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学术成就

阮元治学领域广阔，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

学、校勘学，无不涉猎，尤专于经学，并有相应的著作。

阮元治学有较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研究经学，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②。他要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一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为标新立异而创异说。与这个态度相适应，他对于前人的学术观点，择善而从，不宗一派，以期立论持平。

阮元治学讲求方法，希望以此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强调要注意研究的方法，认为做学问如同进殿堂，路子走错了，就不能登堂入室，具体谈到研究经学的方法，他说“文字训诂，其门径也”①。以音韵训诂为手段，以达到通经的目的。

这位学者治经，研究古人思想，有两点认识比较精到。一是认为情欲的合理性。理学家讲“灭人欲”，“存天理”，将情欲与天理对立起来。佛学要捐弃七情六欲，清净出世，认为情欲是私，是恶。情欲在理学、佛学那里都是要不得的。阮元论证了性、情、欲三者的关系，他从文字学解释“性”，谓“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就是认为性是从人的肉体和精神产生的，并非是外在的。味色声臭喜怒哀乐表现出来的“情”，“皆本于性”。他分析孟子“食色性也”的话，认为性中含有情，故概述为“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即情和性不可分裂，不是对立的。阮元认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因为“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总起来说，阮元断定人人都有情欲——用他话说，“七情乃尽人所有”②——是性的表现，批驳了理学、佛学视欲为恶及情欲与性对立的观点。阮元承认情欲出自人的本性，并以恢复儒家这种观点自命，表明他肯定情欲是合理的。这种观点与他所尊敬的思想家戴震的看法相一致。戴震提出“人之同欲”的命题，他说：“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认为人欲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接触而产生的感觉和认识，进而认为人欲是合理的。他说：“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①反对理学的去人欲说，发出“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还残暴的警世宏论。②阮元讲情欲的合理性，理论上的深刻性和战斗性都不如戴震，这除了认识上的问题以外，还在于他高官厚禄，不敢与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公开对抗。尽管阮元的理论有缺陷，但他主张情欲合理性的观点是进步的，在本质上是对理学的封建禁欲主义的一个冲击。

阮元对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把儒家的“仁”解释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后世儒家把孔子的“仁”理解为爱人、爱民，行仁政，阮元把《论语》五十八章论到的仁，一百零五处提到仁字的地方，采用音韵训诂的方法，作了通盘的考察，认为东汉以前的人都把仁理解为人，是常识，故而人们不必对仁多加说明，而晋以后此解失传，人们反生出歧说，不解原意。他举出

②《揅经室集·自序》。①《揅经室一集》卷2，《拟国史儒林传序》。②《揅经室一集》卷10，《性命古训》。①《孟子字义疏证·权》。②《戴东原集·与某书》。

东汉以前几位学者和著作对仁的训诂，如曾子的“人之相与”，《中庸》的“仁者人也”，郑玄的仁，“读如相人偶之人。”他认为他们所理解的仁，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他说：“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又说：“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归纳阮元的观点是：仁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是要求人们以敬礼忠恕为原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阮元仁的思想还包含如何达到仁，仁对国君、臣民的各自内涵等内容。他说：“为仁须择人，与我相助。”自身要实现仁，一定要考虑对方能否同自身配合，因而要选择对象，不顾对方条件，行仁可能只是一种愿望，而不能达到目的。阮元说：“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①百姓之间、治人与治于人之间，仁的关系不同，仁的内容也就有了差异。阮元认为对于帝王来说，仁就是制约自己，按照百姓乐于或能够接受的条件去做，即要尊重百姓，不滥使民力，并给百姓以好处。对于百姓来说，仁之本在孝悌，在家行孝，对君主就能尽忠，即能把各种关系处理好。阮元对于仁的理解，符合于孔学的本意，对于后人正确分析儒家思想是有益的。仁是孔学的基本思想，它规定人际关系的原则是礼义，讲究温良恭俭让，抑制自己的欲望，满足对方的要求。中国人历来奉行这个原则，形成国风，成为“礼义之邦”。阮元对仁的本意的恢复，有利于理解儒家学说及其形成的传统，从而也有利于对它的清理。②

阮元的著述成就，以学科分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经学，他主编了《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刊记》。《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是阮元在浙江学政任上主纂的。是他将唐以前经史子集各种古籍的正文和注释中的训诂汇辑在一起，以字为单位，按韵分类，成为史料丰富的古汉字大字典。其收字之多，超过《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十三经注疏校刊记》成书过程较长，《十三经注疏》南宋始有合刻本，乾隆初又椠刻。阮元青少年时读经就注意诸本异同，加以订正，任詹事时奉命参加太学石经的校订，把唐代石经与宋板经书加以比勘，后到各地做官，继续校对石经与读本，作出记录，成《校勘记》二百十七卷，嘉庆十三年出版。

在金石学领域，阮元著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研究了五百五十余件古器物，是前此同类著述中识器最多的。阮元在山东学政任上获知该省金石甚丰，遂利用任职条件，亲自收集，还通过友人广泛搜求，得拓片，汇编成二十四卷的《山左金石志》。阮元另辑有《两浙金石志》。他的研究金石有个特点，即利用它解释经义和历史，以他的话说，就是“颇于经史多所创获”①。

对于史学方面，阮元在嘉庆十五年国史馆总纂任上写作了《国史儒林传》。清朝史馆原没有儒林传及其体例，原因是国史馆传记，凡功臣、大臣，例由其家属提供材料，配合档案资料撰写，而儒林人物不能由家属提供资料，所以无法撰稿。阮元并不能破除资料来源规制，但觉得可以利用学者本身的著作来与其传记，于是择录纂辑，成百十人的儒林传，创立了清代史馆编撰

