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学的演变

东汉以后，传统的儒学渐趋衰微，继之而兴的是玄学和佛学。虽然如此，儒学却始终有它自己的领域，仍有不少的人去研究它。玄学和佛学远不如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来得密切，儒家政治理论的完整，更非玄学与佛学所能及，因此它们无法取代儒学的政治地位。历代的中央政府，无论尊儒与否，总有借重儒家儒学之处。所以无论玄学或佛学如何在社会上流行，儒学终能衰而不绝。魏晋南北朝时代如此，隋唐也是一样。

东汉的儒学，以郑玄集大成，他治经兼重古文和今文。其后曹魏的王肃，极端相信古文，风尚所趋，所有古文家的学说，都有人研究，而汉代古文经学未立学官的，魏时也都列入学官。古文盛行以后，诸家又各分派别。例如《周易》有王弼、郑玄二家，《毛诗》有郑玄、王肃二家，《左传》有服虔、杜预二家，立说颇多不同。东晋以后，经学又分为南北两派，各有所宗。南派《周易》宗王弼，《尚书》宗孔安国，《左传》宗杜预；北派则《尚书》、《周易》宗郑玄，《左传》宗服虔；《诗》则同宗毛公，《礼记》同宗郑玄。大体说来，南人多宗魏晋人的传注而其间杂以玄学者，北人则犹宗晚汉经说。两派的治学方法也不相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见《北史》卷八一《儒林传上》］

隋统一后，南学渐盛。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偏重南学，风行一时。至唐太宗，以经籍文字谬误甚多，乃于贞观四年（630）命颜师古考定《五经》。七年（633），颁行全国，是为《五经》定本。十二年（638），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太宗诏改名为《五经正义》。复经考正损益，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始颁行全国。“五经”指《周易》、《尚书》、《左传》、《毛诗》、《礼记》，《正义》于前三者的注疏，均采南派，因此经学统一，北并于南。每年明经的考试，便以《正义》为依据。此外又有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均宗郑玄注。

《五经正义》颁行后，经学定于一尊，明经考试，不能与《正义》的学说相违背。因有此拘束，反而阻碍经学研究的进步，因此唐代除孔、贾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但一部书绝不可能毫无错误，也不可能永远为人尊奉，因此渐有反对《五经正义》的立论出现。武后长安三年（703），王元感上《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书，皆与《正义》立异。武后命弘文、崇贤两馆学士、成均（国子学）博士等加以审查，以其书非诋先儒，多不以为然。但若干朝臣，喜其议论新奇，对其书评价甚高，武后下诏褒美。此后《正义》渐不为人所重，遂形成一种怀疑旧注、崇尚新说的风气。

代宗大历以后，经学者多标新立异，不守旧说。例如啖助作《春秋集传》，杂采三传，各取其长。陆淳作《春秋纂例》等书，抨击三传，自以臆说解经。此外如成伯屿的《毛诗指说》，李翱的《易铨》等，皆尚新说。这类著作，因过逞私意，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影响所及，遂开宋人怀疑古经的风气。

唐代又有石经的刊刻，此举创议于太和四年（830），始事于九年（835），事成于开成元年（836），故名“开成石经”。石经包括十二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共刻二百二十八石，计六十五万二千零五十二字。凡经文不从注疏的，皆有依据。其后五代雕印九经以及宋代石经，均以之为蓝本。

至于唐代的儒家思想，也呈现衰落状态，甚少创见。这主要由于佛学发达，才智之士，群趋佛学的研究，而对正统的儒家思想，反少兴趣。韩愈是中唐时代的大文豪，同时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曾作《原性》一文，约略谈到人性问题，其持论主张发挥孔子性说之长，并无特殊的创见。同时文中对于杂用佛老学说而言性者，表示不满。其后他被贬至潮州，与高僧大颠往还，颇受影响，其排佛的态度，渐不如以前的强厉。但他对心性之学，仍没有显明的收获。他的弟子李翱，也曾与高僧惟俨论学，颇有警悟。翱曾作《复性书》，表面远攀儒家经典，不及佛书，实际其中已杂有许多佛家理论。这部书被认为下开宋代理学的先河，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儒家思想与佛学的关系。［参看罗香林《大颐惟俨与韩愈李翱关系考》（载《唐代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