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思想文化的变化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原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维新思潮。它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王韬（1828—1897），号紫铨，江苏长洲（今吴县）人，主要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1838—1894），字淑耘，江苏无锡人，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庸盦全集》。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著有《适可斋记言》等书。郑观应（1842—1922），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著有《盛世危言》等书。
郑观应等人的思想，主要是：（1）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心腹之患，将来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出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造成无穷的后患。（2）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清廷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他们批评洋务派所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官有权，商无权”，“官督商办势如虎”，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将厘金合并于关税，保护关税，以便于跟外国资本主义竞争。郑观应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思想，提出“商战”的口号。他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并强调发展本国的机器工业，把“商战”建立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商战”论具有反侵略的爱国的积极意义。（3）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王韬、郑观应等人介绍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主张在中国推行“君民共主”制，仿效西方国家设立议会。郑观应说：中国如实行“君民共主”、议会制，就能够达到“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②虽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来意义上去理解，但是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初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摆脱了洋务派思想的窠臼，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进步性。
早期维新思想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形成政治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力量还处在微弱时期的表现。他们虽然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都不能摆脱与洋务派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较早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是冯桂芬。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因而主张“采西学”。同治年间有了洋务派举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以后，中国科学家李善兰等才对西方近代科学作了系统的接受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始而大踏步前进的。后来，由笛卡儿（RenéDescartes）制定了解析几何，耐布尔（JohnNapier）制定了对数，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和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在刚体力学方面，牛顿在刻卜勒（Johannes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16、313—314页。
Kepler）所发现的行星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从物质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对于近代科学中这些最基本的伟大成就，李善兰通过翻译和论述的形式几乎是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合作，先后译书7种，如接续翻译明末徐光启等未译完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9卷，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W.Whowell）的《重学》，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F.W.Her－schel）的名著《天文学纲要》，取名《谈天》等。李善兰（1810—1882），字壬叔，浙江海宁人，对数学造诣颇深，著有《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所著《方圆阐幽》，已独立地达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他与人合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分别是关于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第一个译本，所创译的“代数”、“微分”、“积分”数学名词，至今沿用。李善兰坚持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自然界，反对以自己的主观臆想强加于自然界。这种严格的科学态度，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他的译介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他在《重学》的序言中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
跟李善兰同时的科学家有华蘅芳、徐寿等。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人，数学家。著有《行素轩算稿》6种，共23卷。他与西方人士玛高温、傅兰雅（J.Fryer）等合译西方科学著作12种，内容包括数学、动物、地学、军事、气象等方面，其中关于数学的7种。华蘅芳不懂外文，玛高温对中文仅勉强可通，译书难度很大。但他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一丝不苟地力求把书译好。他在《金石识别》的序言中追忆译书过程的情景说：“挟书卷，袖纸笔，徒步往来，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汗不得解衣，咳不得涕吐，病困疲乏，隐忍而不肯休息者，为此书也。唯是日获数篇，奉如珍宝。夕归自视，讹舛百出，涂改字句，模糊至不可辨，则一再易纸以书之，不知手腕之几脱也。每至更深烛跋，目倦神昏，掩卷就床，嗒焉若丧。而某金石之名，犹来萦扰于梦魂之中，而驱之不去。此中况味，岂他人所能喻哉！”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化学家。同治六年（1867）以后，他一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担任编译工作，共译书12部。其中化学著作占大多数，也涉及物理、机械制造等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化学鉴原》和《西艺知新》两书。徐寿译书时，遇到如何统一化学元素译名的难题。他创造了取西文第一音而造新字的原则，许多元素如钠、钾、锰、镍、钴、锌、钙、镁等，都是依此原则新造的，一直沿用至今。徐寿还曾和华蘅芳试制木质轮船，长50余尺，每小时能行40余里，取名“黄鹄”。这是中国人最早自制的轮船。光绪元年（1875）左右，徐寿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开始化学实验的演示工作。徐寿是一个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科学家，反对鬼神迷信，提倡“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的学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虽也出现了个别优秀科学家，但
没有发展的近代工业的支持，他们还不能对历史的前进起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