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嘉庆帝当政期间，一方面对内政作了有限的整饬，同时又加紧对蓬勃兴

起的农民起义进行镇压。

乾隆中叶以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也不断激发。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已经退位仍手握重权的太上皇乾隆帝，立即调兵遣将，围追堵截，然而，劳师数年，糜饷数千万，结果是“良民不得已从贼，日以浸多，奔驱三载，不能自拔者数逾十万”②。起义由湖北发展到河南、陕西、四川三省地区。嘉庆帝亲政后，毫不迟疑地把镇压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作为最紧迫的政务，摆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

嘉庆四年正月初四，即他亲政第二天，便命军机大臣传谕四川、湖北、陕西督抚、带兵大臣将领等，指斥他们“奏报粉饰，掩败为功”。严令他们“戮力同心，刻期灭贼”，警告他们：“有仍欺玩者，朕惟以军法从事”①。此后，嘉庆帝实行一系列新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首先是清除军中积弊。嘉庆帝认为，川、楚、陕农民起义，历经三载，尚未荡平，完全是因为和珅当政时“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指，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②。和珅伏诛后，他多次警告营中带兵各大员，过去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现在和珅已被惩办，失所依恃，向来掩饰虚捏之技已穷，就应该“勉力蒇功，若再不力加悛改，奋发有为，督率将领等设法兜截，速擒各首逆，则军律具在”③。他大力整顿督抚将领冒功侵饷问题。自嘉庆元年至四年，已耗费军饷七千余万两，然而，“兵丁衣服褴褛，几同乞丐”④。成千上万的军饷，或被诸将领克扣侵吞，故“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⑤，或被馈送转赠，或被浮冒开销，以弥补过去亏损，军营竟成为统兵将领及地方官员发财致富的渊薮。于是，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那些自军中而归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⑥。嘉庆帝认为，这种军营积弊，使得将吏“日以玩兵养寇为事”⑦，军营大员“藉剿贼为名，稽延时日，不愿蒇事”⑧，决心大加整饬。嘉庆四年十一月，以襄阳道胡齐崙经手湖北襄阳局军需，私扣银至二万九千余两，任情馈送，嘉庆帝将其处死籍没。对于“公然提用军需正项，信任胡齐崙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首先作俑”的已故湖广总督毕沅，革其子世袭职，对受贿的明亮、永保、庆成、鄂辉等领兵大员皆籍没其家。在处理湖北冒功侵饷案件时，他又派员严核四川军需虚实，“务使

②《清仁宗实录》卷39。①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②《清仁宗实录》卷38。③《清仁宗实录》卷37。④《清仁宗实录》卷52。⑤《清仁宗实录》卷39。⑥《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⑦《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⑧《清仁宗实录》卷53。

领兵各员无利可图，方能专心剿贼，以冀速蒇大功”①。他制定了“令各路粮台按旬开报，按月汇奏”的办法，使军饷支用的混乱情况有所纠正。

针对各路军营无所统属，将领各怀自私自利之心，争功诿过之事不断发生的情况，他授原总统四川军务的勒保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规定所有各路带兵大臣及陕西、湖北、河南督抚等悉受节制，“以一事权”②。为了赋予勒保更大的权威，嘉庆帝给予勒保“一面拿究，一面具奏”③不遵军令贻误重大军情者的特权，同时，又授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别领官军，各当一路”④。

勒保制定了先筹川陕的用兵计划，坐镇四川，督率多路清兵，对起义军围追堵截。然而时过半载，据副都统福宁奏称：“贼以胁从而日增……据川东北各府厅州县禀报，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几，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⑤这说明，起义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声势反而越来越大。嘉庆帝迁怒于勒保，于同年七月，以“经略半载，莫展一筹”等罪名，将勒保逮问治罪，其经略事务以将军明亮代之。不久，又以明亮行动迟延，将其免职。以都统额勒登保代之。

额勒登保系清军中一员悍将，在清廷镇压苗民及川、楚、陕农民起义中，“战绩为诸军最”①。他注重军纪，其军行经之地，民间竟能“无不安堵欢迎”②。特别是他自律甚严，胡齐崙一案，督抚将帅皆受其赠，独额勒登保未受其馈，故被嘉庆帝选择为经略大臣。

