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的昌盛

佛教自东汉初年正式传入中国，但当时社会安定，佛教并没有多大的发展余地。到东汉末年魏晋时代，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精神上也缺乏寄托；而当时中国传统思想的儒学，久已变成没有灵魂的空架，因此佛教乘虚进入中国思想界。两晋南北朝的三百年间，佛教大盛。其发展虽曾遭遇若干顿挫，但其传布则始终未曾停止，佛教的若干重要宗派，也于此时萌芽。

汉时僧侣皆来自西域，多以译经为务，最初的译经大师，为桓灵二帝时的安世高（安息人）、支娄迦谶（月氏人）。魏文帝时，始准人民受戒为僧。其时南方的吴国境内，佛教也颇流行。西晋时有竺法护者，敦煌人，通晓多国语文，他是最早能自译梵文经典的中国人。西晋末年，西域僧人佛图澄来华，他善诵神咒，并精图谶先知之术，其后为石勒、石虎所崇信。至其弟子道安（常山人）起，始以传教为务。东晋南渡后，佛学开始影响中国的学术界，其时僧侣如竺法深、支道林等，与名士们辩论玄理，因此士流思想，沾染了不少佛家色彩。至东晋末年的慧远（361～443），尤为士大夫所崇奉。中国僧侣第一位入天竺求经的，则为法显，他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自长安西行，经三十余国，至中天竺（今印度北部），游学数年，于义熙十年（414）自海道返国。佛教教义有大小乘之别，小乘专修个人，大乘则兼度他人。最初传译至中国的佛经，多属小乘，至晋安帝时，天竺僧侣鸠摩罗什受后秦姚兴的敦聘，前来长安，才开始传译大乘经典，并校正旧译之误。一时译经之风大盛，佛教也自此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宗教。

到南北朝时代，佛教益盛，南北都弥漫着佞佛之风。当时的君主，不少是佛门弟子。南朝如宋明帝、齐明帝、梁武帝等皆笃信佛教，其中梁武帝迷信之深，更为旷世希有。即以陈武帝的英明，也乐此不疲，这自然是风气使然。北朝则自魏道武帝入中原，便开始信佛，并建筑寺院。至太武帝，因改信道教，并怀疑沙门谋反，遂有灭佛之举，摧毁佛寺，坑杀沙门，佛法被废弃者达七年之久。到文成帝，又恢复佛法。其后献文、孝文、宣武诸帝，莫不信佛，对佛事的靡费也越来越大。北齐的几位君主都信佛，北周则到武帝时，又有灭佛之举。至于士大夫和平民信佛的，也极普遍，因此寺庙的建立，遍于南北。史载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即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而北魏孝明帝末年，寺院竟多至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由于佛寺的兴建，建筑雕刻的技术也大为进步，尤以魏代对佛像的营建，工费极大。如文成帝时，曾铸释迦立像五座，各长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又如北魏累世在龙门山（即伊阙山，在洛阳城南）镌刻石佛，为数极多，高者达六七十尺，形态不一，备极工巧。据说其造像法传自师子国（今印度锡兰岛），具有崇高的艺术价值。

北魏佛像，敦煌莫高窟。

由于僧尼的众多，以及其素质的不齐，因此许多不良现象也随之发生，诸如僧尼与俗人间发生不道德的行为，僧尼的逃避赋役，以及建造佛寺佛像的靡费等。弊端既多，政府乃不得不对之加以限制。南朝宋文帝、孝武帝及齐武帝时，均曾屡申禁令，不准私建寺塔，并淘汰沙门。北朝也曾下过多次禁令，魏孝明帝初年，胡太后曾下令限制每州度僧的人数，但当时法禁宽弛，不能改肃。到孝明末年，国家多事，徭役繁兴，因此人民剃度者，更为踊跃，造成空前未有的数量。其后至周武帝时，以佛道靡费过多，欲革其弊害，乃于太建六年（574）禁断佛道二教，经像皆毁，沙门道士勒令还俗；寺观及其财货，均赏赐臣下。九年（577）灭齐后，关东佛教也遭遇同样的浩劫。总计武帝时寺庙被充公者四万所，僧尼还俗者三百万人。宣帝时，又复佛道二教。至隋，佛教乃恢复从前的盛况。

萧衍舍身佛寺，选自明刊本《帝鉴图说》。

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宗派，主要可分六宗，即成实、净土、三论、律、禅、天台六宗；其中除成实为小乘教义，其余皆为大乘。成实宗得名于《成实论》，它的作者诃梨跋摩，生于佛灭后九百年。鸠摩罗什来华后，把它译出。齐梁之世，研究成实之风甚盛，梁武帝即皈依此宗。净土宗以念佛求生净土为宗旨，其主要根据为《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及《往生论》。汉桓帝时，已渐行于中国。至东晋，慧远结社庐山，其宗风仪式因而大著。北魏中期，有昙鸾者，为此宗大师，与慧远成南北二派。三论宗依据天竺佛徒龙树（约为200～300年间之人）所创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所创的《百论》而开宗派。鸠摩罗什为提婆三传弟子，他至长安后，尽译三论，遂成中国三论宗之祖。鸠摩罗什以后，三论宗渐衰，但尚流行于南朝。此宗主张破邪显正，归结于空，亦即破一切“有所得”之见，而以“无所得”为归。

律宗于东晋末年传入中国。佛教经典，统分经、律、论三部，佛的教法曰经，佛的教诫曰律，弟子学者研习经律而有所著述曰论；统谓之“三藏”。此宗以修持律藏为主，故名律宗。东晋末，中天竺人昙无谶来华，始译律宗经典。初入中国时，尚无中心准则，因而不盛，至唐基础始固。禅宗初祖为菩提达摩（天竺人），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7）至梁，后去北魏，曾于嵩山（在今河南省中部）少林寺面壁九年，其宗义的特点是屏弃仪式，不立文字，直本心，见性成佛。但南北朝时，其义不显，至唐才发扬光大。天台宗的宗师为智者（即智 ，538～597），南北朝末期的人，他栖身于天台山（在今浙江省东部），因以为宗名。此宗为中国诸佛宗内首先对佛教经典作系统之整理判释的一宗，并首创“止观”的法门，以为吾人普通对于宇宙人生的见解，皆是迷妄，烦恼由是而生。欲破除迷妄，则须用修行功夫，以现本心中的净性。因它以《法华经》（即《妙法莲华经》）为旨归，故又名法华宗。

总之，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虽日见盛行，但当时的佛学大师多着重于佛经的翻译和教义的传播；至于发挥佛理，推陈出新，则功效不宏。所以当时虽有宗派萌芽，但基础尚不稳固。直到唐朝，信仰的狂热已减，一二流的思想家群趋佛学的研究，宗派才大为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