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莽的改制与灭亡

王莽的即真，只是他的政治理想初步的实现，继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重大改革。他即真之初，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还根据若干儒家经典，把官名大事更改。例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太常为秩宗，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等。宫室和郡县也都改名，繁多到不可胜记。

他的最大一项改草，要算恢复所谓“井田”制了。这种制度曾否在古代实行，实已无法究诘。但自战国以降，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加甚，这种制度乃成为若干儒家政治改革的理论根据。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书建议限田。哀帝时，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也曾有同样的主张，并建议以三十顷为私有田地的最大限度；但因遭受贵戚及幸臣们的反对，未能实现。董等的限田主张，本是因井田制不易实行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王莽却以恢复井田为己任。他于始建国元年（9）下诏，把全国土地收为国有，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限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过一井，即九百亩，过限的田，须分给宗族乡邻。无田的人，由政府授田，授田的数目，虽没有说明，当是依井田制“一夫授田百亩”的办法。诏书中附带的另一项改革，是现有的奴婢，不得买卖。

这办法的施行，自然要遭到重重的障碍，诸侯大臣以及庶民因买卖田地奴婢而犯法的，不可胜数。大概最后陷于无法推行的地步，终于始建国四年（12）解除禁约。

经济方面的改革，着重于开发利源，增加生产，却也颇顾及到人民的生活。有些改革项目，是承袭前代而加以扩大的。例如国营专利事业，武帝时盐、铁、酒均由国家专利，王莽则扩大到连铜冶以及名山大泽资源的开发等，也都由国家独占。又如武帝时曾征收工商业货物税，王莽则扩大到征收工商业所得税，凡人民从事渔、猎、畜牧、巫、医以及养蚕、纺织等业的，均取其所得纯利的十分之一，叫做“贡”。

关于增加生产，有两项主要办法，即征课荒地税和强迫劳动。凡是荒弃的田地或城郭中的空地，均须征税，无业的人，也得纳税，不纳者则由政府给予衣食，强迫劳动。

救济贫民的重要措施是“赊贷”和“五均”，也就是国营的放款和平价事业。凡人民遇祭祀或丧事无钱举行时，可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但须按期归还。如为经营生业而贷款，则须按年纳息，息率为贷款者所获纯利的十一分之一。平价办法是凡五谷布帛等日用必需品，遇滞销时，由政府照本收购；政府并算出各地此类物品的平均价格，此后如遇此类货物的市价超过平均价，则由政府照平均价出卖；用以稳定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此外，王莽并改革币制。武帝时，开始由政府铸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到他居摄时，更造大钱三种，与五铢钱并用。他即位后，定货币为六大类，即金、银、龟、贝、钱、布，计二十八品，严禁人民私自铸钱。

以上各项制度均是始建国元年至二年（9～10）陆续颁布的，其施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确知；但币制的改革，曾造成金融上巨大的紊乱。此外铜冶与山泽的专利，均先后废除，想必也遭遇困难。据史书说，王莽喜欢讨论制度的条文和名词，但对最重要的实际政务，却不措意。官吏任用非人，大都贪污残虐，有些县竟长期没有首长。在这种政治情况下所推行的新法，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另一项改革，引起外族的背叛。王莽因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分“天下”为九州万国，并废除所有的王号，凡从前受汉封为王的四夷君长，一律降号为侯，并改玺为章。匈奴单于大为不满，于始建国二年（10）叛，王莽派兵数十万讨之，连兵数年。人民苦于征发，相聚为盗，盗患以新帝国的北边为最甚。四年（12），王莽征发高句骊（在今朝鲜半岛北部）兵以伐匈奴，高句骊叛，屡寇东北边。同年西南夷的句町（在今云南通海县一带），也因贬号而叛，王莽屡次派兵讨伐，战事一直拖延了十来年，弄得西南为之虚耗，却始终不能获胜。

大致从天凤四年（17）起，国内又连年发生旱灾和蝗灾，灾情最重的为青（今山东省东部）、徐（今江苏省北部）、荆（今湖北湖南二省大部及河南省南部）三州，三州的饥民由散漫的游掠渐变成有组织的暴动集团。青徐的饥民集团叫“赤眉”，因其分子把眉染赤，以别于官军而得名。荆州的饥民集团叫“绿林”，因窟穴于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北）而得名。其后绿林分裂为二支，一支南入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号“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号“新市兵”。

绿林军对王莽的战争经过示意图。天凤四年（17），荆州地区发生大饥荒，新市贫苦农民在王匡、王凤领导下，以绿林山为根据地，揭竿而起，史称“绿林军”。地皇二年（20）王莽派军攻打绿林军，王匡在云杜设伏，大败王莽军。地皇三年（22），王莽派太师王匡率兵攻打驻兵成昌的赤眉军，大败，赤眉军乘机推进到濮阳，威胁洛阳，与绿林军相呼应。王莽又派严尤自阳翟南下，攻击绿林军，绿林军分军离开绿林山，一部南下，称“下江军”；主力向北，为“新市军”，七月，到达随州市。平林人聚众呼应，称“平林军”，舂陵刘縯、刘秀兄弟组军呼应，称“舂陵军”。这时“下江军”也转移到随州市与主力会合，声势大振。地皇四年（23）正月，在沘水击溃王莽军，随即进围宛城。五月，拔宛，王邑、王寻大军自洛阳南下进剿绿林军，在昆阳大败后北返洛阳。

