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与国际交通

南北朝的交通，以水路为发达。南朝江湖航运的繁盛，自不必论，就是北朝的水上交通，也很便利。北朝政府对于水运，一向注意，时常加以整理。所以如此，基于两点原因：一是为便于军队的运输。北朝政府是无时不思南伐的，而庞大军队及军需的运输，须仰赖水路，北魏曾为此订过详细的运输计划。二是为便于粮食的运输，亦即所谓“漕运”。北朝的首都地方，以人口集中，当地粮食的产量不够供应，须赖外地粮食的输入，魏的洛阳，隋的大兴，莫不如是，因此漕运成为北朝的大事。当时北方的主要河流为黄河、洛水、汴水、清河及淮水等，政府对其河道均加以修浚，使之相互畅通，构成宽广数千里的水上交通网。至于南朝的北伐，也多半利用水路运输军队，如宋王玄谟、陈吴明彻的北伐，即曾利用黄河及淮、泗等水。

陆上交通，史载不详，史书所特别记录开辟道路的事，大半不为行军，便为巡幸。南朝的道路，以“驰道”为最著名。驰道是当时的御路，也是京城建康的主要道路，建于宋孝武帝时。驰道有二条：一自阊阖门（京城西门）至朱雀门（在京城南五里秦淮水北）；一自承明门（宫城北门）至玄武湖，可知并不甚长。至于其路面，不过较为平坦，仍有尘沙，须用水洒之，也可看出当时筑路技术的不佳。北朝于魏道武帝时开辟过几条道路，如为伐后燕而开的井陉路（在今河北井陉县一带）；伐燕后北还时又用兵力修建“直道”，自望都（今河北望都县西北）凿恒岭至代（今山西大同市东），长达五百里；又为校猎开“沙泉道”。其后文成帝曾修治“河西猎道”，孝文帝曾开灵丘道（在今山西灵丘县一带）。每次动用人工，自数千人以至数万人不等。至于地方官民因便利交通而修的路，简直没有记载，可见其事之少。

当时的海上交通，也很便利。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地区，与南朝的首都建康，均可由海道交通。今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高丽诸国，以及日本地区的倭国，皆向中国遣使入贡；百济、倭国且均受过刘宋的册封。南海诸国如林邑、扶南，及天竺（今印度）等，皆曾与南朝有外交或商务的关系。当时有所谓“昆仑奴”者，是南洋群岛土人被掠卖为奴的，其人肤色甚黑，到中国的颇多。又有所谓“昆仑舶”，是昆仑人所操的船舶，时来中国贸易。由此可见当时南海诸国与中国交通和商务的频繁。

北朝与西域诸国的交通，也很发达。魏晋以降，中国与西域，为羌人所阻绝。至前秦苻坚统一北方，西域诸国最初朝献者十余国，继而鄯善及车师国王入朝，葱岭以西的大宛、康居等国，也均遣使贡献，计先后遣使朝秦者六十三王。其后苻坚想效法汉之设立都护，把西域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因此他于淝水战前不久，派吕光率兵七万，出征西域。秦军连下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县）、焉耆（今新疆焉耆县）、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其余国家望风归附。吕光大搜西域珍宝，以骆驼二万头驮载而归，并带回奇技异戏，殊禽怪兽千余种，骏马万余匹。其后北方大乱，西域再度与中国隔绝。直到北魏太武帝时，始遣使通西域，诸国贡献相继。到魏灭北凉，鄯善断西域通路，诸国贡献历年不至。其后魏平鄯善、焉耆及龟兹等国，西域再通，自中国西行直至葱岭以外，均畅行无阻。西域高僧，相率来华，佛教遂愈演愈盛。魏曾于洛阳城南伊、洛二水之间，设“四夷馆”，以招待诸异族及南朝的归附者，四馆中的“崦磁馆”即用以款待西域人者。当时西域人归化北魏的达万余家，所居门巷修整，宝货填积。魏并立市于洛水南，名“四通市”，以为其贸易之所。北魏分裂后，寄居洛阳的西域人，大部为东魏、北齐所得，因此北齐的宫廷尤其在晚年最为西域化。北周虽未积极经营西域，但双方的商业交通，则一直在维持着。

汉代的亭传制度，到南北朝时代已等于废除。因旅客的需要，逆旅（即旅馆）之业乃大兴，但偏僻之区，旅馆仍不多见。旅馆纯为私人牟利而设，其设备颇为简陋，无法以之接待国家贵宾。而南朝的宾馆不修，士大夫又无馆客的习惯，因此使节往来，多寄居僧寺。南朝的贵人们有时也寓居僧寺，所以当时的僧寺即是变相的旅馆。至于货运，除了商人自营以外，尚没有专门为人运货的庞大运输机构。邮政也没有，信件多托人携带。至于政府文件的运送则仍恃驿传，驿道的设备，尚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