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建立

袁世凯在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残酷镇压民主势力，逐步建立

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一届内阁。

在内阁的10个部长中，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是同盟会员。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时也参加了同盟会。这样，在内阁阁员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被时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实际上内阁的重要部门皆被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如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海军总长刘冠雄）。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北迁。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这届内阁的存在已有碍他的独裁统治。6月，袁世凯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4个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也相继辞职。

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二届内阁。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参议院被迫通过内阁新成员名单，但随即又对陆征祥提出弹劾。陆从此称病不出，袁世凯乘机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将内阁变成了自己的御用机关。

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以统一军令为名，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大量裁军。黄兴所领导的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两个月中，主要工作就是裁遣民军。1912年6月14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撤销，黄兴解职。

袁世凯一方面在向集权专制道路上推进，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以欺骗和麻醉国民。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还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特别是因为辛亥革命使清朝覆灭、帝制废除，造成了一股强劲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的新局面。这样，在民初，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人一度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孙中山表示10年之内不入政界，将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黄兴也主动裁撤南方军队。在同盟会里，宋教仁等一部分人幻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跟袁世凯进行议会斗争，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提出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等主张，比同盟会的纲领大为倒退。

经过努力，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大受鼓舞，希望能够就此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来削弱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袁世凯已决心用暴力来维护他的专制统治。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

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主张立即发兵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许多国民

党人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通过国会举行合法斗争，反对武力讨袁。此时袁世凯却秘密下达动员令，要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4月，他指派赵秉钧等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年息5厘，分49年还清，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担保。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卖国借款，准备内战。对此，列宁在当时即已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①

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一方面传话给国民党人，凶相毕露地公开威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②他还特别强调，此话“即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国民党的领导人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7月，李烈钧、黄兴等分别在江西湖口县和南京宣布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反袁的力量薄弱，“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孙中山、黄兴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北洋军阀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