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地

史学极盛于宋代，至元明，其学渐衰，但亦不能说毫无成绩。正史中的宋辽金三史，都成于元代。三史自元世祖时即开始修撰，其后又经历朝的经营，至顺帝，再命脱脱等重修，始成定本。三史中惟《金史》尚能叙事详明，具有条理。《宋史》则编次不善，伤于繁冗，错误不可胜数。《辽史》又病在简略，芜陋不堪。明初，命宋濂、王袆等修《元史》，以《元十三朝实录》为根据，其列传及诸志，也大都有元人的成书，以资采择。《元史》于洪武二年（1369）二月开局，八月成书。又因顺帝无实录，元末的事迹也甚缺少，乃于次年二月重开史局，加以补辑，至六月书成。由于成书过速，疏漏错误之处，自然无法避免。例如书中对蒙古人在西亚及欧洲事迹的记载，过于简略；列传的次序，也稍嫌紊乱。其他著名的史学著作，则有薛应旂的《宋元通鉴》，陈邦瞻的《宋史记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但体裁因袭前代，并无创例。此外明代文士，颇能留心于本朝史实加以纪录，这类著作，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史料。

清人治史，重在考订训释，至于史事的记录，其成绩不及宋明。清初的史学，开拓于黄宗羲，其后万斯同、全祖望加以光大，至章学诚而集大成，蔚为著名的浙东史派。宗羲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学术史的名著。斯同，浙江宁波鄞州区人，字季野，宗羲弟子。他自幼便有志于明史的撰述，康熙时，开明史馆，他曾以布衣参与修撰明史的工作，在北京十余年，所著《明史稿》五百卷，甚为识者所称许。他治史以求史实的正确为首务，力避空洞的议论和轻率的臆测，所以他的工作，大部为史料的搜集和鉴别。这种着重实证的治史方法，对清代史学界发生很大的影响。斯同死，其稿为王鸿绪所得，鸿绪冒为己作，妄加窜易，以致面目全非。乾隆初，张廷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鸿绪史稿为底本，加以增损，实则其稿大半出于斯同之手。而当时的史臣，有所顾虑，每多更换原文，以媚时君，因此乾隆时所修的《明史》，不如斯同史稿的信实。祖望亦鄞州人，字绍衣，他继黄宗羲未竟之志，续成《宋元学案》一百卷，叙述宋元学术的渊源派别，极为详实。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才识尤高，所著《文史通义》一书，言史学方法及理论见解超特，发前人之所未发。他并提倡撰修方志，对方志的取材及编纂之法，也多有论列，其义例甚为后人所取法，渐至方志成为专学。

清初，私人修史之风甚盛，但因庄廷鑨、戴名世两次史案，均兴大狱，清人撰集近代史实的风气以是遽衰。史家如全祖望，虽于其文集中记载明末名贤遗事，但亦不敢刊刻。乾嘉时代的史家，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最著。钱有《廿二史考异》，王有《十七史商榷》，赵有《廿二史劄记》，均为一代名著，但都不出考订训释的范围。嘉庆以后，清室文纲渐疏，于是研究明史之风又盛，重要著作有陈鹤的《明纪》，夏燮的《明通监》等。对于南明史的撰写，也于此时开始，如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徐鼒的《小腆纪年》，钱绮的《南明书》，都专记南明史实。到清末，学者更群趋于明清之际及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以发泄其排满思想。这种风气，直传到民国。［参看李宗侗《中国史学史》，页一三七至一五〇］

至于清代官修的本朝历史，主要有《实录》及《国史》。实录自太祖至穆宗，均成于清代；德宗一朝，则于民国修成。《国史》分本纪、传、志、表四大目，其下又分若干细目，体制甚详。光绪时，王先谦私据《实录》，删节而成《十朝东华录》（自太祖至穆宗）。宣统时，朱寿彭根据邸抄及报章，续成《光绪东华录》。此外又有“方略”一类，专记历朝用兵事迹。道光以后，与西洋各国交涉频繁，亦有专书记载其事，是为“三朝（道光、咸丰、同治）筹办夷务始末”。

地圆之说和经纬线的地图绘制法，均于元代输入中国。但当时国人了解而同意的，可谓绝少，因此并未发生任何影响。元代地图，以朱思本的《舆地图》最为著名，其图布置精到，于前代地图的错误，多有改正。明世宗时，罗洪先因朱图改制为《广舆图》，其图传播始渐广，而为后人所取法。到明神宗时，利玛窦来华，屡次绘制世界地图，国人对世界地理的新知识始有较多的吸收，诸如经纬度的测量，地名的译定，五大洲的观念，地圆说及五带（二温、二寒、一热）的划分，均由其正式介绍给国人。当时虽受一般士大夫的欢迎，但能接受这种学识的人仍然甚少，因此利玛窦死后不久，国人即不再重视这种制图法。其后清圣祖末，也曾命教士以西法测绘地图，但其图由清室秘藏，且国人科学知识水准过低，因此仍不能普及。直到清末，西学大量输入，西式绘图法才渐为国人所普遍了解。［参看王庸《中国地理学史》，页八五至一二六］

方志的著作，明清两代均甚繁富，至于不可胜记。此外清代史家，多喜兼治与史学有关的地理学。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论述各地的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极为详尽；并根据史实，推论若干战役得失成败的原因。其组织和方法，可为地理学研究的楷模。又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胡渭的《禹贡锥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等，都是这方面的名著。道咸以后，学者多致力于边疆地理的研究，重要著作有徐松、何秋涛的《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此外若干学者，进而研究世界地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海识略》，虽然成就不伟，但其志趣及识见，则甚可佩。清末，杨守敬综合诸史地理志，绘成《历代地图》，详记疆域的变迁，可谓集沿革地理学的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