①以上引文并见《揅经室一集》卷8，《论语论仁论》。②参阅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第272-27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揅经室三集》卷3，《积古斋记》。

儒林传的体例。他的传稿，部分地编在《揅经室续集》中。

嘉庆四年阮元兼管国子监学正时，编辑《畴人传》四十六卷。此书为中国上古至清代的天文历算学家二百四十三人、西洋人三十七人作传，写法是把古籍中有关史料摘录汇集，并对重要人物作出评论。

阮元对书画亦有所涉猎，入值南书房时，参与撰修《石渠宝笈》，研究

宫中懋勤殿所藏的古书画，写出心得，成《石渠随笔》一书。

在地理学方面，阮元主修过《广东通志》。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广东省

志已有近百年未修，他乃主持其事，卒修成三百三十四卷的巨著。

阮元还有笔记类的述作。他在山东学政任上出游，与友人、幕客的唱和，集成《小沧浪笔谈》。移任浙江时，又有同类性质的《定香亭笔谈》问世。《揅经室集》是阮元诗文各种体裁作品的汇集，它分一、二、三、四集、续集、再续集、外集，前四集按经史子集分类，即一集为解经之文，二集为碑传文，重在叙史，而诗在四集，续集、再续集的分卷也是依四库分类法，外集则含有他人起草的作品，故取此名。前四集由阮元手订，后三集由其子阮福协助编辑。这个集子有单刻本，有《文选楼丛书》本。

阮元编辑地方资料或专题资料，刊刻甚多，如《淮海英灵集》、《江苏诗征》、《广陵诗事》、《两浙輶轩录》、《皇清经解》、《诂经精舍文集》等，还与其堂弟阮亨刊印《文选楼丛书》。

阮元的著作和编辑椠刻，是研究阮元学术思想和成就的直接资料，更是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和便利研究者利用的工具书，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阮元学术文化上的成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与生活环境分不开。阮元的家乡扬州府经济文化素称发达，它地处南北大运河咽喉之要津，是全国第一大盐场淮盐的集散地，富有的盐商麇集于府城，乾隆帝的南巡更促进了它的繁荣。生长于此的阮元说：“翠华南巡，恩泽稠叠，士日以文，民日以富。”①又说：“扬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间，余幼年目睹。”②富裕繁华不断吸引文人纷纷来扬州。于是讲学与办学之风甚盛，外地文士与当地士人结合，切磋学问，既培养了人才，也造成文风兴盛。如大盐商、阮元族外舅公江春充任总商，获布政使衔，与学者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郑燮、戴震、杭士骏等交游。又一盐商汪应庚捐银四万七千两修缮扬州府学、江都及甘泉县学，又买田一千四百亩送三学，以所收地租为岁修之费①。扬州设有安定书院、梅花书院等，都受两淮盐政的资助，诸生享受膏火费②。因此造成扬州人文兴盛，如，在嘉庆己巳科以前的六十一次会试中，此地有二百三十九人中进士③。其中王安国、王引之祖孙及江德量、顾图河、季愈、王式丹等人俱在鼎甲。阮元就是这众多进士中的一员。他在家乡有机会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及与友人研讨学问，离开故里也能向乡前辈讨教。自云：“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如顾九苞、刘台拱、任大椿、王念孙、汪中，“皆耳目所及，或奉

①《揅经室四集》卷5，《画舫录序》。②《揅经室再续集》卷3，《扬州画舫录二跋》。①嘉庆《扬州府志》卷63，戴震：《汪氏捐立学田碑》。②嘉庆《扬州府志》卷19，《学校》。③嘉庆《扬州府志》卷39，《选举》。

手有所授”。在北京，与作《弁服释例》的任大椿“相问难为尤多”④。又向同郡王念孙求教，得到很多文字学的知识，故为其作墓志铭追述受益之情：“元之稍知声音、文字、训诂者，得于先生也。”⑤为其后来用音韵训诂为工具研究经学准备了条件。歙县人凌廷堪于乾隆四十八年游扬州，因阮元“以学问相益”⑥。凌著有《礼经释例》，与《雕菰集》作者焦循同是戴震皖派中姣姣者。焦循亦是阮元的学友，扬州人。阮元幼时与他同学，青少年之际俩人同名，后来焦循专向学问方面发展，而阮元则兼及政事了。阮元与名流学者交游中受教益，增进了学问。没有扬州浓厚的学风的熏陶及去扬州游学的学人的指导，也就很难有学者式的阮元。

还应看到，阮元生活在乾嘉考据学鼎盛之时，这种学风给予他很大影响，所以他也搞考据，搞汉学，考释经文。

主观的努力，是阮元获得学术成就的内在因素，阮元青年时代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又善于学习，才得到前辈的好感，并给予有力的指导。阮元出仕后，在做文字工作时注意钻研学问，做疆吏时仍然以极浓的兴趣挤时间搞研究，如对古器物的鉴识，是在“政事之暇”进行的，自谓“藉此罗列以为清娱，且以偿案牍之劳”①。他说是为调节精神，确实也有这个作用，但主要地还是表现了他勤于治学，不停顿地进行研究与写作。惟其如此，才可能有那么多著作问世。如督学浙江，“随笔疏记近事”，形成《定香亭笔谈》②。在山东，“校阅之暇”，钻研金石铭文，“咨访耆旧，广为搜索”③，始成《山左金石志》。一个封疆大吏，能如阮元那样坚持做学问的实不多见。阮元的这种精神很值得赞扬。

④《揅经室一集》卷11，《任子田侍御弁服释例序》。⑤《揅经室续集》卷2，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⑥《揅经室二集》卷4，《次仲凌君传》。①《揅经室三集》卷3，《积古斋记》。②《揅经室三集》卷2，《定香亭笔谈序》。③《小沧浪笔谈》卷3。

第二节几件政事第四节对西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