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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严复
第五节保守复旧的落伍者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1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在辞职前的9月，还被北洋政府海军部编译处聘为总纂，辞职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
1913年9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10月6日，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感到国会是他搞专制独裁的障碍，竭力攻击国会的存在，是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①。1914年1月10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来代替。但是，中央政治会议来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续，于是又制造一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如同中央政治会议一样，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1月26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的议员。3月18日，会议正式成立，议员们按照袁世凯的旨意，炮制了一部专制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权的立法机构是立法院，同时设立一个被总统咨询的参政院。立法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但即使由袁世凯一手包办选举的立法院，也始终未成立，一直由参政院代行职权。严复又被袁世凯简任为参政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将外国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和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袁世凯备览。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当他知悉袁世凯有想当皇帝的意图时，就苦心相劝：“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凯还是执迷不悟。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时，严复与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6人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而列名筹安会，是杨度等强加给严复的，公诸报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赞一词”，但这并不表明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反对操之过急，“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结果，“欲速不达”，“弄巧成拙”②。
在辛亥革命后，严复不仅在政治上倒退到顽固坚持复辟君主，反对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张学习西方蜕变成提倡尊孔读经和维护封建道统。1913年，他同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纾、吴芝瑛、梁启超等200余人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他为首领。孔教会成立后，他在《庸言报》上发表《孔教会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以后又写《导扬中华民国精神议》，鼓吹尊孔读经，倡导忠孝节义，维护封建道统。他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
①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660页。②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11—112页。
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①这样，由一个热心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积极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革新者，变成了主张复古的落伍者。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作各自的表演。严复完全抛弃了宣传西学、提倡新学、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革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①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②
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1921年10月28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①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29页。①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92页。②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