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家的流派

战国时代法家的发源地有二：一是齐国，一是三晋。而这两个地区的法学思想，其内容是截然不同的。齐国一派法家思想的书，现存的有《管子》、《晏子》，其作者并不是春秋时代的管仲晏婴，而是后人所假托的，但其中当有一部分是管晏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这派政治思想的重心在经济方面，因为齐国在当时列国中是最富庶的，既富之国，自然注重经济政策以利用其富。《管子》书中论理财的地方，几乎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无论在内政、外交、教育任何一方面，都以经济为着眼点。它认为人君当以政令的督禁，谋求人民的根本利益，办法则是以重农政策为中心，辅以节用、输财、济困诸端。人民必须享有充裕的衣食，但私人的财产不能积聚过多，以致贫富悬殊而发生危机，因此它主张将工商大利收归国有。人民的道德也须以经济做基础，它最为后世所传诵的两句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晏子的主要的论点，在于杜绝大国的淫侈，如何使其富而不侈，庶而不淫。其中除了贬抑孔子的地方，大体与儒家学说并无相违背之处。

三晋的法家思想，着重在政治方面，即如何巩固政府的地位，加强君主的权力等。晋在春秋初年，便有实行军国主义的趋势，到三家分晋后，魏国更首先变法，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三晋的法家最多，秦国的富强，几乎全仗三晋法家之力。晋在春秋时，和秦国历代联姻，同时两国邻近，也许风俗有若干相同之处。到战国，三晋习染中土的奢侈，渐渐衰弱，而秦国反以新兴之国，利用三晋的法家，致国家于富强。

三晋法家，又可分为三派：一派重“术”，即以权谋操纵臣下，暗别忠奸，加以莫测的赏罚，使臣下悚惧，不敢为非。这一派可以与商鞅同时的韩相申不害为代表，他本是郑的“贱臣”，韩昭侯（前358～前333）用之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者十九年。他著有《申子》二篇，久已亡佚，他的治术仅见于《韩非子》的间接叙述。一派重“法”，主张厘定法条，以严刑重赏为手段，促其彻底实行。战国初期的李克和中期的商鞅，都是这派的代表人物。李克曾相魏文侯，商鞅曾相秦孝公，使魏秦蔚为霸国。李克著有《李子》三十二篇，今已不传。商鞅有《商君书》二十四篇传世，但不是他本人的手笔。另一派重“势”，特别强调势位于君主之重要，认为君主只要掌握政府的权威，即可号令人民，莫敢不从。这派代表人物是赵人慎到，他与孟子同时，曾著《十二论》，但失传已久，今本《慎子》，则是伪书。集三派大成的人物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的学说，以势为体，以法术为用，更吸收道家的“无为”，构成法家思想最完备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