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人权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经集体讨论，由胡适执笔的《我们走那条路》，较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见解。
胡适认为：（1）我们要铲除的是“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2）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3）我们要走的路是“演进的路”，即“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②。这是胡适为首的人权派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胡适把贫、病、愚、贪、乱作为中国社会的病症，加以铲除，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愿望，是应当肯定的。但他公开宣称：“这五大仇敌中，……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①这就背离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是根本错误的。他所谓的“渐进的路”，是点滴改良思想在中国出路问题上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却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心态。
罗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适激进，从他的主张中可以看出：（1）罗隆基探寻中国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寻找中国目前促成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中共缺乏人才和中国在国际上复杂的地位，得出中共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时消灭”的结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的亡国”的前途；为了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国民党要修正党义，放弃一党专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②同时，他从分析“中国共产问题”入手，假借“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十分巧妙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反共之态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却在于主张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2）罗隆基以“剿共”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忠告：“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③呼吁国民党给予更多的“思想自由”。这种呼吁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主张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②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30年4月版。①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②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号，1930年12月版。③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号，1930年12月版。
即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道路。他提出的34条“必争的人权”和“专家政治”，都是把中国引向此路的具体主张。所谓人权运动，是他们为建立这种民治国家而作的一种尝试。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与二十年代初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形态和针对性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此时人权派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也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条道路的企图更为明显，并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具有探索中国出路的明显倾向。人权派的主张当然为国民党独裁政权所反对，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力抨击。