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派的兴衰

佛教在南北朝时代，虽已有若干宗派，但大都在始创阶段，仅具雏形。到唐，佛教的成实、净土、三论、律、禅、天台六宗，都盛行于世。此外，又有不少新宗派兴起，重要的有法相、华严、密（即真言宗）、俱舍诸宗，前三者为大乘教义，俱舍则为小乘。这许多旧有和新兴的宗派，互争雄长，它们的兴衰起伏，把唐代的佛教，装点得空前灿烂。

玄奘法师，选自清刊本《佛祖正宗道影》。

唐代佛教各宗派的盛衰，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由唐初至玄宗，后期由安史之乱至唐亡。

前期佛教，极盛于北方。唐初，法相、华严二宗同盛于京师。法相宗又名唯识宗，其宗师为玄奘。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市）人，十三岁时，出家于洛阳。贞观元年（627），他想赴天竺游学，当时严禁越境，他乃潜行出国。［玄奘出国年代，据梁启超考证，见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七七至七九］他贯穿西域的伊吾、高昌和北道诸国，然后越葱岭至西突厥国境，再南下经西域西部诸国，终抵天竺。他游学凡十七年，历五十六国，于十九年（645）返国，其后译经说法，创立法相宗。他死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六十九。［玄奘享寿年数，据罗香林考证，见罗著《旧唐书僧玄奘传讲疏》（载《唐代文化史》）］法相宗的宗义在破除我执、法（诸事物）执，二者均为实有。二执既破，显示二空（我空、法空）。所谓唯识，乃指“识外无物”，宇宙万有，都是识的表现，必须用修行方法，方能“悟入唯识”，破除二执。它着重心理学（唯识）及论理学（因明）的研究，以因明的方法，分析心理，多至六百六十法，可以说是纯学理的探讨，全无宗教的意味。这派思想，在天竺有其甚久的渊源，玄奘则受教于天竺的戒贤大师。

玄奘取经回长安，佚名绘。图为玄奘自天竺回到长安后，受到长安吏民的热烈欢迎。

玄奘又是俱舍宗的建立者，此宗得名于天竺佛徒世亲的《阿毗达摩俱舍论》（简称《俱舍论》），俱舍为梵文音译，原义为“藏”，故俱舍论亦可译为“藏论”。此论倡行“无我”说，以为一切万有皆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并非实在；既非实在，自然无我。由此推之，人死后亦无灵魂。陈时，真谛曾译《俱舍论》，但信者不多，至玄奘，复译此论，研究者日众，渐至蔚成宗派。但此派仅以注释《俱舍论》为务，未能发挥新义。

华严宗以研究《华严经》得名，这个宗派，始创于天竺佛徒龙树，他的时代，约当中国的曹魏和西晋。其后，世亲继之。隋时，华严宗传入中国，初祖杜顺（即法顺），甚受炀帝及唐高祖的敬重，并赐号为“帝心尊者”。二祖智俨，居于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努力弘扬师说。至三祖法藏（即贤首大师），与玄奘同时，华严宗趋于极盛。此宗亦以研究心理学为主，但持论与法相不同，主张立一常恒不变的真心，为一切现象的根本，世上每一事物，皆是真心全体的表现。但它认为客观的世界，可以脱离主观而存在。

当法相、华严二宗盛时，其他宗派均为之失色，只有天台宗流行于南方，但声势仍不足相抗。武后以后，法祖、华严渐衰，大概因它们的理论过于深邃，常人不易领会所致。继二宗而起的，则有北派禅宗和密宗。禅宗的始祖为菩提达摩，到武后时，分为南北派，北派的宗师为神秀，南派为慧能。密宗以秘密“真言”（即咒语）立宗，故又名真言宗。玄宗开元时，天竺僧侣善无畏、金刚智及金刚智的弟子不空，相偕来华，世称“开元三大士”。他们携有不少密宗经典，加以翻译，因而一时称盛。至唐中叶，密宗由日本弘法大师（即空海）传入日本，世称“东密”。此外，律宗自唐太宗时，道宣大师依四分律树立佛徒生活规范后，基础渐固，此宗虽未能极盛，但持续的时间则甚久。它的理论，也于玄宗时由扬州的鉴真大师传入日本。

后期的佛教中心在南方。安史乱后，北禅衰微，而南派禅宗大盛于江南，天台宗受其侵逼，日趋没落。北禅的宗师神秀和南禅的宗师慧能都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而慧能又是弘忍衣钵的继承者，佛徒尊之为六祖。南禅的宗义，以顿悟为本，北禅则主渐悟，但两派思想的主旨，并没有多大差别。慧能和神会所提倡的修行方法，都以“无念”为主，亦即“于诸境上心不染”，“常离诸境”。禅宗的要义，大致可分三点：一、贵自求不贵他求。佛教的其他各宗，莫不重视拜佛，讲究礼仪，惟禅宗不然，它不但屏弃一切拜佛的礼节，有时甚至呵佛骂祖。它认为佛祖只是一种偶像，如对之礼拜，反为其迷惑。人人自有佛性，只须求诸自身，即可悟道成佛。二、贵行解不贵知解。它认为见性悟道是一种神秘的境界，必须人身亲自体验，而不是知识的研究可以求得的。三、贵超圣不贵住圣。它认为由凡入圣只是过程而不是终点。因为由凡入圣或由圣度凡，则凡与圣的对立依然存在，尚非博大完满的极致。而最高的“涅槃”境界，则是凡圣同泯，不见有佛可成，也不见有众生可度。［参看巴壶天《禅宗的思想》（载《中国文化论集》第一集）］

禅宗思想，与天竺佛教的出世思想颇不相同，与法相宗的科学思辨，更不相类，倒是与中国儒家和老庄思想，有其相近之处。禅宗思想的光大，可以说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它使佛教从繁文缛节、烦琐的思辨和天竺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加以简易化和中国化。中国人最注重结婚生子，传流后代；同时读书人必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这两点成为佛教在中国传布的最大障碍。但禅宗主张不必出家，也不必诵读佛经，即可悟道成佛，以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信者渐多。由此看来，禅宗的产生，可以说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妥协，也可以说是佛教衰落的现象。前期的法相宗，因崇尚细密的思辨，其宗派又渊源于天竺，因此其工作着重于留学和佛经的翻译。到禅宗昌盛，佛徒们大规模的译经和留学的狂热都告终止，继之而起的，是心性的讲求和生活的体验。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宋代理学的先驱。唐武宗灭佛后，各宗衰微，惟有禅宗以秉守简朴的宗风，受祸较轻，仍为士大夫所普遍崇信，渐至儒学几乎完全禅化。此外，净土宗也以宗义简单，得以流传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