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物理学教育

编译出版物理学教科书

随着洋务运动期间及在此之后新式学堂的逐渐建立，对物理学教学用书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中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虽然其原本多为教材，译本有的亦曾被用作教材，但是对于物理学的系统教学却不尽适宜。所以，尽管可用于启蒙与普及物理学知识的书籍的数量很多，但真正用作学校教科书的却并不很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出版的物理学书籍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即以翻译和编纂物理学教科书为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已有多种译自欧美著名教科书的中文物理学教科书问世。比较有名的，如登州文会馆曾先后出版了赫士（WatsonMcMillenHayes，1857—？）和我国学者共同译述的《声学揭要》（1893）、《热学揭要》（1897）和《光学揭要》（1898）。它们所据底本为法国迦诺（AdolpheGanot，1804—1887）著《初等物理学》（ElementdePhysique）的英译本（Ele-mentaryTreatiseonPhysics）第十四版，但中文译本略去了难度较大的章节。这三种物理学书籍与该馆翻译出版的其他学科的书籍一样，有一定的影响。《光学揭要》还是我国最早介绍X光的书籍之一。

二十世纪初，由于教学的需要，翻译出版欧美尤其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的数量骤增，种类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物理学》，该书由饭盛挺造编纂，藤田丰八翻译，王季烈重编。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真正可称之为“物理学”的著作，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物理学教科书。书中明确指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万物，研究方法是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该书在系统阐述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介绍有关著名实验进行和著名定律发现的历史。日本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编纂的教科书，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木村骏吉的《新编小物理学》（1903）、中村清二（1869—1961）的《近世物理学教科书》（1906）、后藤牧太的《新编理化示教》和《物理学初步》（年份待考）、田丸卓郎的《物理学新教科书》（1909）、本多光太郎（1870—1954）的《物理学教科书》（1911）等，都是较好的教材。此外，还有译自日文书籍的数量众多的教科书。事实上，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物理学教科书，大约半数以上是根据日文教科书翻译或编译的。

与此同时，欧美著名的物理学教科书继续被翻译出版。如：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额伏烈特物理学》（1903），原著者埃弗雷特（JosephDavidEverett，1831—1904）是英国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将法国德夏内尔（A.P.Deschanel）著的《初等物理》（TraiteElementairedePhysique）译成英文，中文译本是根据英译修订本翻译的；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力学课编》（1906），译自英国马格纳（PhilipMagina）著的《力学》，原著曾刊行十数次之多，中文译本系译自其1891年第17版，并据其1896年修订本增补而成；还有《初等理化教科书》（1910），原著者之一格雷戈里（R.A.Gregory）是英国天文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著数种物理学教科书。这些都是较好的物理学教科书。

清末，许多程度不等的物理学教科书被翻译出版。这时，我国学者已具

备一定的外语和物理学知识，开始能够独立翻译欧美和日本的物理学书籍，并且能够根据需求进行编著。同时，我国还出现了以编译出版教科书为主的书局或印书馆，有名的像上海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先后编译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如：《蒙学理科教科书》（1902）、《最新理化示教》（1904）、《初等理化教科书》（1904）、《理化示教》（1904）、《格致教科书》（1904）、《物理教科书》（1907）、《物理学讲义》（1908）、《初等物理教科书》（1909）、《中学教科书物理学》（1909）等等，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

清末民初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虽则多数内容浅易，然而它们的翻译或编撰，不仅反映了我国在引进和吸收物理学知识方面的进步，而且奠定了我国近代物理学教育的基础。

课程设置和科系设立

物理学教育是近代科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的发展又有赖于整个近代教育的发展。在我国，正式讲授近代自然科学始于1866年北京京师同文馆中设立的算学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同文馆已设置物理学课程，该馆各科岁考题中有“格物题”或“格物测算题”，也就是物理知识试题。同文馆的格物或格致课程初由总教习丁韪良讲授，《格物入门》即为当时的教材；1879年后由欧礼斐（C.H.Oliver，1857—？）继任教职。京师同文馆作为我国最早开始近代自然科学教育的机构，物理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在全国都有相当影响。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继京师同文馆之后，类似的尚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广州同文馆（1864）。接着又创办了一些军事学校，如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6）、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除主要进行外文或军事技术教育外，同时也讲授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

在官方的支持下，徐寿、傅兰雅等人创建上海格致书院（1876）。书院聘请中外学者授课，并定期举办科学讲演。曾经讲授电学原理等物理学基本知识，并作演示实验。格致书院对我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自十九世纪中期起，西方教会和来华传教士在我国各地陆续开办学校，学校里设有自然科学常识的启蒙教育。像理雅各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就是当时香港英华书院的教科书。教会和传教士办的学校有些还比较著名，如1864年狄考文在山东开设的登州文会馆，该校在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以及在编译教材供教学之用方面，均甚为出色。

以上所述的各类学校，虽然它们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在传

播物理学知识和推动物理学教育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898年北京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大学堂在格致科下设天文、地质、

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六目。不过，京师大学堂的物理学教育，与当时欧美或日本的大学物理学教育相比，尚有相当距离。戊戌变法之后，兴办大、中、小学堂的新政得以保留，物理学和其他学科被正式列为学堂课程。1903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小学设理化课；高等学堂分政艺两科，艺科所设课程中有力学、物性、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等物理学内容。1905年，清政府又明令废除科举，成立学部。新学制的建立使

得各级各类学校有较大发展，物理学知识逐渐正规地在大、中、小学堂得到讲授。

1911年辛亥革命后，近代科学教育在我国开始得到迅速发展。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格致科改为理科，下设物理学等门。1913年，由曾留学美国和德国的夏元瑮（1884—1944）任理科学长。1916年，物理学门第一届学生孙国封、丁绪宝、张崧年毕业，他们是中国物理学专业的首批大学毕业生。1918年，北京大学改物理学门为物理学系。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官办和私办的各级学校数量大增，北京、南京、武昌、广州等地高等师范学堂先后设立数理化部，培养师资，从而为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与提高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早期的物理学留学生

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有学生出国留学攻读物理学。最早的一位是李复几（1885—？），他于1901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先后在英国和德国学习，1907年获德国波恩皇家大学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清代末年，出国学习物理学的还有何育杰（1882—1939，1903年赴英）、张贻惠（1904年赴日）、吴南薰（1905年赴日）、夏元瑮（1906年赴美，1909年转德）、李耀邦（1884—？，1909年赴美）、胡刚复（1892—1966，1909年赴美）、梅贻琦（1889—1962，1909年赴美）等。民国初年，出国学习物理学比较著名的如赵元任（1892—1982，1914年赴美）、颜任光（1888—1968）、李书华（1889—1979，1913年赴法）、饶毓泰（1891—1968，1913年赴美）、孙国封（1890—1936）、丁燮林（1893—1974，1914年赴英）、桂质廷（1895—1961，1914年赴美）、叶企孙（1898—1977，1918年赴美）等。以后，留学人员数量增加很多。

早年留学国外的人员，大都在当时物理学研究的前沿有所建树。1919年以前获博士学位的有：李复几因光谱学的实验研究而成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1907）；李耀邦进行测定电子电荷的实验研究，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4）；胡刚复以X射线的实验研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颜任光研究气体离子的迁移率和气体的粘滞性，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8）；等。留学国外的人员，为在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几乎都是学成之后立即归国，回国后绝大多数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他们以辛勤的工作为近代物理学日后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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