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外的经营

明统一后，中国西北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交通，因蒙古余部和帖木儿帝国的阻隔，无法畅通，但南方海上的交通，其盛况则在宋元之上。明在海外的拓展，南宋遗民的后裔，实为前导。南宋灭亡后，爱国义士，相率逃亡海外，与中国邻近的安南、占城等地，都成遗民世界。元代，安南、占城叛服无常，当与这批南渡的华侨有关。到明，国人久已闻知海外的富庶，自动泛海经商的，愈来愈多，而明室又努力从事海外通好，因此中国的海上事业，日趋繁盛。明太祖鉴于元人征日失败，颇知笼络四夷，遣使招徕西域及南洋诸国。成祖的态度更为积极，他屡命宦官出使异域，如侯显使乌斯藏（即西藏），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剌甲等，但最著名的，则无过于郑和的下“西洋”。他的出使次数之多、所带船只兵丁数目之大和航程之远，在当时都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事业。

郑和，云南人，世称“三保太监”（三保可能为和小字），原姓马，世奉回教，做太监后，赐姓郑。他自成祖永乐三年（1405）开始出使，至宣宗宣德七年（1432）最后归国，前后二十七年间，凡七次出海，历五十余国，遍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西岸各地，最西到达非洲东部。至于他出使“西洋”的原因，近人归纳为下列数点：一、成祖怀疑惠帝未死，匿迹海外，因而派和统兵出国找寻。二、元亡后，帖木儿帝国强盛，对明的西北边防，威胁甚大，太祖时，即曾遣使与海外诸国联络，成祖仍本既定国策，遣和出使诸国，组织海上联盟，使帖木儿帝国不敢轻启战端。三、发展国际贸易，以国产的锦绣、瓷、漆等物，换取南洋的香料宝货。四、耀兵异域，以夸示中国的富强。［参看徐玉虎《郑和下西洋原因之新探》（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

郑和七下西洋的舰队，异常庞大，船只最多时达百余艘，少者也有四五十舱，最大的船，长达四十四丈余，宽达十八丈。每次远航，所带的士兵和随员，多则三万人，少则二万人，其盛况在历史上是少见的。随员中包罗各种人才，组织也非常严密。因此七次航海均能不辱君命，扬国威于海外。至于七次航海的往返年代，据近人考订，旧史颇有错误。今据新说，略述郑和七次出使的经过。［参看徐玉虎《〈明史〉中郑和下西洋年代之谬误考》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

第一次，永乐三年（1405）冬，自苏州刘家港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在今福建福州东南大海中）起航，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历满刺甲（今马来半岛南端西岸）、古里（今印度半岛西岸）诸国。六年（1408）九月还，诸国遣使随和入朝（旧说同）。

第二次，永乐五年（1407）统舟师往爪哇（今印尼雅加达）、古里、柯枝（今印度西南端）、暹罗等国，代表明室颁赐其国王诰命、银印，诸番王各以珍禽异兽贡献。七年（1409），归国（旧说六年九月出海，九年六月还）。

第三次，永乐七年（1409），统舟师前往各国，道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岛），其王烈苦奈儿不恭，明师擒之，并持诏封满剌甲国王。此次最远的航程，至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岛名）及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阿丹等地。九年（1411），归国（旧说十年十一月出海，十三年九月还）。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1413），统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途中生擒苏门答腊国伪王苏干剌。此次最远的航程，至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等国。十三年（1415），归国（旧说十四年冬出海，十七年七月还）。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1417），统舟师至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在今非洲东岸）、爪哇、古里等国，各国竞进方物。十七年（1419）七月，归国（旧说十九年春出海，二十年八月还）。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统舟师送忽鲁谟斯等国使臣返国。及和归国，成祖已死，其时当在二十二年（1424）冬（旧说二十二年正月出海）。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宣宗以践阼已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乃再命和出使。历满剌加、苏门答腊、南渤利（今苏门答腊西北部）、阿鲁（今苏门答腊中部偏西）、柯枝、锡兰山、阿丹、剌撒（阿拉伯半岛东部）、忽鲁谟斯等十七国。八年（1433）七月，归国（旧说同）。

郑和的出使，不特是明朝的大事，也是近古以来中国的大事。中国舰队航程的辽远和声威的南播，都为前古所未有。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激起了国人向海外发展的更大兴趣。由于他的出使，海外的情况益为国人所了解，因此福建、广东地区的居民，纷纷移殖于南洋。明中叶以后，国威渐替，但国人前往南洋的始终不绝。有的经商开矿，奠定日后华侨的经济基础，而其中若干冒险家，攻占土地，自立为王，他们的后裔，便是后来西班牙、荷兰等国人经略南洋时所遇到的劲敌。西洋人虽然终于统治南洋，却无法动摇华侨的经济实力，这可看出华侨在南洋地位的稳固，其基础则是在明代奠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