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中国的民族工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非常缓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样，在1911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这期间，曾给民族工业造成严重压力的外国的商品倾销有所缓和。由英国输入的货物，1918年跟1913年相比，差不多减少了一半，法国货减少了1/3，德国货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需从中国购买大量的战略物资，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连年递增的趋势，这也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中某些部门如铁、面粉等行业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的8年之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了过去50年投资的总和。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在纺织业方面，1913年前有纱厂16家，纱锭约50万枚，1918年增至35家，纱锭约65万枚。纱厂的盈利也非常丰厚，在1914年，16支纱每包盈利为19.58元，1917年达到36.93元，1919年更高达70.56元①。

基础一向薄弱的面粉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迅速的增长。由于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粮食短缺，对面粉的需求迫切。这使得中国的面粉业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市场。1911年，全国有面粉厂40家，1922年增至123家，资本从600多万元增至约4000万元，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105家。从面粉的进出口来看，1912到1914年，每年都入超200万担以上，从1915到1921年，每年出超百余万担以上。

此外，如火柴、毛纺织、卷烟、造纸、制革、肥皂等轻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于重工业，这一时期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主要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有较快的发展，但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战争期间，还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在1917年和1918年输入中国的货物值白银6000万两左右，约合1913年英货入口总值的60‰。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1913

①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5页第41表。

到1919年，从38000多万日元增到88000多万日元。日资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并占有了煤矿生产的1/3。在棉纺织业方面，日资企业占全部开工设备的1/4以上。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形成了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巨大压力和障碍。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民族工业的发展还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对重工业的控制和在轻工业中已经形成的势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又卷土重来，致使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的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跟本国封建主义也仍然保持着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全国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已增至200多万人。中国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火柴、卷烟及轮船航运等企业中，并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单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工人的工资之低、工时之长，为世界罕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在军阀统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罢工定为妨碍“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公开宣布要“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

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①。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从1912到1919年5月间，工人罢工130多次，比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1倍多。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和斗争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点。工人的罢工最初还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后来逐渐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坚决彻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1915年在反对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码头工人首先罢工，上海、长沙等地日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1916年，天津法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天津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天津各业工人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制止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这些斗争，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

工人在罢工中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由分散的、自发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很快发展到联合的、有领导的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从1912年1月到1919年4月，产业工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罢工斗争中，近代的工会组织陆续建立，代替了原来的行帮组织。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向资本家明确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就是由工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