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与祅教

道教在唐代，大体说来，是始终为皇室所尊奉的。它虽然没有像佛教在社会上那样风行过，也没有遭遇像武宗时佛教所受的那种打击。李唐皇室之所以支持道教，一来因为皇室与老子同姓，甚至自谓是老子的后裔。［参看唐太宗《令道士女冠在僧尼前诏》（载《隋唐文汇》页四七五）］二来因唐代皇帝多喜食丹药，以求长生，而这类丹药的制造，正是道士们的专长，因此他们能与皇帝接近而受其宠信。道教的缺点，在其除《道德经》以外，缺少益人智慧的经典，较之佛藏的渊博精微，相去甚远。而其若干仪节，亦不如佛教为合理。例如道教“救苦”的办法是“解发系颈，以绳自缚，牛粪涂身，互相鞭打”。［见傅勤家《中国道教史》，页二八七引《辨正论）］这种荒诞举动，不但无法博取知识阶级的尊奉，也难以获得平民大众的信仰。因此道教虽有皇室为后盾，其流布仍远不如佛教之广。

隋文帝虽然信佛，对道教也甚尊崇，他曾下诏保护道教。唐高祖虽对佛道都不感兴趣，但也曾亲谒终南山的老子庙。太宗时，佛道都已盛行，太宗本人则对道教比较尊重。高宗乾封二年（667），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的地位益隆。到武后临朝，加意提倡佛教，她称帝后，更把佛教的地位提升至道教之上，道教的声势乃大为低降。

到玄宗，又提倡道教，他一面淘汰沙门，一面尊崇道士。他一度命道士、女冠隶属于宗正寺，简直把他们看作宗室；又设崇玄学，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兼任，并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当时全国的道观，共一千六百八十余所，公主妃嫔，多入道院为女冠，受“金仙”、“玉真”等封号，可以说是道教的极盛时代。玄宗后，佛教又盛，但道教一直未遭受挫折。肃代二宗时，因国内战乱，对佛道都没有加意提倡。德宗与宪宗，则采佛道兼信的态度。武宗在藩邸时，即好道术。他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并因归真等人的怂恿，造成佛教的浩劫。其后不久，宣宗又崇佛教，道教的地位再度低降。但道教凭依其与皇室的关系，终唐之世，从未遇到严重的顿挫。

道教之所以能结欢帝室，主要原因是进献丹药。唐代食药之风甚为流行，中唐以后益盛。有好几位皇帝，作了这类丹药的牺牲品，太宗、宪宗、武宗、宣宗的死，都与食“长年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祅教即拜火教，又名火祅教，为波斯人苏鲁阿士德（Zoroaster）所创，他大致是前六百年到前五百年之间的人。祅是“神”的意思，祅教是一种二神教，它把世上万物，分为善恶两面，有阴阳二神司之，阳神代表光明，为众善之本，阴神代表黑暗，为万恶之门，两神时常争斗，但善常能制恶。它认为火是阳神的象征，因而拜火，对太阳也加以崇拜。据说祅教的祭祷仪式非常简单，凡欲祭神的，只需携一牺牲，前往净地，便可谒祷天神。但只许为全体波斯人或波斯王祷祝，禁止祈祷私事。同时必须有祅教教士“穆护”（Magi）莅临其旁，祭祀才算合法。

祅教于3世纪末期，为波斯奉为国教，其后流行于今中亚区域的西域诸国。北魏末年，祅教传入中国，当时称之为“胡天”，北魏胡太后、西魏文帝和北齐后主，均信奉之。北周也有拜胡天的仪式，由皇帝亲自主持，其目的在招徕西域人。到唐时，传布益广。高祖武德四年（621），敕立祅寺于长安，并置萨宝、祅正等官，以掌教务，皆以胡人充之。其后东都洛阳以及碛西诸州，亦均有祅寺。唐平西域后，由政府每年两次派人祭祀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祅，以羁縻教徒，但禁止汉人信奉。其教徒来中国的，也没有传教举动。武宗时，祅教与其他外教，同遭厄运，教徒被勒令还俗者二千余人。宣宗时虽弛教禁，但祅教日趋衰落，南宋以后，便不再见于中国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