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
- 中国通史 - 白寿彝 >
-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
- 丁编传记 >
- 第九章光绪帝
第五节下诏变法
在光绪帝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并在该约文本上签字的当天，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由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余名举人联名签字的以“拒和、迁都、变法”为主要内容的上清朝皇帝书正式呈递都察院，要求上达光绪帝，是为颇为有名的“公车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用宝为名，拒绝接受这份上书。但上书的内容却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产生了深远影响。“公车上书”活动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6月3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⑤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①。这是光绪帝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透过紫禁城的高高厚墙，在思想上发生接触的开始。当然，在守旧官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这种接触是非常困难的。20余天后，康有为又写下呈光绪帝第四书，先后请都察院、工部等衙门代递，均遭到拒绝，表明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沟通道路障碍重重。
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深深认识到：“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②于是，他把帝党官员视为靠山，同翁同龢联系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向清帝上书时就闻知了他的名字，当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期间，翁同龢作为朝考阅卷大臣，对康有为加意赏拔，使其考中进士。出闱后，康有为拜访了翁同龢，反复向翁同龢讲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绪帝能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翁同龢感到康有为对宫中情况不甚了解，便对他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③临别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两本他自己所写有关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久，康有为又引荐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结识了翁同龢。翁同龢则将帝党官员文廷式、李盛铎、陈炽等人介绍给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这样，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对于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年夏季，《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创刊和强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扩大了变法的宣传，壮大了维新的力量。
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
⑤同上书，第128页。①《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2页。②《戊戌变法》第4册，第131页。③同上书，第132页。
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①，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强占胶州之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五书，痛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要求光绪帝立即变法图存。这次上书又遭顽固大臣阻挠而未递到光绪帝手中。恰在此时，曾三次读过康有为上皇帝书的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为康氏的遭遇鸣不平，请求光绪帝亲自召见他，委以重任。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正式在奏折中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翁同龢也鼓励光绪帝传旨召见康有为。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不料却遭到奕䜣的反对，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一个小臣，只能由大臣问话后传语。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5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②。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①，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②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交，光绪帝既受到康有为等人力言变法图存主张的影响，又目睹这年春季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后列强交迫、国势日蹙的严重状况，决心通过变法维新，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四月十二日（5月31日）恭亲王奕䜣的病逝，给光绪帝提供了一次实施变法的机会。他请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③康有为也致函翁同龢，促其及时策动光绪帝变法，勿失时机。翁同龢便授意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拟“请定国是”的奏折两件，由杨、徐两人分别于四月十三日（6月1日）、二十日（8日）向光绪帝进呈。光绪帝在二十二日（10日）令翁同龢代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经翁同龢一夜的努力，诏书撰就。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告变法。诏书中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①
光绪帝在宣布变法两天之后，又下诏定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召见康有为。慈禧太后却先发制人，迫令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的前一天以翁同
①《戊戌变法》第4册，第132—133页。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18页。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1。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485页。③《戊戌变法》第4册，第143页。①《戊戌变法》第1册，第331页。
龢“揽权狂悖”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常熟原籍。光绪帝在一度“战栗变色”后，仍如期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康有为首先陈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光绪帝表示同意，他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为了减少顽固派的压力与阻挠，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②。召见之后，光绪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康有为充分利用皇帝赋予他的专折奏事之权，不断上奏，提出一系列有关新政的建议。光绪帝从下诏变法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的103天中，先后发布了有关新政的各种诏令达180条左右，其主要涉及的层面和所包括的内容为：第一，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而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派留学生出国等；第二，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军事方面，裁减旧军，训练新式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等；政治方面，改革旧机构，裁撤闲散重叠的衙门，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和学会等。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①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
②《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第15页。①《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①；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迳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9月23日）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
①《戊戌变法》第2册，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