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寇的猖獗

明思宗即位之初，诛魏忠贤，举国寄以莫大的希望，其时虽然外患已炽，内政的积弊亦深，但东北有袁崇焕的坐镇，局面已渐稳定；内则元恶已去，政事也颇有转机；如能大刀阔斧地积极改革，则国事依然大有可为。但思宗为人刚愎多疑，仍然重用宦官，以之提督东厂、京营及出任监军等。他在位十七年中，更易宰辅，多至五十三人。阁臣之贤者，如孙承宗、文震孟，都旋用旋罢；而他较为信任的，如温体仁、周延儒等，又皆迎逢取宠，无所树立。一般士大夫也只知意气用事，作门户的斗争。因此政治积弊，始终未能彻底改革，遂至盗贼蜂起，国内大乱。而袁崇焕也受朝议的牵制，不能尽展其才，最后竟为清人反间而死，外侮遂不可收拾。明室的危亡，终于无法挽救。

明武宗时，因建筑宫室，世宗时，因边境用兵，均曾加征田赋。神宗时，征敛杂税，名目繁多；末年用兵辽东，又加收“辽饷”。思宗时，流寇事起，又因练兵剿匪，加征“剿饷”、“练饷”。人民因重税压迫，不堪其苦，神宗时已屡生变乱。熹宗时，魏忠贤专政，党羽遍全国，到处侵渔百姓，于是白莲教乘时而起，蔓延于北方。到思宗，更有大规模的流贼之乱，愈演愈烈。思宗时的流贼，分子甚为复杂，有白莲教的余党，历次援辽之役的逃兵，哗变的边兵，被裁撤的驿卒以及由于虐政灾荒造成的饥民等。他们在外患猖獗、内政黑暗的环境下，到处蔓延滋长。流寇初起于陕西，崇祯元年（1628），陕西大饥，民众掠食四方；而固原（今宁夏固原市）边兵，又因缺饷哗变，与饥民合势，到处啸聚。其中以在安塞（今陕西安塞县）自号闯王的高迎祥为最强，各地饥困军民都依附他。次年，朝廷为筹军费，裁撤陕西各驿站的驿卒，这批驿卒，又大大助长了流寇的威势。三年（1630），延安（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贼张献忠起兵，自称八大王。次年，米脂（今陕西米脂县）贼李自成也自称闯将，与张献忠等联合。其余零星小股，多至不可胜数。

流寇初起时，边臣杨鹤不能制，因主招抚。但流贼抚而又叛，其势日盛，逐渐蔓延至山西。明乃以洪承畴代杨鹤，承畴督总兵曹文诏连破关中贼，迎祥等逃入山西，文诏追剿，又连战破之。六年（1633），文诏他调，贼势复炽，流窜河南、湖广、四川。次年，明以陈奇瑜率诸军进讨，奇瑜偕卢象升连战破贼，贼众分途流窜，高迎祥、李自成为明军困于车箱峡（在今陕西平利县境内），贼众死者过半，自成请降，奇瑜轻敌许之。贼出峡后又叛，复自陕西进犯河南，明乃逮奇瑜下狱，再以洪承畴代之。八年（1635），诸贼酋大会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然后合势东掠，攻陷凤阳（今安徽凤阳县）。既而自成与献忠不合，分为两股。高、李复入陕，张献忠继之，会于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并破杀曹文诏，气焰大盛。其后张献忠复窜河南，盘踞商洛山中（今河南西部山区）。明廷以洪承畴主持西北军事，卢象升主持东南军事，分当剿匪之任。

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李自成为洪承畴所败，乃东窜与张献忠合势，既至河南，又为卢象升所败。迎祥等南窜淮南，象升又败之，于是高李又折而入陕。明将孙传庭击擒高迎祥于盩屋（今陕西周至县东），诸寇无主，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张献忠则困居商洛山中，流寇声势大减。适值清兵入塞，卢象升奉诏入卫，南方空虚，寇势复炽。次年，张献忠自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东犯安庆（今安徽安庆市），连陷州县，既而又窜回湖广。时熊文灿奉诏督师，一意主抚，献忠遂伪降于文灿，李自成自陕西犯四川，进窥成都，明师来援，自成遁走甘肃。十一年（1638），自成再犯四川，继而为洪承畴大破于潼关，自成遁走商洛。是时献忠已降，自成又败，流寇颇有肃清之望，而清人又于此时分道入犯，连陷近畿州县，兵锋直指济南（今山东济南历城区）。孙传庭、洪承畴先后入卫京师，西北又告空虚，而寇势遂不可制。

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叛于谷城（今湖北谷城县），明将左良玉击之，大败，明乃逮治熊文灿，以杨嗣昌代之。次年，张献忠入蜀，左良玉追击，大破之。既而良玉与嗣昌不合，不肯尽力，于是献忠之势又盛，四川诸州县俱为所陷；李自成也乘时猖獗，于十四年（1641）攻陷河南（今河南洛阳市）。献忠亦自四川东出，陷襄阳，嗣昌行师至沙市（今湖北沙市），忧惧自杀，明以丁启睿往代，贼势益炽。既而李自成连陷南阳（今河南邓州市）、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河南州县，多为残破；张献忠则为左良玉所败，远窜东南。十六年（1643），李自成陷襄阳，僭号“新顺王”；献忠亦自安徽回陷武昌（今湖北武汉武昌区），称“西王”。不久，武昌为左良玉克复，献忠乃窜扰湖南、江西。李自成自襄阳攻潼关，孙传庭战死，西安不守。次年，自成建国号曰顺，改元永昌；张献忠则复入四川，自称大西国王。这时洪承畴早为清人所俘，山海关外之地，全部沦陷，而流寇的势力，已非明室所能抵御。就在这一年，流寇攻陷北京，清人也接着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