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革命军》和“苏报案”

邹容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中旬返抵上海，就读于爱国学社。当时，学问文章已负时誉的章太炎在学社任教，他同邹容交往几次，就发现这个年近弱冠的青年才思敏锐，胆识超群，于是结为忘年交，并邀约章士钊、张继四人结盟，以“排满”革命相勖勉。

清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及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风气的大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偕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争，都渐次以“学界风潮”的形式滋生踵接。爱国学社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产物。因此，学社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师生们经常在上海著名的张园集会，演讲时事。这类引人瞩目的社会动态，也推动了一些报刊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海一份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名为《苏报》的日报，就反映了这种现象。二十八年冬，它增辟“学界风潮”专栏，销路大为改观。翌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章太炎、蔡元培等轮流撰稿，销售量更有所增长。

二十九年（1903）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初三日，为抗议侵略暴行，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初四日，上海千余人又在张园集会，蔡元培当场宣读东京留学生电文，群情益愤。爱国学社师生旋即仿东京留学生的作法，组织义勇队（嗣亦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计96人，分8个小队，朝夕操练。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省会学堂的学生相继仿效。“拒俄”运动迅猛发展。

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越加意气奋发，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发行。

正当《革命军》问世之际，《苏报》因章士钊接充主笔，于五月初六日（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论更趋向激进，“排满”、“仇满”的文词，连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为》一文，痛斥康有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读〈革命军〉》，将该书誉为“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又在“新书介绍”栏评论说，《革命军》“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

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闰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章太炎《驳康有为书》，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痛加批驳。《苏报》迅即成为举国瞩目，独步一时的革命报刊。

五月初，江苏巡抚恩寿即据商约大臣吕海寰的咨文，着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捉拿张园集会的倡首诸人，计有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吴稚晖等。租界捕房曾几次按名传讯。及《革命军》和《驳康有为书》相继面世，《苏报》连日刊登“排满”文字，清廷即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苏抚恩寿查禁爱国学社的活动及《苏报》，饬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魏、恩奉旨，即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上海领事团交涉，请为首领事在拘票上副署，持票捉人。领事团为了维护租界的特权，答应由租界捕房拘人，交会审公■审理，如应判刑，也在租界内执行。闰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苏报》馆帐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办事员钱宝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蔡元培事前离沪赴青岛，陈范、黄宗仰、吴稚晖等避匿，旋出国远走。随后，领事团徇上海道的请求，于十三日将《苏报》封闭。

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会审公■开始审讯。清廷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和章、邹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在会审公■当堂对簿，二十七日（21日）续审。嗣又在会审公■开“额外公堂”，继续审讯。清廷首先是企图使租界当局应允将章、邹二人引渡到华界，按清律处以极刑，未果；于是退而要求公■判以永远监禁之罪。租界当局并不是对章、邹等有所袒护，而是坚持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拒绝按清律判决。故这一案件迁延近1年，至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04年5月21日）才得以结案，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罚作苦工。程吉甫等已具保释放。这就是轰动清末的“苏报案”。

清廷本拟藉“苏报案”以兴大狱，杀害章太炎、邹容等一干革命人士，使参与爱国学社、张园集会、拒法抵俄等活动的人们畏惧后退，并遏制《革命军》、《驳康有为书》、《苏报》等反清书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弃历来矜持的天朝体统，雇请律师，作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与章、邹公堂对簿。孰料事与愿违，“苏报案”荏苒经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传，《驳康有为书》、《革命军》及其他革命书刊，流传更广。

邹容自入狱起，即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同章太炎在狱中赋诗明志，互相砥砺。闰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狱中赠邹容》一首：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高尚情操和

英雄气概。

不幸的是，邹容距出狱只有两个多月，即被折磨致病，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在狱中逝世，年仅20岁。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开追悼会。遗骸由革命志士刘三（季平）冒险运出，安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邹容“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④。

邹容以短暂的年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

的勋绩。

邹容所撰《革命军》风行国内和海外华侨中，销售达110万册，对鼓动清末革命高潮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他对邹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狱，异常关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①。迄1917—1919年期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还言之谆谆：“《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②在清廷制造的“苏报案”里，邹容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沉毅果敢的胆略，挫败了清廷妄图遏抑革命潮流的企图。经过“苏报案”，清皇朝愈益被人民所憎厌，革命浪潮更澎湃高涨。

《革命军》计7章2万余言。它开宗明义就以火热的激情，锋利的笔调，谱成了革命的颂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接着，邹容用许多事例，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暴戾恣雅，荼毒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阐明中国已处于“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的危险处境，将要落入“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当务之急，在于“欲御外侮，先清内患”。这样，人们读了《革命军》，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紧迫性的结论。那么，中国所要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邹容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明确地答复：“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邹容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尤为倾慕，着重“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制订了在中国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25条纲领，号召人民奋起，“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最后，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激昂慷慨的口号表述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诚挚热切的祝愿：

“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吴玉章的这首挽诗，公允地评价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的历史功勋。

④《湖南官报》第204、211、261、325号。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51号。②《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228页。

第一节留学日本第三节为警醒同胞而蹈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