提携寒士，以抵制世族，但因世族的根深蒂固，其位望并没有受多大影响。

世族为了保持高门的地位，因而高自标置，不与寒门为伍。对于婚姻，必选择门户相当之家，如南朝的王谢二家，便经常联婚。世族与寒门通婚，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事。梁武帝时，侯景初降，武帝对他竭力笼络，所求从未拒绝。惟独对景的求婚王谢，无法答应，命他“于朱张以下访之”。这可看出南朝世族对婚姻的重视，即皇帝也不敢为寒门做月老。但并非绝无例外，有时富有的寒门，可以重聘娶得破落世族的小姐。不过这种行为，在南朝为清议所不容，甚至有的世族因此而遭到弹劾的。北朝则尺度较宽，但有一种陋习，高门与卑族结婚，必多索聘礼。魏齐之世，渐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相尚。这种颓风，曾为魏室所严禁。有时寒门攀婚世族而不得，如能设法娶得一位世族出身的罪人之女，也引以为殊荣。此外世族即于日常社交中，也矜持异常，与人有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南朝的寒门，虽官高势大，在社交场合中，也不能与世族平等，甚至寒士与世族同坐，有时也会遭到羞辱。如果寒士想周旋于世族之间而不受排斥，则必先取得世族的同意，朝廷对之无能为力。

世族在政治社会上是特权阶级，南北是一致的。但两者的境遇不同，因此其作风也有显著的差异。南方世族，在拥戴王室的名义下，视南土为殖民地，常藉上凌下，压迫土著。对政治权利，采分占办法，各有独自的领域。同时他们环境优越，可以自由发展，没有外来压力的威胁，因此他们家族组织也趋向小家庭化，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的占十之六七。甚至同族之中，也分高下，例如王氏便有清溪王氏与乌衣王氏之分。南朝的世家子弟，少年即可充任显职，但世族之居官者，莫不视政事为俗务，决不亲自处理，一切交其低级的僚属去办，自身则只拥一个高官的虚名。对世务愈不关心，便愈显其雅量高致，因此造成所谓“胥吏政治”。他们日常所好的，只是文学艺术以及辩论玄理的“清谈”。南朝的世族子弟，擅长诗文书画的，代不乏人，清谈更蔚为当时的风气。这种舒适懒散的生活，使世族子弟们的体格日趋柔弱，精神日趋萎靡。

北方世族的境遇，与南方大不相同。他们处于胡族的压制之下，不得不厚结民众，藉以增强自己的地位，而博得外族统治者的重视。同时因为他们处境艰苦，对同族也常抱温恤之情，团结互助。当时北人极重同姓，称之为“骨肉”，有远来相投的，莫不竭力相助。因此北方世族的家族组织，趋向于大家庭制。当时的北方强族，二三千家聚居一地的，所在多有。这类大族在北朝的地位，颇似刘渊、石勒之在西晋，外族政府对他们时有戒心，不敢轻侮。此外北方世族，大都思勉立功业，以图存全，因此相率以经术政务是尚。由于以上的原因，北方的世族与寒门之间的仇视，远不如南方为烈。

南朝的君主，颇多出身寒族。刘裕出身“田舍翁”，少时尝以伐荻为生；萧道成、萧衍虽同为兰陵望族，但其族为后起的，较之王谢诸大姓，犹为寒素；陈霸先则出身小吏。他们初起时，世族对之并不输诚拥戴，例如刘裕北伐，除其旧属刘穆之外，朝中大臣，并无心腹可托，穆之一死，便须立即赶回，而不能从容经略北方。他们对世族也深感不满，颇思力返两晋积习，裁抑名门，因此内朝常任寒士，以掌机要。而世族对此辈擅权的寒士，率以“恩幸”目之，每加轻视，寒士也以其道与之对抗。梁武帝时，朱异轻傲朝贤，不避贵戚，有人劝他，他说：“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见《南史》卷六二《朱异传》］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南朝世族与寒士相互间的仇视。

南朝君主虽然提携寒门，以推翻旧日政治上世族的独占局面，但寒士的声望无法与世族比拟，因此寒士终不能完全取代世族的政治地位。南朝君主虽裁抑世族，但他们本身对政治并无新的理想和办法，而他们的家庭更未曾沾染到世族的家法门风，皇室子弟的教育不良，昏主迭出，使政治益趋恶化。昏主所亲信的，大都是寒门出身的近习，这类寒士，虽也不乏有才之人，但求一品格完善者，却甚难得。有时他们的玩法弄权，营私收贿，较世族尤有过之。因此他们不但不能革新政治，反而使政事益加败坏，这自然由于寒士阶级的学行素养平均不及世族所致。总之，南朝世族的政治权位，并没有因君主们的提携寒门而遭到多大顿挫。他们所遭遇的最大打击，乃是梁末的侯景之乱，自这场空前的灾难后，南朝的世族才日趋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