清廷耗帑数千万，经历数载而不能消灭起义军，究其原因，撇开起义军本身的原因不谈，这与清军各路将领及地方大员推诿塞责、畏缩避战有很大关系。他们或者虚张声势，将义军逐出管辖地段，而后粉饰奏报以塞责，或者以绕截为名，远远避开农民军的锋芒，而是以逐日向朝廷奏报起义军的行踪为事。当时流传的“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说法③，正是清军将领和地方大员畏缩避战的真实写照。河南巡抚景安尤其突出。他领兵驻扎南阳一带，任务是堵截湖北起义军进入河南，然而，他惟知远避尾随，从未和起义军正面交战，人皆呼之为“迎送伯”。嘉庆帝在确定了统兵大员之后，立即着手去贪惩懦，对围剿不力的将吏加以惩处，以永保“纵贼”湖北，景安“纵贼”河南，宜绵、秦承恩“纵贼”陕西，英善、勒保“纵贼”四川，惠龄“纵贼”渡汉江的罪名，将景安、永保逮交刑部，拟重辟，秦承恩、宜绵遣戍伊犁，英善驻防西藏，惠龄降级调用。他又针对各地官员“皆自顾疆域，以逐出为邀功，从不肯实力痛剿”④的行为，借严惩之机，进一步明确了各省将吏防守围剿之责，“责成各督抚将帅，各歼贼本境。倘有逸出邻境者，即治以“纵贼之罪，其邻省边备不严者，即治以疏防之罪。”

①《清仁宗实录》卷53。②《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③《清仁宗实录》卷38。④《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⑤《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①《清史稿》列传344《额勒登保传》。②同上。③《清仁宗实录》卷37。④《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①

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历久不能奏效的事实，使嘉庆帝认识到“诛之不可胜诛”的道理。他决定改变乾隆帝所实行的单纯军事围剿政策，采取“除著名各首逆自当悉数歼擒、断难宽宥外，其余逼迫附和之众，若有临阵投降，悔罪乞命者，不妨剿抚兼施，以期解散贼党”②的新政策。嘉庆四年正月，他诏谕天下，宣称：“各路贼队中之良民，如有能缚献贼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尚可……格外邀恩。否则或潜行散去，或临阵投降，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③此后，他采取各种措施，把剿抚兼施政策付诸实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优擢良吏，惩办贪官酷吏。他亲政后，立即抓住被清军诱捕解京的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供词中“官逼民反”一句话大做文章。起初，他将义军之起，归诸于和珅的贪婪，在诛灭和珅后的上谕中说：“我国家百数十年来，厚泽深仁……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赎，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言念及此，能不痛心？”④

不久，达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贪劣，属下民怨沸腾，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查缉时，株连无辜数千人，惨刑勒索，均被逮京治罪。与此同时，一些为官清廉、政声卓著的官员，则被优擢任用。四川广元县知县刘清、巴县知县赵华、渠县知县吴桂，均被越格保荐。事实证明，嘉庆帝之“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官必宜用”的决策，使那些久负清名的官员，在招降抚绥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广元县知县刘清，被当地百姓呼为“刘清天”，早在嘉庆三年就曾为清廷诱捕了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仅刘清一人，在军七载，即先后“招抚”起义者三万余人。对受抚民人的安置，是剿抚兼施政策成败的关键。嘉庆帝深知，经过历年战火，许多地方室庐焚荡，田亩抛荒，受抚之民“欲返则无所归，即归亦无所食，其势不得不托贼巢为栖身之所，藉盗粮为糊口之资。”①这样，势必使招抚成为空谈。为了使“此番安集，即成永远规模”②，他命刘清等悉心妥议，对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失所无依者，如何编丁占籍。勒保曾于四川采取了抚恤难民，给资安插的做法，嘉庆帝对此深表赞许，认为这样做，“使民生既获安全，贼党又可解散，为一劳永逸之计”③。继而，他又以难民就抚之后，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即官给银两，只能赡给一时，并不能久安生计，在资粮用尽后，无以自存，“势必故智复萌，仍为草窃之事”④为忧，提出抚绥三策：“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

①《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②《清仁宗实录》卷38。③同上。④同上。①《清仁宗实录》卷39。②《清仁宗实录》卷41。③《清仁宗实录》卷58。④《清仁宗实录》卷53。

于南山老林垦荒，暂免升科。”⑤四年十月，嘉庆帝得知陕西终南山地区起义军已被镇压，提出将绵延八百余里的终南山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拨给流民自行垦种，并要求根据山内地方形势广狭，或分建县治，或设立厅署，安设营汛，移驻兵弁，加以管束弹压。他以为，这样即可使流民成为土著，各安本业，“有恒产必有恒心”，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招徕安抚的问题了。然而，嘉庆帝对起义军的招抚诏谕，并没有发生“闻风踊跃，争先来归”的预期效果。当时的情况是，“虽有招抚之空谈，总未能收解散之实效”①。恼羞成怒的嘉庆帝严命各地将吏“必能剿而后可以言抚”②，如若起义人员拒降，则“惟有痛加剿杀，刬尽根株”③。

