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晚年归隐学术成就斐然

从乾隆四十年钱大昕丁忧回乡，至嘉庆九年（1804）去世，是他一生中的第三个时期。这三十年间，他先后应邀主讲江宁锺山书院（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太仓娄东书院（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三年）、苏州紫阳书院（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九年），前后共达二十四年。乾隆嘉庆之际，锺山、娄东、紫阳三书院都是汉学家的重要阵地，在讲授内容上，也大多以经学训诂为主。钱大昕出任院长期间，尊奉汉学成法，教育学生研读经书，还大力提倡读史。在他的提倡下，不长时间，便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经史兼通的人才，为乾嘉时期学术气氛的活跃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在此同时，由于摆脱了官场庶务的纠缠和羁绊，兼之以教学活动的推动，他在学术研究上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以研究方向而论，不仅在已经开拓的领域内继续有所深入，而且学术成果也大大超过了中年以前。他的几部重要学术著作如《廿二史考异》、《疑年录》、《元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四史朔闰考》、《十驾斋养新录》等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除此，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地方志、金石的研究上，他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归隐之后最先完成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凡百卷，以读史札记的形式对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二十二部正史的文字和史实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早在青年时期，他即酷爱读史，走上仕途后，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又通读了自古至今的全部正史。在读书过程中，他认真细心，发现问题，即书于另纸。这样日积月累，卷帙滋多。乾隆三十二年乞假归里时，曾对之进行初步整理，设教锺山书院期间，又就有关内容与周围学者深入讨论，反复修改，始将是书最终编就。此书是他大半生心血的结晶，实际上是反映了他的史学成就之代表作，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首先，在治史方法上，从对历代正史的文字进行校勘入手，发现并订正了旧史记载中的大量的错误和阙略，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过鉴别的史料。由于作者脚踏实地，注重证据，学风朴实，不尚空谈，凡经作者论定的史事，大都确实无误，铁案难移。其次，在治史范围上，冲破了当时学者中普遍存在的“陋史荣经”，不读两汉以后史书的陋习，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全部正史，表现了作者远大的目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再次，在治史态度上，对前哲旧说，既不盲从，又不苛求。所载内容，凡有与前人暗合者则削而去之，如有得自他人启示者则必录其人姓名，以示不掠人美之意。所有这些，不但使该书在乾嘉时期的史学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而且对乾嘉以后直至近现代史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书编成后，钱大昕又将后来研究所得编为《三史拾遗》、《诸史拾遗》两书。此两书与《廿二史考异》一起构成了反映钱大昕学术思想的重要的著作。

《疑年录》是钱大昕继《廿二史考异》之后撰成的另一学术著作。在长期的治史实践中，他深切地体会到知人论世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为此先后撰写了《洪文惠公年谱》、《洪文敏公年谱》、《深宁先生年谱》、《陆放翁年谱》、《王弇州年谱》等著作。在主讲娄东书院期间，他又将所作各谱之意加以推广著成《疑年录》一书。此书凡四卷，按先后次序登录了东汉

经师郑玄至清朝戴震约三百多位学者的生卒年代。而后，在紫阳书院任教期间，钱大昕又著成《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各一卷，从而为后来学者治史提供了重要的臂助。

在此期间，钱大昕还致力于元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民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皇朝，统治中国前后近一个世纪。元朝灭亡后，宋濂、王祎等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撰成《元史》。因为成书仓促，冗杂漏略，事迹错误比比皆是，不足以称为信史。钱大昕早在北京仕宦任上，便立志重修一部元史。为此，他在反复研究《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对《元史》旧目进行增删并依目录陆续著成《元史稿》、《元诗纪事》两书初稿多篇。但归里后，有关资料缺乏，加之学术研究过于忙碌等诸多原因，钱大昕只对其中的《氏族表》、《元史艺文志》缮成清本，却未来得及对其他手稿最后编定，致使上述两书在钱大昕去世后散佚，这是十分可惜的。但从传世的《氏族表》、《艺文志》看来，其资料搜罗之广，内容考订之精都远在同类著作之上，为后人开展对元史的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与此同时，钱大昕还将宋、辽、金、元四史和各种有关记载相互参订，撰成《四史朔闰考》一书，为后人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十驾斋养新录》是钱大昕晚年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此书于嘉庆四年任教紫阳书院时最后编就，嘉庆八年刊印行世。全书凡二十卷、八百余条，是其一生读书札记的汇编。由于他学识渊博，“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①。该书就是一个明证，它于经学、史学、官制、地理、姓氏、典籍、金石、词章、术数等各门类知识几乎无所不及，所探讨的问题，也多为“精确中正之论”②。此书刊行后，钱大昕又继续研究，将所得编为《养新余录》，在他去世后，由其后人刊印行世。《十驾斋养新录》自刊行一百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推重。

钱大昕集中精力撰著和整理其主要学术著作如《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书的同时，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舆地、金石的研究方面也不断取得新成就。乾隆五十四年和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先后校勘印行了《风俗通义》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两书。其中《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于蒙元早期，保存了蒙古帝国兴起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资料。但元末以后，此书失传，以致《四库全书》不收，《总目》不录，闻其名者甚至以为即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与段玉裁等在苏州玄妙观所藏《道藏》中发现此书，将之抄出加以校勘后刊印，始重与世人见面，从而为元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在舆地研究方面，乾隆五十二年和嘉庆六年（1801），他不顾病后体虚，两度应邀赴浙江总修《鄞县志》、《长兴县志》两书。在金石研究方面，继乾隆三十六年刊行《金石文跋尾》六卷之后，钱大昕又多方搜求拓文多种并一一考订，先后编订并刊行了《续刊金石文跋尾》七卷（乾隆四十六年）、《三集》六卷（乾隆五十三年）、《四集》六卷（嘉庆八年），并将一生搜集之金石碑刻编为《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乾隆四十七年）和《附录》二卷（乾隆四十九年）。总计钱大昕一生收藏之碑刻拓本不下两千余通，其时代上自秦汉，下迄宋、元，所作跋文八百余篇。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钱大昕一生学术成就斐然，为后世保存和

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钱大昕》，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上海书店1983年版。

积累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钱大昕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至乾隆末年，已经成为全国学术界所景仰的大师和巨子，远近学者求教学问、请作书序之书信纷至沓来，通家子弟求作先人墓志者不绝于途。因此，钱大昕于教学、著述之外，还写下了大量的序跋、信札、传记、墓志铭等，为研究清代社会生活留下了可贵的资料。钱大昕知识渊博，擅长考据，其中不少篇章还与《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两书一样有见地。这些文章，在他去世两年之后，由其门生后人汇编为《潜研堂文集》。

乾隆四十九年，钱大昕以劳累过度，一度曾患疯瘫，几乎不起。病愈之后，他不顾体虚和衰老仍著述不辍，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学术专著多种。这时，嘉庆帝曾询问他家居情况，有意劝他重新出仕，钱大昕婉言谢绝了。嘉庆九年（1804）十月，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者、一代大师钱大昕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