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的改进

唐高祖武德时代，不但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政治也似乎未上轨道。太宗曾批评武德时的政治是“货赂公行，纪纲紊乱”，这评语或许过苛，但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只要从“玄武门之变”一事看来，便可想见当时的政治情形。到太宗贞观，国家虽然统一，但因新承大乱之后，民间残破已极，当时全国的户口，尚不满三百万户，较之隋极盛时，减少三分之二。因此太宗君臣，每以隋为鉴，励精图治。贞观初年，太宗所遭遇的最大难题是灾荒。元年（627），关中地区发生饥馑，斗米值绢一匹；二年（628），全国普遍发生蝗灾；三年（629），又有水灾。但太宗劝加安抚，人民虽流离失所，对政府并无怨言。到四年（630），全国丰收，灾民全归乡里，国内的秩序恢复，政治也开始走上完美之途。

唐的制度，虽大体承袭隋朝，但太宗君臣的朝气，却能使旧制的优点发挥尽致。同时在行政技术上也有不少的改进，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改革方案，大都颁行于贞观元年至五年（627～631）的几年间。例如隋时对中央最高行政机关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未能明白厘定其职权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到太宗乃明白规定三省的职权，使其发挥制衡作用，以杜绝偏重的流弊。其后又创立三省首长联合议政的办法，以解决相互间的争执。这类改革，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又如太宗不但本身竭诚纳谏，更把谏官的职权扩大，在他即位之初，即制定中书、门下两省的首长和三品以上的官员入阁议事时，也要以谏官自随，遇有缺失，立刻谏正。

对于吏治，太宗也非常注意。他即位后不久，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中央政府文武官员的名额，仅留六百四十三员，可想见其行政效率之高。他并命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于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政事得失。对于都督、刺史一类的地方官，都亲自简选；他们在官时的善恶行迹，也都有详细的纪录，以备黜陟。又命内外五品以上官保举县令，以便录用。此外他更经常遣使巡察四方，以黜陟官吏，省民疾苦。刑法方面，也宽省不少。他曾命长孙无忌与学士法官更定律令，改绞刑五十条为流徒。对于死刑的判决与执行，尤为审慎，凡死刑罪案，皆命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的官员与尚书详加讨论，以免冤滥。在京师处决死刑罪犯，执行机关必须于行刑前覆奏五次，经批准后，始可执行。在地方处决者，则须覆奏三次。从这类改进，可以看出太宗的勤政爱民。他即位之初，曾有人劝他重法以禁盗，他回答说：“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这几句话，也正是他处理国政所悬鹄的。

前面已说过，贞观四年（630）时，唐的政治已臻完美。史书记载这一年的米价每斗不过三四钱，社会秩序安定到“外户不闭”，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只有二十九人。这类记载，虽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溢美，但无可置疑的，当时的政绩定然在水准之上。此后政治日益进步，国势也更加昌隆。太宗所以能不断的开疆拓土，建立赫赫的武功，与国力的充实以及内部的稳定，自然有连带关系。贞观十年（636）以后，太宗的志业，似已略不如前。魏征曾于十一年（637）上疏，说他“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其后魏征又列举他的若干有始无终之处，但直到十七年（643）征去世以前，太宗并没有若何重大缺失。及征死后，太宗才遭遇一些不快事件，其中最大的两件，一是十七年的废太子承乾为庶人，一是十九年（645）伐高丽的无功。这里谈谈太子承乾被废的经过，另一件将在别章详述。

太宗共有十四子，皇后长孙氏所生者三子，即太子承乾、濮王泰和晋王治。承乾幼甚聪敏，及长喜声色，又好效突厥语言及服饰，嬉戏无度。泰则好士爱文学，甚得时誉，为太宗所宠爱。泰也颇有夺嫡之意，因此与承乾各树朋党，渐生嫌隙，以致朝局不安，群臣日有疑议。但太宗最初并没有废太子之意，他于贞观十五年（641）特以魏征为太子太师，以绝天下之疑。及魏征死，局面大变，两派斗争益烈，承乾的荒唐也益甚。同时承乾因仇泰日深，渐有不轨的企图。十七年（643），有人告太子谋反，按验得实，承乾乃被废为庶人。为此事牵连而被诛者，有汉王元昌（太宗弟），朝臣侯君集和杜荷（杜如晦子）等。太宗原有立泰的意思，既而恶其凶险，也弃而不立；最后因长孙无忌的力赞，遂立晋王治为太子，时年十六。治当时有“仁孝”之称，其实为人懦弱，才智也甚差。其后数月，太宗又有悔意，想改立英果类己的吴王恪（恪母为隋炀帝女），但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当承乾被废嗣位未定时，太宗的精神极为烦闷，曾当众表演自杀，这也许是他在位期间最感痛苦的一件事。

太宗晚年又感染上些迷信思想，对方士甚为崇信，命他们造“延年之药”，以求长生。此外对若干朝臣也颇为猜忌，例如大臣刘洎和秦府旧将张亮的被杀，都没有明显的罪状。对李 尤为嫉视，他临终托孤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而贬 于外，甚至有翦除的意思。这件事在他身后发生严重的后果，由于李 与长孙无忌等的不协，曾掀起政治上的极大风波。他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十二岁，据说他的死与食延年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