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队的种类

宋行募兵制，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大部是召募而来，分隶于殿前、侍卫二司。有关召募、廪给、训练、屯戍、拣选、补充等事项，则由枢密院掌理。

禁军为皇帝的卫队，也是宋帝国最精锐的部队。由于宋室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因此对禁军的拣选训练，最为注意。同时宋室并积极扩充禁军的兵额，太祖初年，禁军不过二十万人，到仁宗时，已增至八十二万余人。禁军的任务为保卫首都，兼备征伐，他们约有半数驻于京城及其附近地区，其余则分戍边境及若干内地重镇。外戍的禁军，每一年或二年必换防一次，以使士卒习于劳苦；戍地统帅则不随兵易防，以免武人拥兵自专。厢兵是诸州的地方军，“厢”为“城厢”之意。厢兵有时一军分隶数州，他们的任务是在诸州担任畜牧和修缮之役，极少用于作战。太祖时，命选厢兵的壮勇者，送京师充禁卫，其余则留驻本州，因此厢军的素质甚劣。加以他们专供给役，缺少训练，自然也谈不到战斗力。仁宗时，厢兵多达四十三万余。至于禁兵与厢兵的饷给，相差甚多，禁兵饷给尚可赡养家室，厢兵则待遇微薄，故多兼营他业。

乡兵即民兵，并非国家的正规军。这种兵的来源，一部分出自召募，一部分自民户征调。后周太祖时，曾征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税户为兵，号“保毅军”。宋沿其制，真宗咸平四年（1001），令陕西税户，家出一丁，号曰保毅，由政府发给粮饷，分番戍守边地。次年，陕西沿边保毅，扩充至六万八千余人。其后若干地区均建置乡兵，名号繁多，而以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为最著。仁宗时，仅河北、河东义勇即达二十六万余人。蕃兵为外籍兵团，也可以说是边塞上的乡兵，为内属的外族组织而成。这种兵以西北地区为多，西北边疆的羌戎种落，不相统一，政府对其附塞者施以军事组织，给以旗帜器械，使其守边，一切制度与乡兵相同。

乡兵和蕃兵，只限于少数地区才有，厢兵虽遍布各州，但也缺少校阅；真正符合兵的标准的，只有禁兵，其召募和训练，都有定规。太祖时，曾拣军中勇壮者，号为“兵样”，分送各地，命如样召募。后改用木梃，标以尺寸高下，以为募兵体高的标准，谓之“等长杖”，其标准高度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其后因国家渐安，募兵乃不如初年的严格，素质日渐低落。此外，宋室为防止士兵逃逸，有刺面涅手之法，也就是在士兵的脸上或手背上刺字，以为标志（仁宗时，禁兵脸上刺“指挥”字样，其他时代刺字是否相同，不得而知）。士兵刺面的办法，始于唐末，朱全忠是其创始者。至宋，刺面以外，又有涅手之法。宋时禁兵刺面，乡兵蕃兵涅手，厢军可能刺面。这种办法，无异视士兵为罪犯，影响所及，使军人的地位，日趋低落。

兵种方面，则以步兵为主，骑兵仅占一小部。此外又有水师，始建于太祖时，最初目的在用以平定江南。其后各路厢军中，多置水师。宋室南迁后，因保卫江淮，水师大为扩充，其规模远过北宋，操演也甚勤。韩世忠困金兀术于黄天荡，虞允文拒金主亮于采石矶，都得力于水师。至于制造船舰，中央政府特置“造船务”，各路厢军中亦多有造船机构。当时有所谓“车船”，是一种以车轮推进的船，为当时的水师普遍采用。

宋太祖时，因精选勤练，禁军的战斗力甚强，故能平定群雄，造成大致统一的局面。太宗承其余绪，也能扫平北汉，两伐契丹。到真宗时，冗兵日增，渐至造成宋室财政上的绝症。澶渊之盟后，真宗更致力于封禅符瑞以自高身价，边务为之废驰。仁宗时，因西夏叛乱，大肆召募，并征调民兵，冗兵之患遂日益严重。当时禁军多怯懦畏战，主要的作战任务乃转移到乡兵身上。因乡兵生长边鄙，熟知边疆地形及敌情，又以爱护家乡，每战必出死力。此外蕃兵也强劲任战，仁宗皇祐五年（1053），宋以狄青讨平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县）蛮酋侬智高，即得力于蕃兵。但宋室对边将钳制过甚，加以不得久任，以是虽有良兵，仍不足以捍御外寇。

宋代的冗兵，与募兵制的本身也有连带关系。宋代募兵，并没有完善的退役制度，士兵可以老死行伍，但其胜战的时期不过十数年，其余时间，等于养老。老兵既不可用，于是再募新的，军队乃愈养愈多。有时遇到天灾，更以招兵为救济灾荒的手段。用这种方式建立的军队，其素质不问可知。到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改革兵制乃为其中重要的一项。

王安石的改革办法，主要是以民兵代替募兵。哲宗时，旧党当政，废保甲，罢教阅，于是民兵亦衰。到徽宗时，宦官把持兵权，兵制益坏。当时宦官童贯，内则领枢密院，外则为宣抚使，由于他的偏私冒功，致使宋军士气低落。伐辽之役，宋室重兵大部集中北方，而京师禁军，因屡年逃亡，数目甚少。及金人南下，京师空虚，终致造成靖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