在嘉庆帝为平定白莲教起义实行的各项政策中，其中最为毒辣的要数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所谓“坚壁清野”，即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④。这种政策的实行，始于川、楚、陕农民起义初起时。当时一些地方将吏，针对起义军流动作战，随时随地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清军疲于奔命，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军的情况，于湖北襄阳孝感的一些村市和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修筑堡寨，取得成效。嘉庆二年将军明亮上书朝廷，请令于农民起义军最活跃的州县修筑堡寨，实行坚壁清野之策，但没有得乾隆帝的批准。嘉庆帝亲政后，历经数月，经多方调整调度，仍不能置起义军于死地，遂广为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四年六月，他根据湖北孝感随州寨堡团练、坚壁清野的经验，肯定这是镇压农民起义的“良策”，命经略勒保等，于川、陕、河南等省各处，仿照办理。同年七月，额勒登保继任经略后，首先于川东、川北各地“扼险筑寨，大者数千人，亦数百家，团练守御。”凡起义军“所至俱有堡寨，星罗棋布”①。额勒登保又令陕、楚“晓谕修筑”。额勒登保大力推行堡寨团练，受到嘉庆帝嘉奖，令各地从速推行。继而那彦成、松筠、台布、长麟推行于陕甘，而后书麟、吴熊光行之于湖北。“先后三四载，堡寨告成”②。嘉庆五年，由于川东、川北堡寨团练的推行，起义军的活动遇到了极大困难，他们被迫离开川省，转战陕甘。嘉庆帝指斥陕甘督抚推行堡寨团勇不力，明确规定：“自后以剿捕责成领兵将帅，而团练守御则责成督抚”③，严令“陕甘、湖广督抚严饬所属：山地则扼险结寨，平地则掘壕筑堡。其团练防守有效者保奏，违者罪之”④。面对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他深感八旗、绿营及所募散勇之不得力，亦感兵力不敷调用，于是，在极力推广“扼险筑寨”、“掘壕筑堡”时，提倡团练乡勇，企图节省养疲兵、募散勇之资，收事半功倍之效，命令各省督抚

⑤《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①《清仁宗实录》卷41。②《清仁宗实录》卷58。③同上。④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9，龚景翰《坚壁清野议》。①《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②《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③《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④《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聚集壮健，结队保守，贼至则合力迎御，贼去则仍安生业。”⑤为了提高乡勇的战斗力，后来他又要求各地对乡勇“勤加操练”，“团而不散”⑥。为了刺激乡勇头目更积极地为清皇朝效力，他力改军营中“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兵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及战胜，则后队弁兵又攘以为功，而冲锋陷阵之乡勇反不得与”的情况，令各地将吏“嗣后乡勇有功，一例保奏，阵亡一例议恤”⑦。“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给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带来严重影响，极大地削弱了起义军赖以纵横驰骋、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的基础。因为它割断了起义军与广大贫苦农民的密切联系，使起义军在人员的补充、粮秣的供给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困难。而各地乡勇、团勇或为清军查询道路，递送情报，成为清军耳目；或“百十成群，乘夜劫营”，成为清军的别动队①。起义军处处遭受打击，日夜不得安宁。自坚壁清野政策实行后，白莲教大起义高涨的形势急转直下，“五年以前，贼势之炽者，以其到处裹人，胁从日众，抢掠民食，因粮于我也。自堡寨之议行，民尽依险结寨，平原之地，亦挖壕筑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②。由此足见坚壁清野对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的巨大影响。

