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

梁启超最为自信并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激扬文字、驰骋舆论阵地的宣传才能。从登上政治舞台起，梁启超就与新闻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极力宣扬改良和变革，热心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①，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①。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②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③，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①

②梁启勋：《“万本草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0页。①《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页。②《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③《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①《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②。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③。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④。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事实上，梁启超的不少学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锷等，后来都参加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①。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义》，大加奖励”②，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不推翻腐败的清朝统治，不摧毁封建的专制制度，所谓救亡图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未能使梁启超醒悟过来。尽管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

②《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9页。③《与熊纯如书（三十九）》，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48页。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①《觉迷要录》卷4。②《保国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8页。

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他们公开提出“保皇”的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特别是梁启超遵从师命来到檀香山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幌子，积极扩大保皇会，以致当地许多兴中会员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会，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③尽管与此同时，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此后，梁启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高潮。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专制”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①。通过这场论战，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专制”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超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

③《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8页。①李华兴等编：《尊皇论一》，《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①《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者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①。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②。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③。但是，梁启超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民众，混淆视听，在行动上始终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立宪派对此渐感不满，各团体多次联名上书，并开展请愿活动。梁启超控制的政闻社，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3年内召开国会。他们哀恳陈词，乞求清朝统治者赐予一些政治权力。清廷本来就对立宪派组织的请愿活动心怀忌恨，伺机镇压，于是便藉口政闻社内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闻社。这对梁启超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而沉重的打击，他极力挽救，但毫无效果，政闻社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这些沉痛的教训，仍未能使梁启超从希望清朝立宪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溥仪即位后，梁启超又上书摄政王载沣，为清廷实行立宪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①，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实行立宪效力的心情。此后，梁启超着力宣传立宪政治，撰文介绍欧、美、日本各国宪政，说明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抵触的，他利用舆论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宪，企图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则是以立宪为名，扩大皇权，强化封建专制，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不会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苦心设计的救国方案一直未被采纳；他本人作为清廷

①《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页。②戴泽：《奏谓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页。③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页。

的“悖逆要犯”，也始终没有得到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