地皇三年（22），王莽遣兵讨击赤眉，连遭惨败。荆州的叛乱，也益形扩大，继起的叛众又有平林（今湖北随州市东北）兵和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兵，与下江、新市联合。舂陵兵的首领是刘縯、刘秀兄弟，他们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发之后，于元帝时迁到南阳郡，为当地望族，因此他们远较其他各支的叛众领袖具有人望。刘縯为人豪放，喜结宾客，起兵的事由他一手倡导。刘秀则为人谨厚，他曾于王莽时入太学，比较有政治头脑。刘縯御众过严，各支联军多不愿奉他为首，因此于次年（23）二月，大家拥立了汉室的另一支裔刘玄（縯族兄）为帝，改元更始。五月，更始拔宛（今河南南阳市）都之，而以王邑、王寻为帅的四十万新朝军也恰于此时来临。二王首先以十余万人围攻联军的据点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引兵救之，大破莽军，王寻被杀，王邑率数千人逃回洛阳。这次战役震动了全国，各地纷纷举兵响应，群奉更始为主。王莽败灭的命运，到此已完全决定。接着更始遣军两路，一路进攻洛阳，一路从武关（今陕西商州市东）入，直指长安，沿途响应者益多。九月，更始军入长安，城中也发生暴动，结果王莽被杀于未央宫的渐台，死时六十八岁。历祚十六年（8～23）的新朝，至是倾覆。

据当时人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自信，一味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这可算是比较客观的批评。东汉推翻王莽政权而建立，东汉人对王莽的敌视，自所难免。东汉史家对王莽的长处，一概抹杀，目之为虚伪邪佞；把他的取得帝位，归之天时。同时认为他的提倡儒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为儒家的罪人。东汉以后的史家，大都承袭这种论调，有时更变本加厉，例如清人论王莽的为人，虚伪之外，更加以“奸而愚”的恶评。［参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渐致使王莽变成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昆阳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更始元年（23），绿林军奉更始帝刘玄为帝后，声势大振，主力围攻重地苑城，五月，拔宛，预备由此进武关，进图关中。王莽派王邑率四十二万大军自洛阳南下进攻绿林军，王邑决意先下宛城屏障昆阳，于是团团包围昆阳。昆阳守军才八九千人，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派刘秀等出城调集兵力。八月，刘秀亲率从郾县、定陵来的救兵千余人自城南向王邑军进攻，王邑只派数千人迎敌，大败；接着刘秀又趁敌人松懈，率三千人涉过昆水，迂回到昆阳城西，突袭敌指挥部，王邑仍盲目轻敌，只派万余人迎战，依然大败。且因王邑有令在先，不让诸军擅自行动，故各部不能互相救援，以致接战失利后，全军大乱，城内绿林军乘势冲出，内外夹攻，王邑军全军溃败。王邑不能救当救之宛城，却屯兵于小小昆阳之下，终致王莽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再不能崛起。

王莽的行为，看来确似有些“伪”，也有些“愚”。事实上，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武帝以后，士大夫好以儒术掩饰其劣行，日久形成伪风，至元成时代而极盛，王莽不过承袭此种伪风而扩充之。最初他以伪获得名誉，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其后他以伪取得帝位，而终又以伪失之。至于说他愚，则只是一种错觉。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同时他的变法，也决非愚人所能了解。但他缺乏政治才能，以致失败；他不但迷信复古，而又事事行之以伪，因此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

王莽的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战国中期，孟子即主张改革田制，西汉儒者虽也有不少主张均田的，但大都徒托空言。直到王莽，才使孟子以后三四百年的空论，见诸实行。他改革的勇气与理政的勤劳，都是少见的。他的新法，虽有若干处违背政治社会进化的原理（如建封、币制），但其中不乏针对当时的病象而制定的，其用意也大部是为救民的（如王田、五均、赊贷等）。这些地方，不能因他的失败而一概抹杀。［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上册页一〇七至一〇八］

战国时期，“禅让”思想大盛，但这种思想最后为秦国的“万世一系”思想所阻遏。到西汉，禅让思想又盛，王莽便是其力行者。虽然他取得皇位的手段有可议之处，但从若干事迹看来，他确以新圣自居。他的篡汉，除了为满足权位欲外，为实现他本人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似也是原因之一。同时“让国传贤”的思想，也确实流行于西汉中期以后的士大夫之间。但因为他的失败，这种思想又告销歇。“禅让”一词，变成了一个权臣篡夺所借以欺世的手段。正因如此，“万世一系”的思想，遂又代之兴起，至清季而不绝。而后世帝王的“家天下”思想，也因而愈趋浓烈。

总之，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