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帝时代的政局

文帝于入统之初，首收大臣的兵权，而以自己的旧属担负统领南北军及管理宫殿的任务，这一点表现出他的过人机智。此外他具有不少美德，例如他自奉俭约，经常穿着黑色绨袍，即使幸姬也衣不曳地；他谦冲为怀，容纳直谏，废除诽谤及妖言罪以求忠言。（妖言罪曾于吕后元年废除，其后可能又行恢复。）最难得的，是他的守法精神，他虽然具有绝对的权威，但能使法律不因个人的爱憎而遭到破坏。至于临民的慈爱，处事的精勤以及对人才的奖掖注意，也都是他的长处。总之，他几乎具有一个好皇帝的所有条件。

虽然如此，仍有些前代遗留下的难题，使他无法解决，这些难题，导源于汉初的“无为政治”。这种政治原则，虽然使人民得到苏息，国家日趋繁荣；但因过分的放任与松懈，而致内政外交随之发生严重的危机，如果不是文帝的贤能，大变乱可能在他的时代就要爆发。当时的最大难题，是诸侯王和匈奴的问题。

各诸侯王国，因为安定了一个时期，人口大为增加，实力也随之增强。在中央政府无为的政治原则下，列国的内政，不大受到干预，因而养成诸侯王的骄恣。同时文帝以诸侯入统，对原来地位与他相同的诸王，自不敢过分约束，如此更助长他们的野心。文帝即位之初，旧有的诸侯王国，只剩楚、吴、齐、淮南、长沙五国；吕后时改封诸吕的赵、梁、燕三国和改封“惠帝子”的淮阳国，均于诸吕事件后废灭；代也因文帝的入统而王位虚悬。文帝于元年（前179）立高祖堂弟刘泽为燕王，赵王友之子遂为赵王。二年（前178），又分赵地，立赵王友少子辟疆为河间王，分齐地，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章弟兴居为济北王。泽曾与大臣计议，共立文帝，章、兴居则曾在讨诛诸吕时尽力，三人皆因功受封。同年，文帝又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分代地而立），揖为梁王。所以文帝初年，宗室诸侯王国已增至十几个，关东的广大地盘，几乎全为它们所掩有。诸王之中，颇有骄恣不法和敌视中央的。例如淮南王长（文帝异母弟），便直呼文帝为“大兄”，并曾擅杀大臣，自作法令。文帝曲予优容，他却益形骄妄。又如济北王兴居，以不满封地过小，于三年（前177）造反，事平国废为郡。诸国中最富强的要算吴国，辖有三郡五十三城。它的东境滨海，境内产铜，吴王濞（文帝堂兄）煮盐铸钱，因而国用富足；他并招致各地亡命之徒，密图不轨。在帝国内部，他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的最大敌对势力，文帝虽然对他敷衍得相当得法，却不能消除潜在的危机。当时中央政府与诸王国的对立，俨然是秦与六国形势的重演。

另一严重问题是外族问题，当时汉的主要邻国，北有匈奴，东有朝鲜，南有东越、闽越、南越；除匈奴外，其余全是汉的朝贡国。对匈奴，汉从开国之初便屈居下风。高祖曾于七年（前200）讨伐匈奴，几致全军覆没，此后汉廷即以子女玉帛结欢于它，叫做“和亲”。这政策到文帝时依然遵行着，但匈奴仍时常入寇。汉因内部的问题尚无法解决，对匈奴自然不敢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地位。

此外如社会上仍然弥漫着秦代重势尚利的遗风，制度方面也依然保持着秦代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法律，虽已除去若干严刻的条款，但仍嫌残酷悖理。这些方面，文帝也同样无法作大规模的革新。文帝是赞成改革的，但前代交付他的任务过于沉重，使他无暇兼顾；而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和汉初以来的黄老思想，也是阻挠改革的主力。但他并非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因此他竭力充实国力，储备人才，以为来日之用。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时代虽未曾从事大规模的改革，但汉帝国全盘革新的计划，却在他的时代即已拟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