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

办广东巡察和矿务，均被谢绝。但他犹未忘欲尽“生人应尽之义务”⑥。

兴办教育是黄遵宪放归后的重要活动。“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①他认为应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爱国心和团结力，“虽责效过缓”，然而“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②；并奉劝同乡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③。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

黄遵宪主张发展教育，“必须先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他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200人左右。他还派遣杨徽五、黄之骏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为东山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6至14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④。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⑤。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閟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①。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②中加以发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3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③等。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⑥《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611页。①《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②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③《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④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⑤《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①《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②《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③《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④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⑤。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190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⑥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①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

④《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⑤《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⑥《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1985年版，第178页。①《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0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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