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宣传爱国民主思想

宋教仁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在发动起义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人们的革命情绪。因此，他到东京不久，就为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而积极努力。光绪三十年底（1905年1月），他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并以此作为杂志的名称。他被推为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为建立舆论阵地而整天忙碌。但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埋头为其他杂志撰写稿件。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张罗，《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6月24日）出版，他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本杂志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实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笔，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博得了声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接着，黄兴约集了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以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声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①。似有缓冲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下午，他如约参加了孙中山所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壮大革命的声势，他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发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午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到会者共有100余人。会上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根据黄兴的提议，同盟会同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自己的机关报。可是，就在双方准备交接的时候，刚刚印就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隐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宋教仁向日本有关当局再三交涉，终归无效。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的日常事务。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速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11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

①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2页。

人登上轮船回国，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同盟会本部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主张继续忍辱求学，宋教仁则坚持进行斗争。他和胡瑛等人发起组织联合会，对继续留日斗争的学生统一领导，对归国的学生进行安排，直到他认为“此次风潮……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时①，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决定将联合会解散，二十二日全部复课。

宋教仁认为，革命既要从事破坏，更要进行建设，这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识，所以，他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2月1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准备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但在听课温课之余，他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这不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为他后来规划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势的急剧变化，使宋教仁的攻读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光绪三十二年底（190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委他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如何组织东北的“马侠”，与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的起义遥相呼应问题。在宋教仁看来，这些所谓“马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晓以大义。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决心亲赴东北，去完成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黄兴和孙中山在讨论国旗图案时意见不一致，孙中山坚持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主张采用象征“平均地权”的井字旗。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怒而宣布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同情黄兴，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实因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①。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劝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并赠款5000元；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又赠款1万元。孙中山拨出2000元给《民报》，其余的全部带走作为发动起义的经费。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对孙此举不满，大起风波，宋教仁颇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6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东北“马侠”中担任过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川清一起，乘船离开日本的门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1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他在给大孤山“马侠”首领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招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①李蓬春等把他们邀到山上，表示赞成同盟会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他们准备响应广东的惠州起义，古川清向当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碱厂招兵时

①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10—211页。①《宋教仁集》下册，第563页。①《宋教仁集》下册，第718页。

被捕，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宋教仁逃奔大连。他极力设法营救白逾桓脱险，毫无结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便潜入啸聚于吉林夹皮沟一带的韩登举处，继续活动。

宋教仁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并且得知，日本军国主义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将这个会所伪造的关于延吉地区原属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证据全部拍摄下来，带回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且指出，保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对于巩固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开展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谓“间岛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政府曾经设法用重金收买宋教仁的书稿，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清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由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将宋教仁的书稿索去，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才没有成行。但是，他的《间岛问题》的书稿帮助清廷在对日谈判中获得了胜利，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却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给了清寒的中国留日学生，他对别人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②

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得到清廷的奖赏，引起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怀疑。有的人认为他在勾结清朝官吏，也有人推测他出卖了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于光绪三十四年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他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学生资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费金。日本政府对他大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对他进行多方刁难，他并不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的逐渐涣散，所发动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变得异常忧郁和消沉。他寄情于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钱买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推卸自己所担负的革命责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封闭，他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进行挽救，都没有成功。宣统二年（1910），在谭人凤的劝说之下，他曾两次同化名潜入日本的孙中山商谈整顿党务问题，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他看到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无法取胜，建议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谭人凤出面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诸事，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①经过全面分析，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且提出：应该“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②同上书，第727—728页。①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宋渔父先生遗事》。

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只是由于到会者“咸主急进”，最后才由谭人凤拟出“以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进行方案①。

①《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