嘉庆帝亲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嘉庆五年下半年，许多著名的起义军领袖相继被捕或战死，义军不得不向川、楚、陕三省交界处的南山、巴山老林处转移，依托巴山老林坚持斗争。嘉庆六年二月，列名悬赏起义军领袖徐天德、王廷诏、高二（即高天升）、马五（即马学礼）、高三（即高天德）等。此时，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又率军对起义军实行分路围剿，起义军面临的局势更加险恶。不久，王廷诏被俘，接着徐天德、马学礼、高天德等人或战死，或被俘。至嘉庆六年六月，起义军活动的地区仅局限于川、楚、陕三省交界的老林寨堡狭小的地区，人数剧减至二万四千余人。但是，起义军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出没于丛山老林，游击于清军力量薄弱地带，“陕剿急则入川楚，楚剿急则入川陕”③。他们前赴后继，“即歼毙首逆，而去一人，复立一人”①。为了迅速歼灭起义军，嘉庆六年六月，经略、参赞于陕西平利举行会议，决定由德勒泰由西南逼攻，额勒登保由东北邀击，会剿于三省交界处。德勒泰在围剿中，分选兵勇，冒起义军服色、旗号，使用受招抚的起义军为向导，“或佯与合队，或趁夜袭营”②。起义军被内外夹攻，损失更为惨重。至嘉庆六年十月，起义军仅余一万多人。急于求胜的嘉庆帝限令于六年冬将起义军悉数歼灭。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嘉庆七年正月，活动于川北的起义军领袖苟文明联合其他零散队伍，积聚二千余人，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阳河进入川东。自认已稳操胜券的嘉庆帝因劳师糜饷、旷日持久不能成功而大动肝火，愤而将额勒登保夺爵革翎，⑤《清仁宗实录》卷64。⑥《清仁宗实录》卷63。⑦《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①嘉庆帝镇压白莲教起义利用的地方武装中，有团勇与乡勇之别。②严如煜：《川省边防备览》卷12《策略》。③《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①《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②《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七年五月，又将额勒登保革职留任，令其“遍访将士，献擒渠之计。并悬重赏赐募。……限六月内灭贼”③。在清军全力压迫下，至七年十一月，起义军的著名领袖大部分已战死和被俘，零星起义军千余人只能分散活动于丛林中。嘉庆七年十二月，经略、参赞会同川督、陕督、湖督，以大功勘定，用黄布朱里折六百里驰奏，嘉庆帝立即“祭告裕陵，宣示中外”，论功行赏，大封领兵将帅、地方大吏。他虽以大功底定宣示中外，并没有立即撤兵罢战。他深明“一贼不尽，皆可滋蔓”的历史教训，指示经略、参赞“毋遽来京”，诸帅亦屯兵险要，穷追残存的起义军。至嘉庆八年七月，额勒登保等奏报三省肃清，大批清军开始撤离。不久，起义军余部趁清军纷纷撤离之机，突出老林，四出活动，而大批被裁撤乡勇与起义军的联合，使已濒临失败的白莲教大起义大有重振雄威的势头。这时，起义军人数虽不多，然而，他们皆历经百战之余，有丰富的经验，且“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①，而清军“分军遏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②。地方大员一时束手无策。九年，嘉庆帝只好再次派遣还朝不久的额勒登保以钦差大臣赴陕，会同德勒泰再次围剿起义军。直至九年九月，各路皆报肃清。但是，即使在此后，起义军余部的活动仍在进行。嘉庆十年五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领导者王世贵牺牲，标志着起义的最后失败。历时九年，遍及五省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嘉庆帝为了镇压起义，先后调集了十六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军时，被击毙的一、二品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军官四百多人。清政府的武装力量因而受到极大削弱。从此，这个皇朝走向衰落的趋势益发不可遏止。

嘉庆帝竭尽全力刚刚把白莲教大起义镇压下去，东南海疆警报迭起。福建同安人蔡牵领导的起义军，自嘉庆五年（1800）即发难于闽浙沿海，力量日益壮大。嘉庆九年起义军连■八十余艘，进入福建沿海。冬，蔡牵聚集战船百余艘率众二万有余进攻台湾，自号镇海王。这时，白莲教起义已被镇压，嘉庆帝立即增强了对蔡牵起义军的镇压，至嘉庆十五年二月，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人民起义最后失败。

东南海疆的警报刚刚解除，嘉庆十八年（1813），对清朝造成更大政治威胁的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又爆发了。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七日，三千名起义军攻破河南滑县县城，杀死知县强克捷，于狱中救出李文成，并推他为起义领袖。直隶之长垣、东明，山东之曹州、定陶、金乡等地农民纷起响应，杀官围城，势如烈火。与此同时，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九月十五日，由林清组织的京畿附近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军二百多人，由宣武门潜入内城，其中八十多名起义军突入禁门，至大内。当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围。变起，宫内一片惊慌。留京王大臣率禁兵至，突入大内的起义军势孤力单陷于失败。嘉庆帝得到消息，惊恐万分。十七日下诏罪己，谴责诸臣“因循怠玩”，“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①。谕令新任步军统领英和于京城及近畿大肆搜捕，“其三品以下官员以及军民铺户人等俱著逐户挨查，除妇女不

③《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①《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②《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1。

查外，丁男按名点验”②。同日，林清于北京郊区的黄村被捕。十九日嘉庆帝还宫，在瀛台亲讯林清及内应太监，“皆磔之，传首畿内”③。在大力捕杀近畿农民起义军的同时，他重新大规模调兵遣将，布置对直、鲁、豫农民起义的围剿。十九年正月，在清军围剿中，天理教农民起义失败。

嘉庆一朝，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嘉庆帝虽然把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在农民起义的不断的沉重打击下，嘉庆帝统治的皇朝变得虚弱、精疲力尽。

②《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1。③《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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